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因为不满当朝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权知开封府范仲淹给仁宗上了一张《百官升迁次序图》，将朝廷重要岗位的大臣的履历和升迁过程全部标识出来，然后给仁宗一一剖析，哪些升迁途径是不公的，哪些升迁过程是违规的，然后劝仁宗，不要把所有的人事权都交给宰相。
这样旗帜鲜明的行为，彻底惹毛了位高权重的吕夷简。
两人开始各自上书在仁宗面前辩论，很快，仁宗就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保全吕夷简，牺牲范仲淹。原因很简单，吕夷简有两件事办得特别符合仁宗的心意。
第一件是明道元年（1032年）仁宗生母李宸妃去世以后，刘太后本来想用普通宫女的规格给她下葬，但是吕夷简坚持要用皇后的规格下葬。
第二件是明道二年十二月（1034年初）仁宗废掉刘太后给她指定的郭皇后的时候，无数大臣反对，但是吕夷简坚定地站在了仁宗的这一边。
仁宗对吕夷简宠信到什么程度呢？吕夷简生病以后，仁宗把自己的胡子剪下来当成药引子送到吕家给他治病（后来这个情节似乎被化用到《杨家将演义》里去了，记不太清了）。
随后，仁宗和吕夷简对范仲淹的处理意见下来了：范仲淹讥讽大臣，贬去饶州当知州。
听到胜利风声的吕夷简心花怒放，准备将范仲淹的残余势力一网打尽，于是命令
殿中侍御史韩渎上书，要求惩治范仲淹的朋党，然后将这一封奏折在朝廷张榜公示，要求以此整风。现在，朝廷里所有的官员都看出来，吕夷简要赢了，范仲淹要倒霉了。怎么站队，是非常明显的事情了。
站在吕夷简这边鼓吹，可以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站在旁边不说话，可以保持原位不动；帮范仲淹说话，那就是妥妥的自找霉头，嫌自己工作太好了，非要给自己找罪受。
但是依然有不少人选择站在范仲淹这一边。
第一个站出来的铁脑袋是集贤校理余靖。他上书说：“范仲淹上书是按照朝廷的正常流程走的，陛下要是觉得他说得好你就听两句，觉得他说得不好你就不听，怎么可能以此来定罪呢？陛下亲政以后，多次贬斥上书言事者，长此以往，会钳天下之口的！”
仁宗不听，将余靖贬到筠州（今江西高安）监酒税。
余靖倒霉之后，第二个铁脑袋站出来了，他是太子中允尹洙。尹洙上书说：“范仲淹为人忠亮，跟我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既然朝廷要整治范仲淹的朋党，那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怎么逃不掉的。”
吕夷简想不到还有这种自首的人，大怒，将尹洙发配到唐州（今河南泌阳）监酒税。
随后宋仁宗下了一道诏令，禁止百官越职言事，也就是说，只能由谏官来说这事儿。
眼看着连续折了两个人，上书途径也堵死了，第三个铁脑袋站了出来，他就是当时还是馆阁校勘的欧阳修。欧阳修发现这事儿不能硬着脑袋上，于是就去找知谏院高若讷，想让他去想想办法救范仲淹。但是高若讷也站在了吕夷简一边，认为范仲淹该被贬。
欧阳修怒了，写了一封信斥责高若讷：“范仲淹的为人和学问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他被权臣陷害，你身为谏官的老大，不但不出来主持公道，反而觉得他是错的。你现在居然还敢光明正大地出入朝廷、面见士大夫，简直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从现在开始，我就知道你称不上君子了，只能是一个小人。”
这封信骂得如此之狠，以至于高若讷也受不了，于是转身就把这封信交给了仁宗。仁宗也不含糊，把欧阳修贬到了夷陵（今湖北宜昌）当县令。
给皇帝上书也不行，找谏院也不行，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被贬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但是依然有铁脑袋站出来。
范仲淹从开封出发去饶州之前，第四个铁脑袋站出来了，他就是集贤校理王质。王质在范仲淹临行前，带着酒肉去给他饯行。有人劝他说：“现在整治范仲淹的朋党如此厉害，你还是收敛一点吧。”
王质回答说：“范公贤者，能够成为他的朋党，我三生有幸啊。”
这事儿还没完。
没过多久，第五个铁脑袋来了，他就是馆阁校勘蔡襄。蔡襄写了五首诗，取名为《四贤一不肖》，赞颂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个贤人，痛骂高若讷这个不肖之人。
这五首诗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开封人士争相购买，甚至有人专门刻印成书售卖，赚了不老少的钱。就连正好来到开封出差的契丹使者看完之后也赞叹不已，将这五首诗买下来，让人抄下来张贴到幽州的驿馆里，妥妥的给境外势力递刀子了。
事情闹到这个局面，仁宗也非常被动，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管王质和蔡襄了。
毕竟如果再处罚下去，真不知道这帮铁脑袋文人还会写些什么诗文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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