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何突然刺激股市？股市与技术创新有何关系？如何促进资本市场繁荣与技术创新？以上述问题为契机，在近期举办的第三期“后海产业创新沙龙”上，智本社社长薛清和作了“大牛市与技术创新”的分享，量子学派创始人兼CEO罗金海则结合对投资的理解，点评了股市情绪、技术进步等议题，现场观众也在沙龙后半段加入了互动，就投资建议、牛市判断、创业机会等方面提出问题。
本文是沙龙互动环节纪实，编者认为，提问者、回答者在确保表达安全的同时，尽可能呈现专业性、技术化的解读，相关表达和关切代表了民间思考的极高水准。
大A进入高手对决阶段，散户最好选择旁观
提问1：我在金融科技行业，我想向社长提问，按目前的行情，投资者应该如何调整他们的组合，以便实现最大化的收益，怎么规避跟识别风险？
薛清和：投美股好回答，A股很难回答，因为本身我离开A股很多年了。后面这个市场如果你不是专业投资者，我的建议是离场，接下来是高手对决的时候，专业投资者看到现在这个市场调整行情是非常兴奋的，流动性大，波动大，板块又轮动，这是他们才能赚到钱的。
普通的投资者还能不能投资？我认为需要回归到哑铃型思维，投资A股，如果你想降低你的风险，那就是哑铃型，后面的市场震动风险会加大，市场板块也在分化，资金会逐渐走向高股息的央国企。因为政府设计这两个工具不是平白无故的，央行出来的钱，不管是货币互换便利还是再贷款也好，它不是买普通股票的，它不会随便用到这个地步，一定是给到保险险资、证券、银行再贷款，它肯定是转到央国企。
因为这是一个思路，今年一直以来很明确的思路，去年开始“中特估”，现在打造央国企估，这里有很多原因，一个是做大国有资产估值的安全边界；另外一个是一定的股权财政的目的。所以这个方向很明确，今年大热的国家队的险资。如果要避险的话，就买这种高股息的。
提问2：我本身是做制造业的，我认真炒股从2009年开始，这一轮我很坚决在国庆前段时间清仓了。但我看到10月8日有很多人进去，因为我家里有很多那些很老的亲戚，90多岁的都很兴奋。我想问，9月30日前那一波，到底是散户多还是机构多？
罗金海：从我的观察来看，真的有一些人听了高层会议之后，就冲进去了。因为他不是相信国家意志，而是相信个人意志，他不是说这个国家经济会变好，他是相信这个国家的经济会变坏，所以才会去买股票。当然，他也不完全是赌，而是看到了这十几年来发生了很多现象，这些人动作很快的，他马上拼尽全力。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反比例函数，它一定是反着来的，这就是他来赌这一波的原因。他不是因为对未来经济会变好，而是担心未来经济会变坏，会看到大洪水的时代马上来临，所以他这个钱不进来就会贬值，所以逼得他没有办法，这样进去的。
外部环境宽松，内部紧张气氛才能消失
主持人：不管国家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实际上会有很多传声筒，比如在抖音上有很多千万粉丝的大V，这些人鼓励很多的散户或者根本没有开户的人去进场，这样的大V有巨大影响力，也不是一两个，数量很多。包括被封号的“泽平宏观”，多年来他也是一直在看多A股，而且给进场上价值，他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
我们今天讨论资本市场和技术创新，我记得金海办公室的书架上摆着一本《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这本身讨论的是国家意志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很显然，并不是国家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那么延伸到资本市场，国家的干预能力到底有多强，尤其是中长期的把控力能有多大？
比如社长说的，国家想要慢牛长牛，能够坚定去支持技术创新。但是“国家这么想”和“能不能做到”这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断裂或者执行上的问题，这是我想问的。
薛清和：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中期，远期我不敢说。中期来讲，假如使用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是可以扭转形势、扭转预期流动性，一定程度上可以熨平这种经济周期的波动。有很多人骂经济学家，但假如实施这些政策，比如支持更多的财政支出的口径，从投资更多的转向居民，这对于消费的提振是非常直接和有效的，就是我们说的发钱。
