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怎么看待某公司侵吞国有资产，我回答说绳之以法，他很高兴，并说自己永远支持某大V斗士。

我接着问他，如果吸白粉的判10年，那卖白粉的是不是该判死刑？

他没有回答，还拉黑了我。

看来他也知道：国有资产的流失，根源在卖、而不是买，甚至针对公有财产的私有化问题，卖方要罪加一等。

买卖同罪，这是文明的底线，但不是无耻的红线。

那位网友不接受这一底线的原因，无非有二，第一他不是买方，没有捡到便宜；第二他是卖方的一员，感觉自己当初卖的有些亏，只够自己在美国买6套房，所以现在只想处理买方，最好是零成本收回来，让自己再卖一次。

还有人问怎么看待民营企业不遵守劳动法，我回答说绳之以法，他也很高兴说资本家都该死，他也是某大V斗士的铁粉。

我接着问他，为什么交通法贯彻的很到位，而劳动法却成了一纸空文？选择性执法是不是罪加一等?

他没有回答，也拉黑了我。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是文明的底线，但不是人治的红线。

如此还有很多问题。

如今的公共领域，左还是右，计划还是市场，内循环还是外循环，战争还是和平，喧嚣依旧、热闹如常。

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所以在争论这些话题之前，需要明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就是争论的双方，有没有一个共识，也就是双方都同意遵守的底线。

就像前面的两个人，都不认可买卖同罪的文明底线，也不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文明准则，他们只想披着大公无私的羊皮，干着狼狈为奸的勾当，还要当高高在上的道德表演家，那继续与他争论则毫无意义。

比如说：福利与自由哪个重要，不同的人当然会有不同的优先级。

左派的人认为，英美的自由主义，会损害平等的理念；右派的人则认为，北欧的高福利政策，会限制自由与效率。

最好的状态，当然是享受北欧高福利的同时，拥有英美的自由。最差的状态，当然就是英美的福利和北欧的自由。

这个最差的状态，就是文明的底线。因为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会支持那种既没有福利，也没有自由的政策。

所以那些反对这个底线的人，只不过是在反对别人享受福利与自由罢了。就像古代的皇亲国戚，只会想着自己的特权与富贵，怎么可能把这些自由与福利拿给普罗大众。

还比如说：要大政府还是要小政府。左派认为，政府应该把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普罗大众愚蠢至极，只需要按照政府的计划活着即可。右派则认为政府只能负责外交、军事、铸币等等有限的事情，其余的事情，则不能擅自作主替普罗大众决策。

最典型的是北宋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主张朝廷要管控所有经济、照顾穷人；而司马光则主张朝廷不与民争利，要与民休息。

但问题是，双方的政策主张都没有经过民众的授权。王安石只知道扩大朝廷的权力，而不落实朝廷的责任；司马光只知道推卸朝廷的责任，而不限制朝廷的滥权。

王安石掌权时，北宋朝廷出台了无数的管控制度，百姓种田都要等待命令；司马光掌权时，北宋朝廷则对豪门官商大开方便之门，百姓的土地被兼并殆尽。结果就是：王安石严格限制了民间经济的发展，而官品之家却享受到了司马光的自由发展。

随着王与马的轮流掌权，北宋朝廷的权力在不断扩大，但承担的责任却不断缩小。这两种政策在北宋轮番上场，王安石没有搞成福利国家，更没有照顾穷人，司马光没有搞成自由市场，还让特权兼并了大量的土地。

北宋朝廷在“王与马”的轮流坐庄之中，成了原始积累之泵，以不受制约的权力为马达，一头把百姓的个人财产泵进朝廷，一头又把朝廷的国有财产泵进私囊。

所以，如果不把政府的权力与责任分开描述清楚的话，这种大政府和小政府的争论，往往是鸡同鸭讲。

我们当然可以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大的政府，也可以主张一个权力小责任也小的政府。但权力要与责任挂钩，权力很小而责任很大的政府不可能维持的长久，权力很大而责任很小的政府更是荒诞无比。我们要的是权责对应的契约性政府，我们不会接受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责任小到不可追问的政府，这就是文明的底线。

按照这样的底线逻辑，我们还可以推出如下结论：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强制性的化公为私；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强制性的化私为公；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不公正的伪竞争；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反竞争的伪公正。

所以很多舆论场上的大问题，从大处看是从臣民国家走向公民国家的问题，是从依附关系走向契约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市场化与宪政化的问题。

从小处讲，就是找到一条既没有权贵私有化，也没有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起点平等、规则平等、公平竞争的道路。

在种种的争论中，秉持不同理念的双方，应该先在一些底线问题上达成一致，也就是需要一些共同的底线。只有基于这些底线，争论与讨论才有价值，否则争论的只是生意、代表的只是私心。

世界上可能没有满分的作业，但有高分的作业。不能因为大家都没有满分，就可以随便的不及格，甚至嘲笑那些高分的同学。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及格，因为及格线代表的是文明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