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精疲力尽》剧照。
 
电影《精疲力尽》剧照。
 
 
 
 
 
 

法国著名导演戈达尔通过“协助自杀”离世，安乐死话题再次引发热议。他为何选择在瑞士结束生命？安乐死的程序是什么？为何让许多人感慨“死不起”？
法国著名导演选择在瑞士“协助自杀”，近年安乐死近千人“死亡旅游”真相
9月13日，法国新浪潮之父，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在瑞士辞世。其家人证实，他求助于瑞士的所谓“协助自杀”组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91岁。
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被称为“引爆”电影的“弄潮人”，出道于上世纪50年代，他导演的电影《精疲力尽》是新浪潮的标志之一。
让-吕克·戈达尔多年来，一直因强烈的厌世以及精神疾病，隐居在瑞士日内瓦湖畔。据法国《解放报》后续透露消息称，戈达尔没有生病，只是觉得精疲力尽，所以选择了安乐死。这位新浪潮之父在家人的陪伴下在家中平静地去世。戈达尔的长期法律顾问让内（Patrick Jeanneret）表示，戈达尔精神上患有“多种致残性疾病”，最终选择了协助自杀。
他最后的遗言是：“现在，够了。”
戈达尔希望有尊严地死去，所以他选择了协助自杀，而这在瑞士是合法的。
这位知名导演在瑞士选择“协助自杀”，再次引发了世界的关注与震憾。
据Swissinfo.ch的数据，2020年瑞士约有1300人死于协助自杀。在疫情之前，约有一半来自海外，大多数来自德国和英国。这一过程主要是在该国两个最大的协助自杀组织“尊严”和“解脱国际”的协助下进行的。
另据一份不完全的数据，近十年，有近万人在瑞士选择了通过“协助自杀”组织实施安乐死，其中有十多位不具名华人选择在这里秘密实施了安乐死。
华人安乐死第一人赴瑞士全过程公开：从清醒到历史，只有5分钟
2019年2月24日，中国台湾地区著名体育主持人傅达仁家人在台湾“安乐善终成立大会”上，曝光了他2018年6月在瑞士执行安乐死的最后服药纪录片，在中华两岸视生死大于天的华人世界，犹如抛下了一颗震憾弹，再次挑起了安乐死这一话题。
这段视频披露了世界上首位华人执行安乐死的全过程。
画面中，傅达仁一生中“最爱的两个女人”以及为他“冲喜”而提前结婚的儿子一家四口，环伺在他的身边。按傅先生的瞩咐，他们请了一位专业的摄影师。他要留下这个对于他，以及对于整个台湾社会来说，都很重要的历史资料。
傅达仁的独子傅俊豪详述了这一过程，“经过安乐死机构人员和医师评估父亲的心理状态和病情后，我们依照他的心愿，在充满歌声的尊严屋里，陪他走完了最后一程。安乐死机构准备了两杯药，一杯是止吐剂，第二杯是毒药，因为有时候让病人喝毒药，可能会吐出来，所以需要先喝止吐剂。喝完止吐剂你都还是可以后悔”。
医生将一杯液体药物交给傅达仁，告诉了他注意事项以及如何服用后，嘱咐他“药很苦，一定要尽量快地喝进去”，傅还先试着模仿做了一遍。这位曾经的主持人临终前还反问医生，要一口吞进去吗？两口可以吗？医生表示可以，但是尽量一口吞入，因为这种药非常苦。在得到了医生的回答后，他将药端到嘴边，向所有人告别，“再见，Farewell，So long”。他的语气很安静。
84岁的傅达仁分四口缓慢喝下了工作人员递上的药，最后一口一饮而尽。他的儿子泣不成声，连着对爸爸说：“爸爸我们爱你，好，不痛了”。片刻，老人缓缓睡在儿子的怀里，闭上眼睛，渐渐失去呼吸心跳。“那一刻，很平静，平静地就像父亲只是睡着，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他真的走了，也是这一刻，我们真正释怀，觉得这是对父亲最好的方式。”傅俊豪至今仍将这一幕深刻在自己的心里。
傅达仁2017年被诊断患有晚期胰腺癌，一直备受癌痛折磨，临死前形容枯槁，2018年6月在瑞士执行安乐死。临终前，他与作家琼瑶等人致力于推动安乐善终法案，其家人承其遗志，公开了其生前最后的喝药画面。他虽已离开人世八个月，但他这段公开的安乐死画面，使其本人与安乐死再度成为两岸最受人瞩目的重大议题。
身为昔日的资深记者与主播，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傅达仁以全新的身份——安乐死合法化的倡导者活跃在公众视野，频频曝光于各大媒体。
在此期间，前往瑞士安乐死机构“尊严”注册为新会员的华人显著激增：截至2018年底，共有43名大陆人、24名中国台湾人、36名中国香港人、加入“尊严”协助自杀组织。