我觉得发钱至少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迅速可以转化为消费，流动性可以迅速的流动起来；第二是提振预期和信心，中国人某种程度上对政府还有相当大的信仰，政府会给老百姓发钱，这个信心一下子可以回暖。
我们假设，包括我们这次股票政策的刺激，马上大量的资金追进去，刚才蔡总讲到到底是散户还是机构呢？我认为相当一部分是散户，原因有三：
一个是银行存款转证券规模很大，机构不会大规模存款；第二个是我咨询了几家机构的交易员，他们节前基本上是踏空的；第三个是看我写的那几篇预测很准的文章的评论区还是骂我，300条评论我一条都没看出来，全是骂我的，基本上可以看出这些人的态度。他们都认为我故意在唱衰股市，他们都看好的，有人说5000点有人说10000点。
政府的政策只要是实施有力度的逆周期调节，和经济学家的改变政策的方向建议，可以调动居民的资金和信心投入到经济市场中来，这是我的假设。
我最终还要回答你的问题，跟“实际能做到”之间。我的预判是，整体国家的方向政府的方向是不变的，只是在经济到了相当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小幅度的回调。坚持一段时间，它又按照原来的大方向走。所以应该是属于这种有波动。
真的要扭转大形势，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真的要改革和改善国际关系，核心是对美关系。为什么说核心呢？因为只有跟美国改善关系，重新达成稳定的协议和合作，中国对国内的政策才会放松。
不然我们一直很紧张，你外面有老虎，你很紧张，脾气不好就打孩子。家长情绪不稳定，孩子就暴躁，所以家长一开心，孩子就乐翻天，股票就上升，家长脸一沉，股票就暴跌。什么样的家长会带出什么样的孩子，所以要外部环境宽松了，或者比较富足了，工作也顺利了，自然家庭气氛也比较安稳。
加密投资有太多的坑，不建议投资者进入
提问3：我介绍自己一下背景，一开始是媒体人，后来转到房地产行业，现在在金融行业，所以对今天的话题非常关心，我的问题是问罗金海老师：除了现金以外，您怎么看其他方面的投资？
罗金海：我很长时间是在加密这个圈子里的，一开始我有很多理想主义的情怀在里面，但慢慢发现，这里面的坑太多。说实话，我不建议大家加入这个市场。
现在加密世界的首富是赵长鹏，他被罚了大概43亿美金，大概关了6个月。这里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是美国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找到一种方式，怎么从加密这个世界里来把这个钱给吸走，把他们反过来吸引到法币的世界。
这个方式就是我直接罚你，我直接扣你的钱，你的钱哪里来，加密圈子这些人傻乎乎还在认为和自己没关系，其实你想到了没有，他被罚款的每一分钱都是你们这些人掏的？
本来这些人的赚钱方式是刀尖上舔血的方式，既不健康也没有为这个社会确实带来真正的财富，所以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实际上有很多坑，有很多的黑招，你的钱放在里面拿不出来。
我自己没有太多的配置，前些年主要是房子，这几年重点是孩子教育，我会把孩子送到更好的教育机构，我觉得这些投资是最值钱的。大概是这样，谢谢。
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拐点阶段
提问4 ：感谢各位老师的分享，我来自于创投行业，两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社长：1、这些年我发现多了很多新词，包括“耐心资本、新质生产力”这些没有意义的新词。你有没有关注过，历史上有没有哪个国家在某个阶段也会有这样的新词，这是第一个问题。2、您说的三个阶段，按照我们现在的情况看，我们有多大概率能避免进入第三个阶段？
薛清和：我想在一个时代的拐点都会有很多新词，1978年前后有很多新词，但那个新词你会不会觉得它是没有用的？市场经济那时候多少人听过，外汇有几个人听过。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时代的切换，原来高增长的整套逻辑都不太顺了，这时从政府顶层设计的角度来讲或者管理整个官僚体系的角度来说，它需要有些新的顶层设计的口径出来。完全说到没用呢，我倒也不这么认为，就是词本身。
比如我们叫“新旧动能转换”，确实是我们过去的把它理解成资源型数量型的增长方式，过去的这种动力，现在确实是不行了，我们过去大量投房地产、投基建，现在转向新动能，确实需要新产业、新技术，我们现在用了“新质生产力”把它概括了。
