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导演周浩经过一个朋友介绍，在一个饭局上认识了时任信阳市委兼固始县委书记的郭永昌。席间彼此相谈甚欢，周浩便试着提出一个请求：能否借此机会，拍一部纪录中国官员日常工作生活的纪录片，以便于让外界可以了解中国底层官场的真实形态？原本以为对方会婉言谢绝，没想到郭永昌竟然很爽快得答应了下来。
饭局结束后的两周，周浩接到了郭永昌的电话，对方告知他，三个月后自己将会调任其他岗位，所以拍摄纪录片要抓紧进行。以现在的角度来看，郭永昌之所以敢于答应周浩的全程跟拍要求，说明他对于自己的工作能力，包括政绩都有足够的自信。更有人认为，官场上有些人喜欢为自己立碑，有些人喜欢为自己出书立传，而郭永昌则是想要通过一部纪录片，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无论何种原因，此时的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部纪录片，最终暴露了他收受贿赂的罪行，留给后世无尽的遐想与讽刺。这部纪录片有相当一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描述郭永昌参加辖区内招商引资谈判、剪彩接风、处理社会棘手问题的画面。
与新闻上展现的领导官员正襟危坐，一丝不苟不同，身为一县之长的郭永昌，仿佛就像是一个商人一般，每天晚上主要的工作就是应酬，往返于各种宴会、KTV每天喝得烂醉如泥才会沉沉入睡。就在他离任之前的最后几天，依旧是每天酒杯不离手。然而，白天的郭永昌却如同换了一个人一般，他开始变得极为务实，在县委大会上，他明确表示，公务员的干部支出太高，“有些人喝酒要喝茅台五粮液，抽烟要抽中华，这样的要求太高了，一定要控制”。
回到办公室郭永昌接待了一个申请，批地皮的地产商提出，想要在固始县修建一座26层的大厦，未来这座大厦将成为固始县的地标性建筑，要知道，当时信阳市的最高楼仅仅只有30层，固始县建26层高楼已经是一个非常亮眼的做法。然而，郭永昌对于这位地产老板的提议似乎并不十分满意。他轻描淡写表示，建议他建一座33层楼高的大厦，取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叫做生生大厦，也算是圆他一个梦。对于县委书记这样的要求，地产老板没有拒绝的理由。
在纪录片中，郭书记不仅有这样的大手笔，也会处理一些日常小事。送走了开发商，郭书记的办公室又迎来一个农户。
此前，这个农户给郭永昌写了六封书信，不仅强烈表示自己的不满，还痛骂了郭永昌。理由是在固始县的拆迁中他的房子没有了，而且自己全家没有谋生的手段，日子过得艰难。让拍摄者周浩没有想到的是，郭永昌见到这个农户，表现得就像是一个电视剧里的村长，没有盛气凌人，而是以平心静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如同拉家常一般，提出自己可以借给农户五万块钱，用来搞生猪养殖。因为当时正值年关将近，是生猪价格较低的时候，五万块钱可以买不少的猪苗，养一年的时间，这批猪就到了出栏的时候，假如赚了钱，可以把五万块钱还给他，假如没有赚钱，自己可以再借给农户10万元继续养猪。或许农户自己也没有想到，“县太爷”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他和其他走进县委书记办公室的人一样，心满意足离开了。
紧接着，纪录片出现的两股人群，彻底改变了此前的和谐氛围。最开始是一个外商，希望能够在固始县投资建厂，不过当即遭到了郭书记的拒绝。因为，这家外商之前就建了一个工厂，县委不仅批给土地，还给了优惠电价，结果工厂没有效益，更没有解决当地人的就业问题。郭永昌当即严厉表示，外商需要拿出自己企业能够盈利且带动当地就业的方案和证明，否则今后这家外商，不允许在固始县投资建厂。送走这个外商，纪录片的镜头又迎来一群民工，他们因包工头没有发工资，群情激愤下围堵在了县委大院门口。这些民工正是在县委名下的工程干完活，没有拿到工钱，这个状况明显出乎郭永昌的意料之外。就在不久之前，一个包工头曾经找到了他的办公室，宣称自己要给农民工发工资，郭永昌大手一挥让财政拨款四百万，支付了工程款，如今民工却宣称没有拿到工资。
因为郭永昌当时有工作要处理，他与这些农民工约定，下午三点在县委见面，专门解决此事。随后便马不停蹄，直奔一场宴会的应酬当中。毫无疑问到了下午时，这些农民工兴高采烈离开了县委大院。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对外地夫妻到固始县开了一家饭馆，属于是无证经营。但是，他们已经提请申办证照，就在证件办下来的时候，收到了工商部门两万元的罚单。夫妻二人不服，找到了郭永昌，工商部门的负责人强调，他们完全按照规章制度办事，面对这个问题，郭永昌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他认为“人家外地人到固始创业做生意，不能寒了人家的心，但是有错要罚，两万块罚款减免成一千，意思一下算了”。
毫无疑问，就算后来郭永昌深陷囹圄，这些受到过他关照恩惠的平民百姓，依旧会念着这位县太爷的好。
在郭永昌执政固始县期间，当地的犯罪率从全省最高，一跃下降到了全省最低，公安干警的数量迅速减少，信访以及越级上访的事件越来越少，
然而在他任期内，曾经向群众承诺的高铁、机场，随着他的离任，至今没有落成，他自己也因为这段纪录片过程中，被无意中录制到的受贿影响，时隔一年之后遭遇双规，被判刑7年，经过两次减刑之后，郭永昌在2014年出狱。
在这部名为《书记》的纪录片中，有一个片段极度深刻。当时，身为县委书记的郭永昌为了招待来自台湾的投资商，他先是演唱了一首陕北红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而身为客人的台湾投资商，也唱了一首《一样的月光》，后者还邀请郭书记共同演唱，一时间两人的歌声彼此呼应，气氛何其融洽。这个片段以赤裸裸的表现方式，演绎出了权力与资本的共舞，极为荒诞却又无比真实，或许那个晚上，很多歌舞台同样会上演类似的画面。正是源于郭永昌对于本人能力和工作政绩的自信，让后世能够有幸看到这部几乎不可能诞生的纪录片。
其实，一部好的纪录片并不是为了真正去解决什么问题，而是要以最真实的视角记录问题，站在客观中性的角度，向观众呈现出最原汁原味的内容。
就如同这部纪录片中的主角郭永昌一样，他一方面竭力推行自己的治理主张，切实解决农民工底层群众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他也狂热追求政绩工程，为了一己私利贪污受贿，一个官员的正反两面性在一个人身上同时体现，带给普通观众的震撼，绝对是无与伦比。
郭永昌以及他为主角的这部纪录片，被誉为是体制内年轻人必观电影。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郭永昌的经历，依旧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我们该如何看待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阵痛，经济发展与政治生态如何共生共存，才是留给今天所有人深刻思考的话题，至于郭书记的功过是非，多年之后，历史总是应该给一个客观的评价。
在这部书记纪录片片中,中国被划分为34个省级行政区域，它们是又由大约1500多个县组成。
近年来，中国内陆的官员，大都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怎么吸引投资，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化解因社会发展而滋生出的各种社会矛盾。
本片讲述了一位即将离任的县委书记，在离任前三个月内发生的故事。
周浩，曾经服务于新华社、《南方周末》等媒体，现为独立纪录片导演。作品《厚街》2003年获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新人奖”，作品《高三》2006年获第三十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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