而据不完全资料，至少有近200人加入了协助自杀组织，十多位华人选择在瑞士实施了安乐死。这些不具名实施安乐死的华人大多患有各种重疾，其中癌症末期患者占了大多数。这些选择安乐死的人大多在生前备受病痛折磨，寻求一死了之。据称，排队寻求帮助安乐死的华人，至少还有三十多位。
他们为何选择在瑞士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其所谓安乐死中的“协助死亡”是否是自杀行为？真正的“安乐死”是什么？安乐死需要的巨额费用以及国人对于“死不起”的叹息，引发了公众对瑞士“协助死亡”的诸多想象与争议。
作为全球范围内为数不多允许在特定条件下（比如拥有医疗证明）协助实现安乐死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协助自杀在瑞士就一直是合法的。经过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实践，瑞士在安乐死领域已经走得很远，已有五个以上的机构可以协助由自己来选择死亡时间的人。并且，瑞士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协助外籍公民实施安乐死的国家，许多外国病人也把瑞士作为了自己选择安乐死的首选之地。
“死亡旅游”目的国与“协助自杀的生意”
安乐死（Euthanasia）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显然，瑞士的所谓“安乐死”是“协助致死术”。
协助让-吕克·戈达尔导演、傅达仁先生驾鹤西归的组织叫Dignitas“尊严”。这是瑞士“协助自杀”的最大组织，但却不是唯一的机构。早在35年前左右，第一批支持人们行使“死亡权”的机构就在瑞士成立。如今，除了Dignitas“尊严”外，瑞士这类机构还有Exit“解脱”，Eternal Spirit“精神永生”，Ex International“前度国际”和Life Cycle“生命周期”等共计五家机构。“尊严”和“解脱”是最主要的两个机构。截至2017年12月底，EXIT“解脱”在瑞士德语区和提契诺州拥有110391名成员，当年度有700多名会员选择了安乐死。
其中，“解脱”只支持瑞士的公民或永久居民自杀，“尊严”、“生命周期”和“前度国际”为外国人提供安乐死服务。这些协助外国人自杀的机构的客源起初主要来自有关法律严格的英国和德国，也正是这个服务外国人的机构生意最为红火，从而促成了“死亡旅游”的火爆。该机构承认已帮助800多名外国人实施了安乐死。
最初这些机构都设在公寓楼里，但居民无法忍受经常有尸体从自己家门口抬出去，于是这些机构被撵了出来。后来它们寄身的旅馆也下了逐客令，媒体甚至认为“死亡旅游”已变成了一种产业。
2009年，因为一起协助自杀中出现的丑闻引起的诉讼，在瑞士掀起了好几场媒体大讨论，许多瑞士人担心“死亡旅游”会变成瑞士的一张名片，使国家形象受损，在道德上蒙羞。瑞士在当年10月宣布将严格打击“死亡旅行”现象，司法部长称正在重新审查与协助自杀相关的法律，并称可能关闭瑞士最大的安乐死组织Dignitas（尊严）。
在瑞士国家基金会（SNF）的帮助下，一项针对瑞士两家最大的安乐死组织Exit（解脱）和Dignitas（尊严）的名为《最后的选择-辅助自杀和瑞士死亡旅游业》的调查结论认为，“Exit” 96.6%的顾客来自瑞士境内；“Dignitas” 90%的顾客来自国外，即“死亡游客”，Dignitas每年协助死亡的人数比Exit多一倍，这个调查提议对协助自杀增加限制条款。
Dignitas的创始人路德维希·米内利（Ludwig Minelli）对此方案不以为然，他认为对协助自杀增加限制条款并不会减低自杀数字，因为会有很多人转而选择暴力自杀。目前至少有119名英国人在Dignitas结束了生命，但仍有800多名在协助自杀的等待名单中排队等待死亡。
许多重疾患者，他们不愿意用跳楼、上吊那种丑陋、尊严丧尽的方法离世，又承受不了疾病的折磨，所以去瑞士合法接受安乐死，成了他们唯一、也是最后的希望
寻求安乐死者：你会得到一杯剧毒巴比妥酸盐
瑞士是全球富裕程度极高的国家之一。与很多国家相比，瑞士患抑郁症人群比例很高，自杀率长期高企不下。比如，卧轨自杀方式在瑞士的上演率就极高，达到全国范围内平均每三天上演一宗的状况，形成了一个让人谈之哀伤的社会现象。
