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缕好像有点板结了，”小伟盘着大圆床周遭的流苏，有些木讷地说道。我说，“你先去洗澡吧，就不一起洗了。”然后我环顾四周，凝视着床头柜上的陌生器具，不禁开始思考今夜究竟会发生什么。也许床头那粉色的灯光会给我答案，也许我本身就是那个答案。
 


小伟洗澡很快，他从浴室出来时，我正在给助理发消息。我抬头，见他浑身都在淌水，水滴将地毯晕出一连串暗红色的涟漪，波纹在地板蔓延，爬上床单，爬上床头，爬到了我的脸、我的眼睛、我的额头和我的发梢。小伟朝着床走来，他的局促和恐惧也是我的局促和恐惧。我挪动屁股，让了个位置给他，并指着他说，你赶紧把内裤穿上。他用浴巾擦了擦头，然后胡乱裹住了下半身，坐下，说，“这个房间好像不太对劲。”我说，对，这是情趣房。他说，你为什么要订情趣房？我说，是助理订错了。他说，看来这是一个难熬的夜晚。
 

我们躺在同一张床上。他说，你说，到底是什么人才需要这样一种情趣房？我说，肯定不是年轻的情侣。年轻人，干柴烈火，眼里都是爱，仿佛只要盯着对方的眼睛，就能引燃一场山火。大白天牵一个手，丹田就要膨胀，情迷意乱，像破茧的日出。小伟点头，说，“对，年轻人的爱情是坦荡的奔流，他们可以在钟点房飞翔。开情趣房，对他们来讲，反而是一种耻辱。”我说，就像吃药。他说，就像吃药。
 

“或许我们今晚可以探讨一下爱情，”小伟讲道，“探讨，然后写下来。”我说，爱情已经被南美人写到头了。他回答，但爱情本身没有尽头，不是吗？小伟起身，将电视机打开，此时电视正播放一部名不见经传的武打片。片子里，男主角被黑衣人砍了一刀，于是大喊：啊！
 

小伟说，我当时也是这样叫的，啊。我说，15年在铁岭被砍那次？他说，不，多年以前，我在广东打工的时候。他扯过被子的一角，盖住下腹部，好像是要掩盖什么，然后说，“我当时在广东谈了一个对象。是在厂里认识的。我一看到她，就想回家拿户口本。于是我对自己说，勇敢一次。”我说，“然后呢？”“然后，”他说，“然后我托人送了她一本书。”
 

双人床的正上方悬挂着一块镜子，留存着我与小伟无比真实的幻象。我通过镜子看见了小伟跳动的嘴唇，他好想是在说些什么，但我没听清。我忽然觉得这面镜子是一个晦涩的迷宫，躲藏了无数人的爱恨与灵肉。而此时，小伟是入口，我是出口。他说：“……她笑了，然后我又开始跟她谈论海德格尔。”我敷衍地说，“一个德国人的儿子。”
 

小伟又说了很多。他说他跟那女的一起看电影，看完就在厕所门口甩舌吻。然后他们在网吧玩劲舞团，他用大喇叭在公屏刷我爱你。他们还在下午五点半的街边，一起蹲着抽玉溪，直到路灯一个接一个亮起。我说，这个故事没有好结局。他说，对，但我并不后悔。我说，后来发生了什么？他说，你要听吗？没人愿意听一个普通人的爱情故事。我说，继续。
 

小伟说，“我们谈了两年。我们接吻，但仅限于接吻。我们拥抱，但止步于拥抱。我们在出租屋看风声跟亮剑，然后和衣而睡。她手上有一块老茧，于是我也有。”我起身，将枕头调整至令人舒服的角度，然后问他，“为什么？”“尊重，”小伟用一种异常诚恳，诚恳地像招供的敌特分子的语气说道，“我尊重她。”
 

小伟说，但她后来准备回四川发展。临行之前，他们在大排档喝到大醉，然后住进了车站旁的宾馆。走廊尽头的房间有人打麻将，好像是黑赌场。隔壁房间有人放肆嚎叫，大概是一对情侣。而电梯口，蹲着一位失神的中年女人。“在房间里，她说，最后一个夜晚，不如我们结合吧，”小伟说，“她边说边脱，那时我才知道，尽管我多次自诩浪子，但我仍是爱情的孤儿，面对即将到来的母体，我开始感到不安。”
 

我说，因为紧张，所以你就开始喊叫，你大喊，啊，然后落荒而逃。他说，不，你猜我看到了什么？我说，比你还大？他说，好像没有我大，但依旧很大。这句话像一锤定音的法官，强迫我们各自安静了下来。电视机里依然在放那个武打片，主角对一个和尚说，“承让了。”
 

过了十分钟，也许是十五分钟，我说，他叫什么名字。小伟说，姓很罕见，她姓鞠，名安红。他侧过身，露出背上纹的名字。我说，“不是每个扎西都能找到自己的卓玛，也许你的意中人是个达娃。这是正常的。”
 

小伟没有说话。他躺在床上，目光空洞，他不再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才子。一只飞虫在他头顶盘旋。我以为他死了。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放歌，不知道是什么歌，但我记得歌手这样在唱：“动了情的痞子，真的连刀都握不稳。”我掏出手机，给鞠安红发了条短信：这是一个多么无聊的秋天。我说，不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