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一种40年前诞生的病毒,艾滋病毒。因为过几天,也就是12月1日,就是国际艾滋病日。恰好这两天刚看了一部宝藏剧,关于艾滋病的——《零号病人》Нулевой пациент 艾滋病,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截至最新统计,我国现存艾滋病感染者,共计57.7万人,约每万人中6例。但,相关的国产影视却少之又少。11年前,顾长卫导演的《最爱》上映。这部由章子怡与郭富城等主演的国产电影,在当时颇有话题性。它难能可贵地将 「艾滋村」群像搬上了银幕。 遗憾的是,我们看的其实是个删减版。原版中的49分钟,消失了。 而就在不久前,一部现象级俄剧在海外热议。它讲述的同样是艾滋病引发的一场灾难。尺度触目惊心,将人性之恶揭得一丝不挂。看似只说了艾滋,却又不只是艾滋。看似说的是34年前,又好像是在说今天。豆瓣评分8.7,还在悄悄上涨,绝对宝藏。 1988年,苏联的一家儿童医院。一名半岁的婴儿,死在了手术台上。主刀医生基尔桑,感到无比困惑。手术全程,自己没有半点失误,却无法救下孩子。 但,来不及伤感。很快他就发现,医院里其他孩子也出现了相同的病症:化脓性脓毒症,且免疫力急剧下降。 对照多个病例,并参考国外资料,基尔桑产生了一个可怕的猜测——这些孩子,很可能感染了艾滋病。他立即上报院长。结果,却遭到狠狠的嘲笑。 儿童医院里,怎么可能流行艾滋病?况且,苏联卫生部长不久前才发表了讲话。他说,艾滋病是一种「西方病」,由恶劣的生活习惯造成。感染者,都是些流浪汉、瘾君子、妓女、同性恋……而在苏联,没有这些人。「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会滋生这些资本主义恶习 」 部长这么说,有他的底气。1981年,第一例艾滋病患于美国被发现。此后数年间,感染人数不断飙升。至1988年,已有超过500万艾滋病患者。而苏联的本土确诊病例,是0。「我国记录在案的病例,全是外国人。 」 因此,在院长看来,基尔桑的推论很荒谬,是为自己手术的失误找借口。他态度强硬,不准再提。基尔桑只好自作主张,将患者的血样寄往了莫斯科的艾滋病科研所。检测结果,印证了他的猜测。「她的艾滋病检测结果呈阳性。 」 而在莫斯科的一家研究所内。专家冈察洛夫,同样在为一例病患伤神。 患病的是一名退伍翻译兵。在泰国服役期间,他突然 发烧、失眠、腹泻。回国后,腹股沟又长满皮疹,淋巴细胞是正常的两倍。直到患上卡波西式肉瘤(艾滋病的一种并发症),才被送到研究所。HIV检测结果,是阳性。 据翻译兵交代,在泰国期间,他曾与不少当地人发生过性行为,且未采取安全措施。更要命的是,他在 军营中也有不少性伴侣。经过一系列的走访、筛查,冈察洛夫有了初步感染人数,可能超过一百人。两个地方同时出现病例。一旦蔓延开来,将波及苏联全境的2.5亿人。 当务之急,必须找到传染源,也就是零号病人。并追踪传播链,隔离感染者,对他们进行治疗。 在国产片《最爱》中,琴琴与得意的爱情线贯穿始终。一个,为了买一瓶城里的洗发水,去卖血,患上艾滋病。一个,也在想方设法卖血赚钱,也没能躲过。他们都被各自的丈夫与妻子,第一时间抛弃。两人的结合,就像是残忍人性面前,最后的浪漫。 而《零号病人》,则生猛直接地揭露了大疫之下的众生相。并揭露出背后的推手。首先,是傲慢。当专家来到军营调查病源时,就碰了壁。苏联军官目光如炬,坚决否认。「我们这里有男同、基佬、变态吗? 」 台下的多名士兵,眼神躲闪,不敢承认。军官对着冈察洛夫一声冷笑,下了逐客令。 其次,是暴力。儿童医院所在的城市,艾滋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地工头,召集了大批人马,将医院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担心自家孩子也会被传染。于是要强拆医院,把患病的孩子们全部赶走。 更多的,是恐惧。然而,恐惧的却并非疾病本身。在病毒排查过程中,开头死去婴儿的母亲,同样确诊了艾滋病。丈夫第一时间是大发雷霆。相较于病毒,他更恐惧妻子的不忠。