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

1945年黄昆赴英国留学，先是师从大师级物理教授莫特，攻读博士研究生。其后又去了爱丁堡大学逗留了半年。与当代物理学大师、诺贝尔奖得主玻恩相遇。

当时，玻恩正在写一本关于晶格的量子力学的书稿，他已经66岁了，同时手头还承担了许多科研课题和教学杂务，自感无力完成这本理论著述。但当他接触到黄昆后，发现这个年轻人“颇有天赋”，便决定将未完成的手稿交给黄昆，希望与他合作共同完成这部书籍。黄昆对晶格动力学理论也有兴趣、同意相互合作。

然而，书稿尚未完成，黄昆便突然决定要在1951年返回中国，这让玻恩教授大吃一惊，内心感到非常失望。

不过，黄昆走时，已经完成了前半部分的书稿，所以《晶格动力学理论》上册不久就在英国出版了。而且，黄昆还带回了该书的后半部分，包括他精心补充的三章内容；并带回了一台老式打字机，以便继续写作。回国后的黄昆没有辜负玻恩的期盼，在1952年完成了书稿，但在准备寄往英国时，却出现了麻烦。

1950年代初，当时的政务院下达了明确规定：全国所有送交国外的论文，一律先送科学院审查，实行政治把关，包括立场、观点和保密方面的审核。黄昆的英文书稿送到科学院编译局后，审查者不懂科学，尤其对黄昆这种厚厚的英文书稿，根本就无法发表意见，索性就将它搁置到一边不予理睬。

幸亏此时调来了一位年轻人，他虽然是地下党出身、却读过浙江大学物理系，而且还是高才生，做过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的得意弟子。这人叫许良英。许良英调编译局工作，具体负责出版物的审查，包括送往国外论文的政审把关。

许良英来到科学院接手的第一份工作，碰巧就是审查黄昆与玻恩合作的书稿。许良英是科班出身，物理和英文皆有相当水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玻恩是谁。他翻了翻书稿，五分钟就结束了审查，认定这是一部与政治毫无关系的纯学术著作，应该尽快放行，他还直截了当地说了句：“可笑，这个也审查。”

许良英因此对黄昆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惊讶，中国居然有能够和玻恩这样的大物理学家合作出书的教授，这可是中国科学界的光荣啊。像这种书，不仅外国应该出版，中国更应该抓紧出。书稿后来幸运地寄到了玻恩手中，在英国出版了完整的、影响力至今不衰的《晶格动力学理论》。

两年后，玻恩获得了195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又一年后，许良英的人生发生逆转。

许良英是浙江临海市人。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主要研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当时浙江大学迁贵州遵义办学，老师王淦昌鉴于人才难得，热情邀请许良英留校任教，但他却婉拒了老师的好意，不辞而别，去了桂林寻找地下党，急得爱才心切的王淦昌教授四处登报寻他。

他后来如愿以偿，成为党的一份子，又回到浙大。1947年，他是秘密的浙大支部书记，在轰动全国的“于子三事件”中，作为地下党的负责人，发起和领导了浙大学生罢课、教授罢教的行动，进而引爆了全国性的学生运动。

1949年，他担任了杭州团市委学生部部长，与时任杭州团市委组织部部长的乔石同事。1952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指名调他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5年，因为介绍胡风分子方然入党，受到批判和停职审查一年。

1956年，中国科学院创建哲学研究所时，他与于光远共同担任负责人。

第二年，全国开展反右运动，他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被打为科学院第一右派。声讨他“罪责”的文章刊登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的显著位置。

1958年，因抗拒强迫劳改的处置，许良英被开除公职，遣送老家张家渡镇劳动改造，当了20年的农民。这期间，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坚持笔耕。

许良英在农村生活时，他的恩师王淦昌曾长期给他按月寄去35元。在那个时代，35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有了这笔钱，许良英不再下地劳动，而是用来购买工分。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大队停电，他就点上煤油灯继续翻译，直到深夜。1974年，许良英翻译完成了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

《文集》出版时，介绍作者是“著名物理学家”，他立即去信要求更正，申明自己“既不是物理学家，更不是什么著名人物，我不过是一个农民，一个没有公职的人民公社的社员。”

他是那种一辈子不说假话的人。他读书时，浙大的老校训是“求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这是老校长竺可桢对校训的解释。后来，浙大的校训被人修改为“求是创新”，许良英为此当众向那位主持修改校训的校长发难说：“求是后面加个尾巴，犹如画蛇添足，有点不伦不类”。

他说话总是直来直去，不绕弯。朋友来拜访他，借书、聊天，他常口无遮拦地评价人：“这个人还可以；这个人很不错的；这个人混蛋，很差劲；这个人是个阴谋家。”

这种口无遮拦，让人从他身上看到了爱因斯坦的影子。爱因斯坦说，对社会上非常恶劣和罪恶的事情保持沉默，是在同谋犯罪。于是明白了，面对反右运动，他为什么会起身反对了。

正是这样的反对，让他整整蒙冤了20年。直到1978年，才终于恢复公职，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