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要看一个国家事态的严重性，没有什么比艺术家们更有发言权了。
“如果塔利班接手，所有的艺术都会被禁止。我和其他电影从业人员可能会在他们下一轮的打击清单上！”
这句话是阿富汗女性导演萨赫勒·卡里米给市民的一封公开信。
 
值得探究的是，不止她的全民宣言，其所主管的电影中心本身，皆是阿富汗动荡历史的重要见证。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里至少诞生了约2500部电影（含未上映）。
 
阿富汗电影电影中心隶属于信息与文化部，为阿富汗官方文化机构，也是当前阿富汗唯一的制片厂与国家影像档案馆，藏有摄于王国时期以降的各类纪录影像与剧情电影，最早的影片可追溯至1927年的阿曼努拉汗时期。
 
也因此，这批珍贵胶卷所呈现出的阿富汗历史样貌，远比当代吃瓜看客的印象更为复杂而丰盛。
这些影片里的阿富汗，没有战火，女性穿着式服装，享有高等教育且从事各类工作，人安居、生活富足。
你不用怀疑，这些早期的阿富汗电影并没有美化，那时的阿富汗是真实存在这些现象的。
 
尽管经历了1973年达乌德亲王政变，1978年四月革命、苏联入侵，至1992年起为期4年的阿富汗内战，种种战祸颠簸都没能中断电影中心的运作。
该电影中心持续拍制、保存本国电影，既培养了多个世代的专业电影技术人员、演员、导演，也让电影持续成为阿富汗城市公民生活的一大部分。
阿富汗电影的衰败，是源自南部的塔利班势力击败拉巴尼政权，攻进喀布尔后戛然而止。
 
2001年初，塔利班炸毁阿富汗著名景点巴米扬大佛，同时也锁定了已停止运作的阿富汗电影中心；在塔利班对沙里亚法的极端诠释中，任何影像形式的艺术创作皆是需禁止的。
所幸这里的影视从业者们很警惕，刚听到风声，就迅速将珍贵的历史胶卷集中至预备好的储藏室，他们封死房门，用木板与砖头将入口装饰为一面假墙。
而那些塞不进储藏室的胶卷，则在慌乱中被藏进天花板、楼层夹缝，才得以逃过搜捕，但其余的影片仍落入塔利班之手。
据统计，有超过2500卷的电影胶卷遭到了严重破坏。
 
2015年新西兰女导演皮特拉·凯莉拍的纪录片《胶卷救援任务》，就是讲述曾纪录这座在阿富汗60年代设立的文化机构，在美军占领阿富汗的“后塔利班时期”。
 
在这部纪录片里，焦渴烈阳下的阿富汗人民蒙着白头巾，钻进从房顶炸毁宛若废墟、被称为“hangar”的库房，自废料堆中挖出一只只胶卷铁盒，撬开后，尘土起扬，有人抽出尚未沾染尘污的胶段，透过阳光，看见一满格的斑斓色彩。
也借着胶卷，看见那个他们所未曾眼见的阿富汗——苏联入侵之前，城市风气尚属开放，成为嬉皮朝圣之路灿烂终点的，没有硝烟的阿富汗。
 
 
成堆的胶卷是当年阿富汗迈向自由民主的第一步，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的影像记忆，也是阿富汗人民对于安定生活的向往。
 
一如多数的亚洲国家，电影随着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进入王国时期的阿富汗，特别是查希尔沙国王在位期间（1933-1973），鼓励电影、广播和戏剧等文化产业活动发展，社会风气普遍开放而自由。
然而在以伊斯兰教文化为基底、族群极度多样化的阿富汗，以化为目标的世俗化政策始终难以聚合起整个国家。
 
受冷战影响，阿富汗经历了废黜王室（1973）、共产革命（1978）、政变（1973、1979）等一连串动荡，至1979年苏军入侵，共产势力与派别林立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陷入近十年的恶战。
而值得一提的是，横跨意识形态迥异的各方阵营，唯独电影是各势力之间少有的文化共识。
 
加拿大籍阿富汗裔导演埃里尔·纳斯制作的纪录片《禁忌胶卷》，访谈了数百位曾在国家电影中心工作的电影人，试图重建电影与战争的共存关系。
事实上，有超过大半数阿富汗人以及多数具传统伊斯兰背景的圣战者成员皆乐于发展电影事业。
 
圣战者组织中较具规模，出身东部山谷，被称为“潘杰希尔雄狮”的塔吉克族军阀马苏德，对影片拍摄有着浓厚的兴趣。
80年代末，自莫斯科留学返国的导演斯迪克·巴尔马克也投身于马苏德麾下，主掌圣战者内的摄影组织。他奉马苏德之命，为圣战者的攻势拍摄多支纪录片，不仅是纪录两方战斗过程，也记录了那个年代游击战成为阿富汗的日常；另一方面，这也争取到了马苏德的资助，在前线完成以圣战者生命历程为题的剧情片《耶稣升天》。
 