从生命意义的角度看来，生活的安逸和稳定性也许是瑞士自杀率高企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以人为本的瑞士社会，一个人的自由权利称得上是整个国家的最高原则。所以，从整体上说，协助安乐死行为在瑞士得以被广泛接受。人具有选择死亡的权利是大多数瑞士公民的共识。不难看出，这种独特的社会性不仅使瑞士的民间衍生出各类相应的社团，帮助人们去更好地了解和面对生死，同时，经验的实践与积累也使其发展出比其他国家相对成熟的死亡文化与生死经验。
瑞士法律赋予人民这种权利，前提是，这种选择必须是自愿行为。当患者选择死亡是自愿且协助者对其死亡没有既得利益时，瑞士法律允许协助自杀，强加的唯一条件是必须由本人亲手执行结束生命。瑞士联邦法院（Swiss Federal Court）2006号决定明确规定，凡是具有健全判断能力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患有脑部疾病，都有权利决定自己死亡的方式。
不过，瑞士是联邦制国家，各州的自主权利很大。因此，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甚至从一个医院或养老院，具体执行情况都可以各不相同。目前瑞士的情况是，各州对待安乐死的态度不完全一致，但是总体而言，越来越多的护理院对安乐死趋于宽容的态度，而申请协助自杀的人数也正在增加。
从瑞士最大的帮助自杀组织“解脱”提供的最近几年的数据可见，越来越多的人报名申请协助自杀，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人成为机构成员。2017年计有10078名注册成为了新会员，其中60%为女性，平均年龄为78.1岁，这个上升趋势也跟瑞士社会老龄化密不可分。
尽管如此，根据“解脱”组织发言人阐述，辅助自杀从整体上看仍属个别现象。按照瑞士每年死亡人数66000人计算，自尽情况仅占1.5％左右。目前通过“解脱”组织寻求自尽的大多数患者均是来自该组织所在的苏黎世地区以及邻近的瑞士德语地区人士。
协助自杀必须是决定自尽的人自己亲手操作，通过胃管注射或饮用有医生处方的一定剂量致命的巴比妥酸盐进行。巴比妥酸盐是一种剧毒的镇静剂。
安乐死的程序与费用
在瑞士最大的协助自杀组织“尊严”的官方网站主页上，标示着一句：“尊严：生有尊严，死有尊严”的所谓标志语。作为瑞士国土上协助自尽的重要机构，它透视了瑞士协助自杀组织的核心哲学，那就是，当一个人再也无法承受活着的重荷时，应该获得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
换句话说，死亡，应该享有与活着同样的尊严。
这种核心观念透视了瑞士人以及协助自杀机构对自由的高度追求，并将此自由视作“最后的人权”。
目前，寻求自杀协助最常见的情况是癌症，以及与年龄相关的多种疾病和慢性疼痛。在他们具备满足申请标准的条件下，会员就可以决定结束生命的时间并获得该组织提供的服务。
那么，究竟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获得协助自杀呢？据“尊严”（Dignitas international）机构提供的流程与相关资料，有意愿实施安乐死的人必须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确认不是凭冲动行事，不受第三方的影响，自行实施生命终结。满足以上几个条件后，才有可能得到协助，如果不符合标准，即使你是亿万富翁，仍法无法得到那杯致命的巴比妥酸盐剧毒镇静剂。
但死亡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接下来至关重要的一环就是关于安乐死的程序与费用了。
不管是在“尊严”或“解脱”这两个任一机构实施安乐死，首先要获得相关资料成为该协会会员，签字成为会员后便可开始进入安乐死的程序准备了。在情况符合的情况下，申请者将获得“初步通过安乐死”的书面通知，并需提供在瑞士获得死亡证明所需的居住地户籍材料，期限是不超过实施安乐死日期当日的六个月。一般在材料收集齐备后便可预约实施日期，实施死亡。
申请过程中，若申请者有任何反悔或犹豫之意，均可重新考虑，撤销申请。
申请成员后，“尊严”收取最低年费80瑞郎，约550元人民币；“解脱”45瑞郎，约300元人民币，而辅助安乐死的收费一般会按照过程消耗的时间和劳力进行计算。对于经济条件欠佳的会员，机构甚至会酌情给予免费服务，而经济条件好的成员则多付一些，形成一种绝对人道的运作模式。