我觉得词本身没有褒义贬义，关键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才是关键的，你是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去做，还是集中资源和权力方式去做？这是两回事。股票市场是个典型的，你用真正的注册制，市场化的注册制，股票市场是会繁荣的，会促进金融创新。但如果还是按照我说了算，价格我说了算，或者卖出，能不能达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肯定会有挑战，因为你的新技术不能出来。
能不能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我觉得趋势肯定是往这个方向走，有些能进入，有些不能进入。比如服务消费，从消费的角度来讲，大宗消费时代可能终结的，后面肯定是服务消费。至于服务消费是高质量还是低质量，这是两回事。
我到底是穷游还是富游，像这次国庆出行，五星级酒店价格都是下跌的，免费的景区都是挤爆的，我也是旅游，也是服务消费。但是服务消费可能进不了，但能不能从三个银行间接融资直接进入到投资银行、股债的市场，我觉得这是有难度的。
技术能不能从过去的旧动能进入到所谓的新动能，有些产业是可以的，有些产业是难度很大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这种新的时代的切换，我们如果从产业结构转型的角度来讲难度是非常大的，日本也是经历了几次，不能说完全成功。中国现在不仅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了，涉及到整个经济模式的转变，或者说经济制度的转变，背后还需要国家治理、政治制度的转型做支撑，我觉得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我也看不到多远。
主持人：社长的解读很专业，我想补充一个观察，那就是中国经济有一种“舆论经济学”的存在。我说几个大家很熟悉的句式，“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金融助力实体经济”。你会发现，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背面是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旧质生产力是什么？推动助力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又是什么？
不管是对产业也好、对企业也好，官方在做命名的时候，不自觉在使用一种二元逻辑。二院逻辑的后果就是助推了舆论攻击手的出现，为什么司马南对中国经济这么“重要”，因为如果他向某个企业开炮，指责这个企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就会引发企业的巨大震荡。类似的，某些传统产业被认为是“旧质生产力”，那就很难赢得主流媒体的关注，而像金融、创意、数字科技等产业，因为被扣上“虚拟产业”的帽子，有时候也非常被动。
没有旺盛的消费，中国科技和经济都没有希望
提问5：我是财经媒体记者，在硬科技部门，我想了解一下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预期？
薛清和：我们现在经济面临的问题，是转型国家当中遇到一个很大的坎，10个国家9个失败。很多国家到了中等水平，它的资源红利吃尽了，外资的红利吃尽了，土地资源吃尽了，人口红利吃尽了，要靠自己去上技术，哪有那么容易？技术是个高端竞争的行业，各个领域在全世界里掌握核心技术就那么几个国家、就那么几大公司。就芯片来说，它是全球的产业链，但真正掌握核心技术就那么几家公司、就那么几个国家。
所以到人类最尖端的领域去竞争，这不容易。首先，这可能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有很多民族达不到这个程度，有些能歌善舞的民族去搞娱乐了，中国这个民族追求现实主义，努力赚钱、搞技术，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前提。
第二点，我想表达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消费孕育高科技。如果这个国家消费不繁荣，不可能有内生的高科技。消费代表了你居民很有钱，居民有钱努力消费，你才能够提升消费的福利，进而提升技术。比如眼镜，我就是一个很挑剔的眼镜消费者，我要求你的玻璃水平很高，你的光学技术一定要很好。我们最顶尖的芯片一半左右都是消费供给，这很重要。所以有强大的内需和消费是我们经济内生和自主创新的基本动力、根本动力，我说自主创新不是不跟国外合作。
