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la｜如此生活三十五年

六四在中国失去的这三十五年历史中，虽然它的中心是空的，但辐射出去是更广阔的天地，是一个正在不断发展中的精神和理想图腾，其内涵变得越来越丰富厚重。



1989年6月4日

实际上我还没有三十五岁，1989 年我也还没出生。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从大明王朝 1566 年就已经活着了，活到今天如行尸走肉。

我们常说中国人没有历史，但往往中国人这个群体身上显现的疲惫与痛苦，又确凿无疑是历史的遗留。

他们能瞬间梦回清朝，满嘴的“我要洋人死”、“八旬老太守国门”、“与小日本不共戴天”，却独独将终于步入现代的部分忘却。

或者这二者本就是相互“成就”的，是种下的因结出的果。

我就在中国著名的社交平台“小红书”上看到，有人将 6.4 期间不允许换头像和背景，当成是全国高考的某种举措，进而合理化它的存在。

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中国的人可能会觉得，六四被遗忘，肯定也有你民众自己的原因在。

但禁令都已经挖空心思到这份上了，几乎是抹除成空白，宁愿退回至清朝、大明王朝 1566 年，宁愿走进历史的死穴，也不要这段企图前进的历史。

民众又能传递什么呢，哪怕是侥幸的亲历者，也只会变成一个整天跟自己儿女说“少在网上发表意见”的人。一代人终将老去。

而相应的，我们更能看懂苏联笑话，也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中国。

很残酷的事实是，没有人需要对审查拥有想象力，我们对万事万物有想象，但唯独不可对审查有想象，因为后者就是为了限制前者而存在的。

那些记录审查的作品，饶有兴味地添加意义，也只不过是对审查的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表现。

但换句话说，除了和审查玩把戏，我们又还能玩些什么呢。

今天早晨醒来，我翻阅了谷歌最先能触及的六四资讯，它们大多由照片和众人的口述记忆构成，最使我感到心痛和愤怒的证词是：

“军队凌晨抵达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名20岁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为躲避枪击，他花了近两个小时才爬出广场。

他说，一路上他看到数百具尸体。士兵对任何站起来或在动的人开枪。

这名学生说，他看到四名女大学生请求军人不要杀她们。他说，其中一名女性抓住军人的腿，军人的回应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军人向其她三人开枪。”

然后我在 X 看到了一些倒地的学生照片，鲜血真的如人们记忆中那样惨烈，雪片般的照片纷扬于中国之外的互联网——我相信六四在中国失去的这三十五年历史中，虽然它的中心是空的，但辐射出去是更广阔的天地，是一个正在不断发展中的精神和理想图腾，其内涵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厚重。

我没有办法在今天诉说“家”，诉说一切“温暖、幸福、束缚、逃离”，虽然它听起来与我的处境如此相似，它可以是我与中国的关系，但我并不想这样缠绵悱恻地重复一种虚假的感情，而导致最终毫无表达，只是落入一种又怨又恨的前现代家国关系——一个需要被反复确认的常识是，家并不是国，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侵入到我的房间里，搜查我的思想。

在那个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家”的房子里，土地是七十年后就要被政府收回的，门即便有锁，也是社区居委会可以任意闯入的，我母亲的女儿们，学过新闻、做过互联网工作，或者毕业后一直在待业，还有需要高考，他们事无巨细地掌握，以便有一天能够加以利用。且就在这过去的三年间，已经无限度地利用过，再也没有交还。

从 6 月 4 日的凌晨开始，我就变成了需要被管控的“海外 IP”，我一张图都发不出来，尽管我已经不打算再测试审查，但它就这样凶狠站在我面前，将赛博空间也圈成自己的领土。

住在香港的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但我也知道，那条可能只有我和她可见，“墙”是如此的冷酷，且如此见效。

而纽约时代广场的看板广告，正在等待当地时间的 6 月 4 日到来，人们将在那里上架台湾，让全世界看见台湾人对于民主的决心。

这声音终于变成歌变成诗
我们就这样
成为一个个活着的诗人
不只是一个个在世的诗人
在今生和今生之后也必须从一个
变成三个、七个和十一个
我们降生
我们逝去这时间的官能即是我们
此刻我们为某人献上的哀悼
与他献给你我的哀悼同在

——【韩】高银《与逝去诗人共度的时光》（节选）
2024 年 6 月 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