「我们已经半年没睡过了,她又是从哪得的病?」 医院里,有一个意外患病的女孩。她不敢回家,怕被父亲打死。因为在父亲的观念里,这无异于宣判她是「荡妇」。 如此偏见,是疾病被不断妖魔化后的产物。《疾病的隐喻》中,有这样一句话。「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 」 而苏联官方,就是 「妖魔化」最大的推手。1988年,时值冷战末期。剑拔弩张的军备竞赛外,少不了舆论战。艾滋病在美国的发现,给了苏联方面把柄。很快,这一疾病成了西方国家特有的堕落病。 这番骂战,当然不仅是说给大洋彼岸听的,在国内也循环播放。在经历了阿富汗战争的失利后,苏联国内矛盾重重。经济不景气,改革受挫,各地区纷纷闹起独立。于是,艾滋病成了美帝国主义的「破坏武器」。宣传之下,又是众志成城,同仇敌忾。 可如今,艾滋病在国内蔓延。一旦报道,无异于自扇耳光。因此,必须保密。 报纸被撤下,记者被殴打并拘留。对外的口径高度统一。「由于技术故障,今天没出刊」 所有指出真相的人,都被划为危言耸听者。甚至是叛国者。 但,事实是无法掩盖的。隐秘的性行为,令病毒的传播变得不可控。深夜里,处处可见幽会的人们。 嫖娼,更是处处有门道。在车站,应召女们三五成群,专挑出手阔绰的跨国商人。只要多加点钱,就可以不戴套。 公众谈性色变。学校里也没有性教育课程,女孩们看到解剖图,都会偷笑。对于艾滋病,更是一无所知。 但,色情电影倒是风靡全国。「风靡各种沙龙的色情影片,灌输的都是不正确的性教育。 」 与此同时,针对艾滋病的医疗体系却非常薄弱。全国关于艾滋病的研究中心,却只有5所。有的科室里,甚至只有一名护士。一旦病毒爆发,光是检测排查,就足以令医疗系统陷入瘫痪。 《零号病人》中,有一最吊诡之处。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正当的理由。调查团中,有一位克格勃特工。他盘查着所有报告,把控着所有人的口风。入住旅店,他从不花钱。亮一亮克格勃的证件,前台立马乖乖开卡。 面对报道真相的记者,他言之凿凿。认定其心可诛,奉劝要顾全大局。「你不觉得这是一种挑衅吗?」 调查发现,儿童医院内艾滋病的爆发,源于医院严重违反规定。抽血的针头、针管,都极有可能携带病毒。医院只换针头,却从不更换针管。而这仅仅是苏联成千上万家医院的缩影。 院长大发雷霆。不是因为违规操作。而是指责基尔桑泄露消息,将整座医院陷于不利。甚至,损害了整个医疗系统的名誉。 相似的话语,冈察洛夫的父亲也曾劝说。他是卫生部的高管,熟稔于官场之道。「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彰显他们在这里的权利。」 在后续调查中,冈察洛夫推测出艾滋病爆发的另一种可能——卫生部下发的免疫球蛋白,本身就携带了HIV病毒。但,没等他展开调查,所有的免疫球蛋白都被焚毁。下令的,正是他的父亲。父亲给出的解释,苍白而可笑。「我怕有罪。」 在他的观念里,自己这枚螺丝钉,千万不能出岔子。整个官僚机器,必须稳步向好。一旦查明真相,戈尔巴乔夫就会揪住卫生部门不放,责令改革。体系崩溃,国家陷入动荡。「你知道这里杀人最多的是谁吗?」「是那些希望这个国家一切顺利的人。」 最终,位卑言轻的基尔桑,不得不选择沉默自保。专家冈察洛夫,也只能妥协。在中央的授意下,他坐到全国直播的镜头前。西装革履,将头发打理得一丝不乱。他没有提出对免疫球蛋白的质疑,而是全部归于埃利斯塔儿童医院的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 他曾鄙视克格勃特工,瞧不起自己的父亲。直到他感受到大环境的重压,也变成了同流者。「我更像一个浮标,随波摆动,不会游泳。」 三年后,苏联解体了。真正毁灭这个国家的凶手,众说纷纭。正如这段鲜为人知的儿童医院艾滋病事件。真相,永远被尘封在了历史中。直至今日,肇事者不详。 感染者本人呢?共75名儿童,4名成人,被转运到了偏僻的远方。孩童不懂问题的严重性,继续嬉笑打闹。他们捡起石子,掷向结冰的湖面。在黑暗中,投石问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