但近年来，对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收取1万瑞郎（约7万元人民币）的费用使人们一直对其充满了怀疑。此次傅达仁公开的自己“协助自杀”过程全程中所花费用达三百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0万。但显然，这还不是最高的费用。
一部专门记录瑞士安乐死的纪录片认为，这家组织对于这些寻求死亡的病患，看人下菜，如果你是亿万富翁，显然他们会收取更高的费用，一位来自德国的富翁就被收取了二十多万美金。这家组织的财务不透明与他们收取费用的方式，很难不让人怀疑，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一盘赚钱的生意。尽管他们辩解说也会对财务困难的病患给予帮助，但显然，可以“旅游死亡”到贵得让人心惊肉跳的瑞士的病患，没有几个人会付不起这笔死亡费用。
瑞士家喻户晓的安乐死组织“尊严”（Dignitas）的创始人路德维格·米内利（Ludwig Minelli），2018年被一纸诉状指控借协助他人自杀牟取暴利而站上了苏黎世地方法庭，这也是瑞士首例此类诉讼。截至2020年底，他们已在瑞士境内和苏黎世附近Dignitas的家/公寓中帮助3248人实施了安乐死
为何协助外籍公民实施自杀
作为世界上唯一协助外籍公民实施安乐死的国家，多年来，瑞士协助自尽的机构也帮助那些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海外患者获得生命最后的尊严，并且分享自己的经验，不断发出相关呼吁，希望政客不再无视患者的痛苦，进一步推进这种人权在更大地域上的实现。迄今为止，前来瑞士寻求帮助结束生命的最大群体来自德国和英国，而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一千人选择了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尊严”的官方网站上，一位英国人这样写道：“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决定他或她的死亡日期和方式。然而不能做到，这让我很愤怒。我认为，‘尊严’具有非常开明的观点，我愿意与之联系在一起，因此我将继续予以支持。如今其它国家也渐渐地开始改变，我希望有一天，英国也会变得足够开明，允许其公民享有这一权利。”
西方曾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生命中除了生死，都是小事。无疑，即便在瑞士，协助自杀一直都是人们围绕宗教、医学、法律和伦理道德领域的基本价值观而展开的激辩话题和长期角力。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对，有的人主张限制，有的人觉得应予以禁止，有的人则认为只要每个人自己能选择就好。
一位英国读者就曾在协助自杀的官方网站上留言：“我是一个五十岁的男性，有两个乖孩子和两个孙子。多年来，我一直患有极度抑郁症，除了弯曲膝盖请求上帝，没有药物和医生能帮助我。这种生活可怕得让我每天每时每刻都有自杀的念头，并且多年来这种感觉一直萦绕着我。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只不过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如果我受到审判并准备离开这个世界，那应该是我的决定。那么我还活着做什么呢？死亡应该是我的权利。无论如何我都要离开这个悲惨的生活。我正在拼命寻找可以帮助我实现这一目标的设施。如果有人知道，我会向他们支付数千美元来帮助我过渡。”
协助自杀的理念一直难以获得保守宗教组织的认同，这是因为圣经里说，人的生命是上帝的赋予，上帝不赞成自杀。安乐死理念与之背道而驰。去年，逾百岁但并未罹患绝症的澳大利亚知名植物学家及生态学家大卫·古道尔（David Goodall）前往瑞士，在安乐死机构的协助下终止了自己的生命。对于这个事件，瑞士巴塞尔的当地天主教主教菲利克斯·格密尔在《瑞士周末报》（Schweiz am Wochenende）上公开予以严词批评。
他认为安乐死正在演变成一种大肆推销的产品，人们为了寻求自杀而纷纷涌进瑞士，这种日趋商业化无异于“唯利是图、自私自利”之举，是令人愤慨且可耻的。
只要安乐死这样的机构存在一天，对于身患绝症的人、每天饱受疼痛煎熬的人，也许这可能是他们通往天堂的捷径，但对于保守的宗教组织与信徒们来说，这里通往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