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天资出众的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并称物理系的“三剑客”。那时候环境宽松，黄昆和杨振宁常相约而行，在昆明的小街上，走进一家茶馆，在角落处找到一张茶桌，相对而坐，冲一壶茶。如果没有课，会坐上一整天，各人看各人的书，各自做各自的题。有问题了，就相互讨论；有不同见解，就争个面红耳赤。昆明的茶老板，见多了这样的流亡学生，哪怕他们坐到天黑，也照样续水，让联大的学子，索性拿茶馆做了图书馆、自修室。那时的联大，校舍及设备都很简陋，茶馆反倒成了很不错的学习场所。

晚年的黄昆，每每回忆起这段难忘的日子，还禁不住流露出陶醉向往的神情。

这两个坐茶馆的学生，后来分别考上了庚款留美和庚款留英。黄昆1945年赴英留学，在英国度过了6年时光，先是师从大师级的物理学教授莫特，攻读博士学位，受益无穷。其后追随物理学教授玻恩，玻恩也是一位大师级人物。当时玻恩正在写一本关于晶格的量子力学的书，他已经上了岁数，还承担着许多科研课题及教学杂事，深感无力完成这部书稿。他发现黄昆颇有天赋，能托以重负，于是把未完成的手稿交给黄昆，希望由两人一道合作完成。

然而，书稿尚未完成，黄昆便突然决定要在1951年返回中国，这让玻恩教授大吃一惊，内心非常失望。

不过，黄昆走时，已经完成了前半部分的书稿，所以《晶格动力学理论》上册不久就在英国出版了。而且，黄昆还带回了该书的后半部分，包括他精心补充的三章内容；并带回了一台老式打字机，以便继续写作。回国后的黄昆没有辜负玻恩的期盼，在1952年将书稿最终完成。书稿后来寄到玻恩手中，在英国出版了完整的、影响力至今不衰的《晶格动力学理论》。

这一年，黄昆的英国妻子李爱扶也来到了中国。两人是在英国里斯托尔大学的实验室里相识的，李爱扶当时在该校物理系读本科，黄昆在那里读博。等到黄昆拿到博士学位，去利物浦大学做博士后，李爱扶也跟着去了利物浦，就因为这个原因，她没有完成大学学业。

两人是如何恋爱的，又是如何决定厮守终身的，没有任何细节。两人团聚后，黄昆对妻子的要求是，一切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包括说中国话、吃中国饭，穿和中国人一样的衣服，李爱扶都一一答应了。

李爱扶这个名字，是黄昆的二哥黄宛给起的。婚后他们有了两个儿子。李爱扶最初在街道工作，1959年去了北大。黄昆与妻子在家只说中文，不说英文，结果两个儿子放着这么好的家庭条件，都没掌握英语这门专长。

黄昆进入北大时，院系调整后的北大物理系已经有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这样的著名教授，但黄昆还是很快在北大出了名。当年，30出头的黄昆，知识渊博，风度翩翩，英俊潇洒，讲课是一口地道漂亮的北京话，既有学问又备课用心，深受学生欢迎。

但那时候的教学，已经不单纯是传授知识了。教学之外，频繁的小组会、阅读马列著作学习会，也是当时高校教育必备的部分。更令许多留学归来的教师难以适应的，是高校所采用的苏联课本。对苏联课本中的很多内容，黄昆有自己的不同观点。他发现苏联课本中普遍沿用的表明张力的理论解释是错误的，他很想自己编一套普通物理学的课本。

但繁忙的教学任务和小组学习活动，令黄昆几乎搁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黄昆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一周三堂课，每次两小时，六小时的课程，他要花50—60小时来备课。他对学生说：“我给你们讲一堂课，我要花十倍的时间准备。”

1956年，是新政权建立后，不断运动中相对温和的日子。但短暂的喘息后，又发生57反右运动。已经有些经验的黄昆这次格外稳重，他尽量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当时北大16楼北面的一片林荫地，被称为“北大海德公园”，那里除了是大字报的海洋，也是辩论鸣放的场所。在许多人争相演讲的热潮中，学生们要求黄昆教授出来讲话，但黄昆始终没有露面。后来一批批学生涌到黄昆家里请他出来讲话，他一反往日欢迎学生上门的态度，紧闭大门，谁也不见。最后实在无奈，才在学生的簇拥下来到那片林荫地。作为亲眼见过英国海德公园的留学生，他对狂热的学生们说：“那个海德公园，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发言也是随随便便，没人当回事，政府更是不理会……”