他说：“尽管我们为彼此对立的政权效力，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彼此分裂……因为电影是我们之间强大的桥梁。”
巴马克在访谈中如此言道。日后，巴马克拍出了最为方世界熟知的阿富汗电影《奥萨玛》（曾获2004年金球奖最佳外语片）。
即使时至90年代，苏军撤离，内战爆发，喀布尔因军阀混战而动荡，大量知识分子、技术人员流亡海外，不同的圣战者组织依旧未禁绝电影中心的运作。巴马克努力保存既有的胶卷典藏，持续在喀布尔各影厅放映阿富汗电影，人们在火箭弹的袭击中，依旧进场观影，直到内战接近尾声。
哀伤的是，战后接掌阿富汗的是各派圣战者中最为极端的异教徒，他反对任何形式影像创作的塔利班政权。
从那之后，“电影”一词似乎从阿富汗这个国度消失了。
 
熬过塔利班的屠害后，电影再次进入阿富汗人民的日常生活。
随着某些方势力的重返，英语世界出现较多材料以阿富汗人的观点，阐述影像所产生的意涵。
而在这时候，电影再一次作为阿富汗战后聚拢民心的主力。
 
在某网站上，18岁的阿富汗网友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有一回她和当地朋友一同观看电视上播映的60年代阿富汗黑白电影，呈现了没有战乱的街区、未穿罩袍的女性自由跳舞的画面，她惊呼：“这部电影从哪里来的？这不可能是在阿富汗！”
尽管她不断点出片中出现的阿富汗著名地景，对这位出生于内战时期的年轻阿富汗人民来说，影片中的景象仍无异于他方。
 
方眼中的阿富汗女性也成为媒体影像生产的预设标的。
这样的预设，经常体现于剧中不穿戴任何传统穆斯林服饰、勇于为个体做出自主决定（特别在于情感与物质消费等层面）的女性角色，无异于“改头换面”。
 
就公众媒体看来，这的确是开放与平权的重要进程。
但其实仔细一想，阿富汗女性观众在接受端所承受的，并非是方社会所期待的，平铺直述的启蒙式解放论述。相较于禁绝一切的塔利班政权，种种变迁仍被视为重建的必经之途，多重边界的探索与尝试仍在日常之中萌芽。
 
工作人员一方面在首都举办公映下乡活动，也开着厢型车进入乡村地区播放露天电影。
尽管微小的尝试在稀缺资源支持的大背景之下，略显苍白，但阿富汗电影人们秉持着时代共有的热忱，坚信胶卷所承载的历史影像对阿富汗当代社会能有所启示。
“这是我们的文化，不是阿拉伯，不是美国，不是俄罗斯，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样一切才能恢复正常。我们需要在全国各地放映阿富汗自己的电影。”
2014年时任电影中心主任的导演科威特如此阐明阿富汗胶卷在他心目中的意义。
 
发展近百年，动荡的局势让阿富汗电影承受艺术创作以外的多重期待。
如纪录王室，战争侧写，如战后文化重建，或女性权益推广……
无论如何，光影之于当代阿富汗所展现的意义，更可能是一种对于过去的重新认识，凝聚对于未来可能性的想望。
电影在阿富汗，意味着重生茁壮的自我期许。
在这里，人民当家做主，女性自由平等。影像中阐述着一切，皆是阿富汗人民所期许的。
 
而今，塔利班再度掌权，阿富汗电影的未来再度蒙尘难辨。
历史曾以极其戏剧化的方式，挽救众多阿富汗电影胶卷：2001年那位向阿富汗电影中心报信，告知职员尽快将胶卷转移、封藏的关键人物，是一位塔利班内部主掌广电事业的高层人士。
在获知将胶卷全数摧毁的命令后，他冒险传讯给工作人员，“我不管你们会做什么，但你们最好尽快把电影胶卷给藏好。”当年的他如此犀利的传话。
“我感到悲哀，我为我们竟然沦落至此（毁坏历史与艺术）而感到绝望。”
纪录片访谈中，这位前塔利班高层如此陈述。
 
20年过去，塔利班政权的本质是否有所转变？是否如出一辙地禁绝任何影像存在？抑或将有限度地允许电影档案与创作？中心典藏的成堆历史胶卷将何去何从？
更重要的是，曾目睹过往战争，尝过不同社会氛围，未曾经验过塔利班的年轻人将会如何选择？
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直至现代而言，还仍以中世纪、野蛮、部落社会等一类带有封闭静滞意象的词汇，以当代的阿富汗样貌。
然而真正看了几部阿富汗电影的观众应该能了解，过去半世纪以来，阿富汗社会从来不是封闭而停滞的，而是持续在多国势力的介入下遽速变迁。
一格格的胶卷也记录着阿富汗人民走过的沉重历史，以及阿富汗影人的坚韧生命力。既是生机盎然，多经战火摧残，却又屡屡绝处逢生。
 
尽管现在前景不容乐观，阿富汗电影的未来绝对值得普世喜爱电影的人们的留心与声援。
这是我们这些喜爱电影，也喜爱和平的人共同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