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因为权力一旦变成私有，伴随着权力欲望的无止境，拥有权力的人就会变成奴隶主，就会把天下变成“家天下”，就会把天下人都变成他的奴隶。
而财产一旦变成公有，公地悲剧就无法避免，公共财产就会成为一块人人都觊觎的”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块，最后被人侵吞、攫取、占为己有。
这些话，有些人当然会反对，还会一字一字的反驳，竟然奇葩的拿生命权来举例，说生命权也是一种权力，一旦公有就是在无视人类的生命。又拿空气来举例，说空气也是一种财产，一旦私有也是在无视人类的生存。
首先这句话是一个口号式的总结，讲究的是精炼对仗，不能当成论文那样对待，这句话的全称应该是：公权力不能私有，私人财产不能公有。
更重要的是，那些反对的人举得例子本身，还恰恰说明了这句话的正确性，为什么会这么说？
这句口号据说来自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其实，这句口号是总结提炼的启蒙思想，这个启蒙思想家就是影响力最广的约翰洛克。
洛克认为：每个人都拥有自然权利，人们的责任是保护自己的权利，并且尊重他人的同等权利。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幸福权，就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权利，任何公权力都不能侵犯。
这些权利至高无上，当然谈不上公有不公有，也更谈不上私有不私有，甚至压根儿不在任何法律可以讨论的范围之内。所以拿生存权来举例，本身就是在漠视人类的自然权利。
为什么说这些权利至高无上？
你若问一个律师，人类社会什么法律最大？他可能会不假思索的回答是——宪法，宪法规定的“人的权利”不可动摇。
但你若问一个启蒙思想家，他则会斩钉截铁的告诉你是自然法，自然赋予人的权利才至高无上。
什么是自然法？
在圣经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律师想让耶稣出丑，就问他：哪一条法律最大？
法律成百上千，这个问题就是想让耶稣难堪，但耶稣一点儿也不为难，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意爱你的主，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法律，你要爱你的同胞如同爱你自己一样，这两条法律最重要。
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造物主的法律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
这里就有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思想，也就是正义和权利来源于自然、基于自然，而不是取决于任何人的意见。
这就是自然法的来源。
自然法是永恒的，普遍存在且不可改变，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它都有效。
它不会在罗马是一套规则，在长安又是另一套规则，也不会在今天是一套，在明天又是另一套，更不会对某些人是一套，对某些人又是另一套。它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
它也不会因为人为的立法去改变或者废除，它高于一切人间的立法，人类立法机关的法律要符合自然法才能称之为善法，否则就是恶法。
正如古罗马伟大的哲学家西塞罗所说：人类用立法来抵消它的做法是不正当的，限制它的作用任何时候都不被允许，而要消灭它则更不可能。
自然法，正是这样一种超验的“真正法律”，是人类社会正义与非正义的终极法官。
启蒙运动后，启蒙思想家们认为，社会契约是人类社会为走出自私和残酷的丛林状态，而赋予统治者以管理权的契约，但统治者必须遵守自然法。
换句话说，就是人间的各种形式的立法都不能违背自然法，否则就是一种对人类的灾难，这就是为何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权利，包括了尊重他人经过劳动而获得财产的权利。
但在现实社会中，有不少人总有这么一种想法，认为政府不会害人，政府的法律永远正确、永远英明。
西塞罗则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其中的漏洞，他认为自然法才是评判善法与恶法的标准，因为它象征着人类的自然特性。如果正义的原则不是来自于自然，那么在现实社会中，伪装在一系列伪善道德的言辞之下，侵犯和压榨也都会变成合法。人类历史发展至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因此，认为政府的法律都公正合理的这种想法非常愚蠢。因为历史上很多国家强制推行的法律法规都是有害的，就好比一伙强盗在集会上通过的分赃规则一样。如果一个无知的医生开的药方是致命的毒药，那显然不是好处方。
由于在实践上自然法经常被忽略，所以政府的保护还是必要的，但是政府的统治也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因此所有的政府都只是人民委托的代理人，当代理人背叛了人民，政府理所当然应该被解散。
当立定的法律被违反、或是代理人滥用权力时，一个政府便是背叛了人民，人民便有权再建立一个新政府。
如何判定政府立定的法律是否背叛人民？那就是看其是否违反自然法。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把自然法的内容进行了归结，美国的独立宣言开篇更是重申了它的内容： “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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