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电影审查制度非常严格。电影《芙蓉镇》的编剧、作家阿城曾向自己的父亲请教：为什么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而书就相对好点？他的父亲给出的答案是，电影是唯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唯其能进，所以麻烦。
阿城的父亲是已故电影评论家钟惦斐（fěi）。
钟惦棐，1919年10月3日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几江（今重庆市江津区），年少读书时因家贫失学。1937年3月，参加中共领导的重庆救国会，后赴延安，先后入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校，毕业后留校、于1938年加入中共。
1939年，钟惦斐赴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后历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教师，华北军区抗敌剧社美术队干部。1948年，钟惦棐调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次年调文化部筹建艺术局，此后先后任文化部艺术局干部，中宣部干部，中国影协书记处书记。
钟惦棐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0开始写电影评论，逐渐成为有影响的评论家。1957年被打为右派。平反后，1979年钟惦棐调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中宣部电影指导委员会成员、新闻电影制片厂第二总编辑等。1987年3月20日卒于北京。
那些审查没通过、不被允许公映的电影，一般被称为“禁片”。据说文革十年，审查通过、被允许公映的电影加起来不超过五十部；据说，文革后、之前的一些“禁片”就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但直到今天，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每年的“禁片”还是不少。
文革后最早的、最具争议的、最著名的一部“禁片”是《苦恋》（后来改名为《太阳和人》）。该片剧情改编自作家白桦的小说、是伤痕文学的代表，讲述了一个画家的悲欢离合。
画家从小家境贫寒，但才华满腹，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逃往美洲，成为著名画家；新中国成立后，画家执意回国，“文革”爆发后，一家人惨遭“迫害”，画家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吃生鱼、鼠粮……
最后，雪停天晴，画家的生命之火将熄，用尽最后力气，在雪地里爬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其尸体则成为问号上的最后一点。
影片拍摄时，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派人指令：那个大问号不能拍。经过半天的商量，“问号”改成了“省略号”：最后一枝风中芦苇在太阳的光晕中摇荡，伴随六声强劲的鼓点，六个黑点钉上了银幕……
但影片的争议远远不仅有这么一处。其他的意见还有：氛围过于压抑，不该让主人公在粉碎“四人帮”时死去；片中的台词，“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被解读为对党的歪曲和反对；片尾打出的省略号被解读为，“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
1980年12月23日，白桦在《解放军报》上公开撰文承认：“剧本《苦恋》是不利于人民、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作品。”
说起“禁片”，通常人们的脑海里都会想到的是极端扭曲、或者变态血腥，其实并非如此。一部的被“禁片”也许毫无规律可循，从题材来说，可能会有同性恋、血腥暴力、性等边缘题材，也可能是普通的日常生活。
有知情人士说：“大陆电影审查制度是个公务员内部的制度。它不对公众开放，不像多数法庭审判或价格听证。”参与审查的，往往不止电影局一个部门：比如儿童题材、要请妇联的同志参加，犯罪题材、要请公检法等部门审看……因此，参审者对于一个细节的主观认定，往往就可能就会成为一部片的雷区。
1995年，张艺谋的影片《活着》被禁，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此事、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我个人在制度面前是渺小的，自己也觉得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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