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下午5时左右，香港天水围，一名18岁的女孩，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女孩姓雷，在互联网上，她的昵称是“依奈”。死亡当日，她在某视频平台上直播了自己自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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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依奈轻生的原因有两个。
直接原因，是依奈作为一名玩家，在某款游戏的讨论组里，长期被一群叫“厕妹”的网络喷子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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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厕妹在明知她有自杀倾向的情况下，仍怂恿其自杀，声称“活着也是被当作乐子，死是助你一臂之力”。
在听说依奈离世的消息后，一些厕妹竟然还拍手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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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间接原因，则是依奈学校里的那些同学，以及由他们所揭开的， 糟糕到甚至让人生理不适的香港校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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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奈为什么会有自杀倾向呢？
据港媒报道，依奈的父母在内地做生意，她是由外婆一手带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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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天水围上中学时，外婆疼惜外孙女，每天给她做精致的午饭，让家佣送到学校去。
这引来了同学们的忌妒，一些同学开始在网上说依奈的坏话。
“坏话”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可以参考的是，后来那帮厕妹霸凌依奈的原因之一，就是“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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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奈房间里贴的“魔法少女守则”从好友那里得知自己被人在网上抹黑后，依奈立刻向校方反映，但校方并没有积极对待，最终不了了之。
长期的精神折磨致使依奈最终选择了退学。她原本以为自己能在网络上收获真正的朋友，不承想这群“朋友”却将她彻底逼入了地狱。
而这绝不是个例。
在今天的中国香港，平均每三个孩子里，就有一个正在遭受校园欺凌，有媒体甚至直接在标题里写道：“香港校园欺凌，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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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提到的欺凌和依奈所遭受的一样，都是来自于互联网。
在《明报》的一篇报道里，一名不愿透露个人信息的教师说，有人为了抹黑他班上的女同学，在网上造谣该女生怀孕并已经堕胎。
而更多的欺凌则来自于现实。
2020年6月，德贞女子中学，一位13岁的女孩被同窗用铁盖子砸头，还被逼着吃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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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青衣明爱圣若瑟中学，一名男生被两个女生掌掴，打到他跪在地上双手合十求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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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红磡一小学，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因玩游戏态度不好，被三名同学要求行“三跪九叩”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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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
诸如此类的暴力事件屡见不鲜。
而至于什么“Happy Corner（阿鲁巴）”、叠罗汉压人，解女同学Bra、用涂改液封住锁孔等行为，则更是多到无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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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不论行为有多恶劣，许多欺凌者都会用一句轻飘飘的“我只是玩玩而已”，将霸凌模糊成朋友之间的打闹。
在香港，校园欺凌与年龄无关。
往小了说，小学一年级的男生会被同学扇耳光、戳眼睛、用铅笔插耳朵……致使眼球血管爆裂，听力受损，等等。
往大了说，在全球排名前列的香港大学里，一名男生被几名同学按在床上，另一位男生用下体抽打他的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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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名流阔太的孩子，也无法与校园暴力绝缘。
今年5月，TVB演员，阔太张韦怡7岁的儿子惨遭校园欺凌，被同学一脚踢中心口。
张韦怡在社交媒体上控诉此事，要求有关人员向她儿子道歉，结果道完歉还不到一周，她的儿子又被同学打伤了右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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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所带来的伤害，不只有身体上的，更有心理上的。
在被同学起绰号孤立，堵在无人的地方殴打后，有孩子对学校产生了恐惧，三年都无法走出自己的房间。
有孩子则在留下诸如“妈妈，我在天堂等你”的话语后，自寻短见。
在2019年一项针对600名香港小学生进行的调查中，有将近5%的孩子因遭受欺凌而尝试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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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现状，早在2005年，时任香港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就明确提出了“零容忍”的口号，声称要全面解决校园欺凌问题。