运动结束，北京高校教授以上被划右派的有192人，黄昆身在高校却逃过一劫，但他教课的一个女学生却被打成了右派。他在该生的戴帽会上发言说：“……分到半导体还不高兴，认为做晶体管不符合兴趣，希望能理论联系实际，今后还是有前途的，不要自暴自弃。”为了让这个女生走出低谷，他让她参加了由他主持的国家重点项目“固体能谱组”。

1957年，一同在昆明茶馆喝茶的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生们问他有何感想，黄昆指着面前的学生说：“我这几年，教了这么一批学生，还生了个儿子！哈，这也是成绩！”

而私下里感到庆幸的，是经历了大大小小的风浪，自己总能安然无恙。直到又过了九年，文革爆发，黄昆才终于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没能像以往一样逢凶化吉。

运动中，黄昆被揭发参加过国民党，先是审查隔离，后来下放昌平基地，身穿工装整天刷烧瓶、焊电路。妻子李爱扶也被怀疑是间谍特务，遭到关押。两人失去自由后，家里两个孩子没人照管，幸好有邻居帮忙做饭。大儿子后来上山下乡当了知青，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小儿子小学时代停课闹革命，成天爬树抓鸟，躲过了上山下乡，后来按政策留城，分配到街道副食店当了售货员，和一群大妈们一起上班下班。后来，副食店主任看他年轻力壮，就把他分派到肉食部。偏他天生一副洋人面孔，每天套着油腻腻的围腰，在柜台后举刀砍肉，切肉，卖肉，活生生就是一个电影镜头，总会招引来一大群围观群众。

1977年，黄昆的英国老师莫特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非但如此，黄昆当年在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团队，有几个当时并不十分杰出的同事，后来也陆续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甚至，莫特后来到剑桥大学担任主任的实验室，也出了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而恰恰是这黄金般的十年，我们却被耽误了。

文革结束，黄昆的大儿子和妻子去了美国留学，小儿子天天和肉类食品打交道，免不了会埋怨父母从小不教他英语真是大错特错，否则怎么说英语也是一技之长。

而重新工作的黄昆，也迎来了他的转折期。还在1975年，邓小平出面主持工作，抓经济建设，提出调黄昆到半导体所当所长。尚未落实，又风云突变，开始大批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其中，黄昆的一篇署名批邓文章，被醒目地刊登在《红旗》杂志上。黄昆后来对姚蜀平说：“那又不是我写的。他们让我写，我写的不合格，后来是军宣队和工宣队找人重写的。”1977年邓小平复出，理解黄昆是迫不得已，情非所愿，很快就重下调令，催他上任。

那天，黄昆骑着26年前从英国带回来的自行车，来到半导体所报到上班。因为衣着普通，自行车又是旧行头，当他风尘仆仆推着车要进半导体研究所大门时，传达室的老头以为他是从郊区来的老农民，把他拦住了，喝问道：“老头儿，干嘛的，找谁？”黄昆说：“新调来的，还没来得及办通行证。”守门老头哪里肯信，就是拦着不让进。后来还是王守武副所长瞧见了，这才把新所长迎进门去。

1985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友谊宾馆召开隆重纪念尼尔斯·玻尔诞辰一百周年大会。玻尔是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对二十世纪物理学产生过深远影响。那天，严济慈作主题发言，当他讲到“未来世界科学在于中国科学”时，黄昆在座位上脱口说道：“太出格了！”在科学问题上，他的头脑永远是那样的清醒。

北大前校长周培源曾经说过：“如果拿60年代初期的水平比，中国的半导体事业并不比日本落后，这其中黄昆先生功不可没。”只可惜后来，我们把斗争看得比科学更重要，落伍之后就再也没能追上。

参考资料：

姚蜀平《黄昆夫妇印象记》
朱邦芬《黄昆的求学岁月》
百度百科《黄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