第三个，发达的金融市场很重要。为什么最近50年的创新基本上都在美国？1970年以来的创新，信息技术时代，为什么是美国引领的？跟美国的金融市场，纳斯达克以科技为融资的市场有关系。日本错过了，欧洲也错过了，美国除了集合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和公司，还有金融资本，这背后是是什么？是制度，人才与资本都靠制度来吸纳。
今年的经济学诺奖得主，论证了制度决定技术创新。但我不完全认同这个观点，我认为制度为技术创新创造条件，但技术创新是来自于很多条件的，制度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讲中等收入陷阱是技术陷阱，更是制度陷阱，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还能重回高增长时代吗？
提问6：我是1999年出生的，今年研究生毕业，理工科专业，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些90后甚至00后面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的职业应该做怎样的选择。
薛清和：从你个人角度来看，我反而觉得结果是你们理工科的时代，是文科糟糕的时代。因为现在国家全力搞技术，我们先不要判断这种技术投入能维持多长时间，它能不能成，但你们能挣到钱，这是很重要的。
这些年，不管是国有的还是市场上的，真有一些搞技术的，我的很多朋友是搞技术的，他们是挣到钱的。在深圳做储能的、做芯片的，都有相当多人挣到钱了。当然这里也有巨大风险，因为这毕竟是国家行为。如果你作为个人职业发展，我觉得是比较好，是属于你们的时代。如果是你们去创业和做生意，要注意国家行为背后的市场风险。所以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讲，不至于太悲观。谢谢。
提问7：我是互联网产品经理，我的问题是，未来中国有没有可能还有像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机会，或者这样的机会需要哪些条件？以及未来几年重新有没有可能回到高增长时代？
薛清和：正常情况下，重回高增长的机会没有了。创新运动的前提，首先是宽松的制度环境，然后才有舆论环境，刚才主持人讲到舆论对经济的影响，舆论背后是国家意志，因为国家意志，舆论才有这样的导向，司马南才选这样。人家说把司马南号被封了，可能短期内预期市场会兴奋一下，但如果国家意志没有改变，又会出第二个司马南。最后国家意志转变了，司马南就会打趴下了。
第二，确实跟海外的市场美国的关系要不断的改善，这个我前面说过了，这里不继续说了。
第三，该开放的已经开放了，剩下的东西开放红利、改革红利消失之后还需要改，国央企有一筐土地得放出来，大家去投资，才有新的机会。要不然我们现在国央企收红利，民营企业哪个领域都卷，你就很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后面到底有没有？通常情况下没有，但有一种特殊情况下或许有。假如跟美国的关系稳定了，人工智能革命又来了第二个更高的高潮，技术革命可能会给我们引来的更多增长机会。
罗金海：因为我本质上也是产品经理，现在互联网肯定也躲不过捕捉洞察人性，但我觉得有一个方向是可能的，就是基于量化模型，未来的产品经理是什么样子，它一定有更多产品的可能性，这里面我觉得太多相关联，这个产品经理是一直会延续下去的，这方面我觉得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谢谢。
主持人：在主分享阶段，社长和金海都提到了今年的诺贝尔奖情况，我想在沙龙最后用一个小故事来结尾。我平时喜欢打台球，有一帮球友，前几天打球的时候，一个球友很高兴地和我说，自己听过今年物理学奖得主辛顿的课。因为他是在多伦多大学拿的计算机硕士，然后回到国内，在微信做程序员。
我当时还挺感慨，因为一下子觉得自己和诺奖得主贴这么近，而且不是通过学术网络，是一个运动社交网络。这说明中美之间的技术人才交流还在进行，这是令人欣慰的一种状态，也希望这样的交流不会被暂停，能一直保持乃至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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