但在许多港媒和家长看来，所谓的“零容忍”其实就是“宁容忍”，就是一种喊得响亮但毫无作为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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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面对本校所出现的欺凌问题，许多教育人员的第一反应不是解决，而是“不承认”与“和稀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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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许多学校里，欺凌仿佛是一种禁忌一般的存在，所有人唯恐避之不及。
有校长在面对记者的调查时，说
“我们学校是band 1（第一派位组别），学生非常优秀，不可能存在欺凌问题。”在涉及跟“性”有关的欺凌或骚扰问题时，香港的许多学校则直接用“不准问”来搪塞。
当校园暴力发生后，许多老师在不了解情况的时候，往往会先“各打五十大板”，让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共同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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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初，香港马鞍山一中学发生一起校园欺凌事件，一男生被同学捆在椅子上，脱下裤子打屁股。
对此，该中学在官方声明里却写道：
“该事件只是过火的嬉戏，不存在任何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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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记者调查，该中学不但欺凌事件频发，而且校方一直奉行包庇政策，数次要求学生“封口”。
甚至，有老师会用
“我以前也是这样挨过来的”来劝被欺凌者继续忍耐——就跟他或她当年一样。
显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忍下去。
有学生在无奈中选择了幼稚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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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则像圣西门吕明才中学的某学生一样，用一把裁纸刀，在欺凌他的人的耳背上，划出一个5厘米的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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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还有些，则直接从被欺凌者转向了欺凌者，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并且，上述这一切，在香港的青少年欺凌里还只能算轻的。
一旦一起欺凌事件里出现了“童党”的身影，那么原本的校园暴力，就会被上升到私刑的可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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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童党，即指香港的边缘青少年人群，也就是我们上学时，老师口中的“社会不良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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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党是一群身份模糊的少年，他们是学生，但一般都在校外活动；他们是孩子，却会帮三合会这样的违法组织贩卖毒品。
而如果说一般的欺凌可以被划入恶意的范畴，那么童党的暴力就可以说是严重违法，甚至是丧失人性的。
这其中包括：
让受害者跪在地上，扇他数十个巴掌；用棍棒殴打受害者，然后抢走他的所有现金；在公厕里毒打受害者，然后拍她的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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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这里的被害者许多都是只有十一二岁的孩子，而对他们施此暴行的，也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
2018年7月，一名14岁的女孩因为“感情问题”，被其他两名女孩用烟头烫，用可乐浇头，甚至被用木棍和打火机虐待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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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两名施暴女孩的年龄，分别是12岁和13岁。
由于童党的存在，许多校园欺凌都被扩展到了校外，并被扩大化和加剧化。
像天水围有个12岁的女生，因投诉其他同学违规而遭到报复，一开始是被剪烂书包，被扇巴掌，后来又在元朗的商场被两个十五六岁的小青年袭击，手背被他们用小刀割伤。
当童党的规模变大后，他们就会聚集在像屯门安定邨天台这样的地方，把此处当成自己的“私刑场”，殴打那些“得罪”他们的人，并爬上水箱抽烟甚至吸食毒品，声势之盛，到了晚上连成年人都不敢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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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样的现状，特区政府开展过多次“严打”，例如，仅2012年上半年，就有3462名10~20岁青少年因刑事犯罪被捕。
从20世纪80年代刘国昌纪录片里的打架斗殴场景，到2020年因疫情停课而再聚街头，童党问题一直都是香港繁华背后的一道阴影，一直都是徘徊在校园里和天台上的、青涩而又残暴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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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许多童党来自香港的“大西北（元朗、屯门和天水围）”，出生在一个相对贫穷而又缺乏和睦的家庭里，在一个远离繁华的、贫富两极分化的世界里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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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2022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许多童党都缺乏人生目标和方向，并认为自己被成年人所漠视，是社会边缘人。
所以，这群从校园走出来的“边缘人类”，便聚集起来，转头去欺凌那些校园里的“边缘人”，去实施他们终于所获得的，群体性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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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对这种“恶”，成年人或是将之归类于不成熟的、无需太上心的“细路仔玩玩吓”，或是简单地将他们化作刑事案卷上的数字，与安抚民众的口号。
一切都会很快过去，除了那些留在被欺凌者记忆里的伤，那些一直隐隐作痛，一直在影响着他们的，名叫欺凌的心灵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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