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亲历记(摘录)

李锐
(1917-  ),中国当代作家，本文节选自《大跃进亲历记》，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

    “大跃进”中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大小小的“高产卫星”的升空，使多少百姓相信：中国离那个色彩斑斓的“天堂”已经不远了。……然而老百姓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非但没有进入那个想象中的“天堂”。却反倒陷入了从来没有想到的大饥荒！
……
    最令人心颤的就是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关于“大跃进”年份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数字。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据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1600万至2700万。”
    从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金辉著《“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见《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一文中说：“全国在1960－1961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319万。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的计算，是2158万人（见《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李成瑞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种种推算和估计，没有定论，关于这个数字的考证可能还要继续到下个世纪。但在那三年中，以千万计的生命由于饥饿而在中国大陆消失，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这是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人类历史承平年代的空前悲剧。（P.77-78）
……
    有人对那三年的气候作了详细考证，列出了一个前后18年间全国旱涝等级资料表：
年份    -2度区
(涝)    -1度区
(偏涝)    0度区
(正常)    1度区
(偏旱)    2度区
(旱)    120个站
总指数    全国平
均指数
1954    41    29    26    16    8    -79    -0.658
1957    15    17    35    34    19    +25    +0.208
1958    20    37    35    30    8    -21    -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9    -0.075
1960    14    21    33    44    9    +11    +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1    -0.008
1965    6    9    30    34    41    +95    +0.792
1972    5    12    26    35    42    +97    +0.968
    研究者得出结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区和1度区所占比例看，1959－1961年都可以基本上说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25，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57）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以上资料见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368页。）
    至少可以说，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P.78-79）
……
    安徽凤阳的情况，可以作为“人祸”乃引发灾难主要原因的一个例证。
    “大跃进”开始时,安徽凤阳也是充满热情和希望的。
    1958年6月14日,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在全县有线广播大会上提出:“我们要求夏季作物样样丰产,要培育亩产5000斤到10000斤到20000斤的水稻，亩产10000－20000斤再到200000斤的山芋，亩产3000斤的烤烟，亩产2000斤的玉米，亩产1000斤的大豆，亩产双千斤的黄豆，亩产千斤以上的皮棉，为实现1958年全面大丰收的光荣任务而努力奋斗。”
    9月16日，安徽省农业厅陈振业在烤烟观摩会上的总结讲话中说：“凤阳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真是胆有天大，竟然以自己计划亩产7万斤的卫星烟田，大胆地提出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130万斤的卫星烟田比高低。”可见，凤阳也争相放过“卫星”。
    但是，没过多久，灾难便同样降临到这块土地。这里列举凤阳由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而导致的饿、病、逃、死的一些材料。以下这些材料都是当年县委总结的：
    1958年和1959年两年，我们都卖了过头粮（即国家征购任务）。1959年卖的最多。因此直接影响了群众生活，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高指标情况来说，1957年生产计划订到2亿多斤是比较落实的，但是县委却订了8亿斤的指标。
    1958年的指标没有实现，而1959年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又订了一个12亿斤的指标,超过了1958年实收产量18266万斤的6倍,这就严重脱离了实际。再以高估产来说，两年来，实际收成情况是年年减产，却把减产说成了增产。1958年实收产量比1957年减少1360万斤，却虚估为40500万斤，超过实产3.6倍。
    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就产生了高征购，购了过头粮。1958年实收粮食18266万斤,除了三留外,只剩1180万斤；而我们却征购了7102万斤，特别是1959年，总产只有10960万斤，按当时标准，仅够全县口粮，而我们却购了5974万斤，结果就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安排。这一年从秋收结束到12月底的两个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
    我们认为，人口发生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卖过头粮，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就不会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见《凤阳县的两年来的经验教训——马维民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8月24日）
    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相反，用层层下压的办法硬购过头粮。
    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就规定各公社每天的粮食入库数字，一天要下面三报：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夜里报实际。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少卖的批评，不卖的指责。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狠就是“右倾”。由于声势大、压力重，会议期间，小溪河公社就边斗边打基层干部。
    县里的会议开完以后公社开、大队开、小队开，年三十晚上也要开，一直开了40多天。　并且规定，公社散会要经县委批准。散会后，把所说“惜售余粮”的干部留下来反省斗争，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搜查粮食的局面。（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
    1958年受灾后，缺粮断炊现象日益增多。析桥乡淮东社元月份调查，全社240户，1172人，缺粮断炊的有184户，892人。打溪河乡断炊得更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长淮乡津淮社40余户流入蚌埠，大庙乡云营光实有200人到定远县讨饭。（《关于生救、副业多种经济、大办工业方面的文件》，1959年初）
    1959至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人，发病的就有26018人,占49.8％，门台子电港口灌站有一个60名妇女的民工队,闭经的就有58人，此外，全县还有营养不良，身体瘦弱的17482人，他们目前大部分已失去劳动能力。（陈振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
    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年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死去1139人，占24.2％。武店公社半井大队原有4100人，死去1627人，占39.7％。打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死掉48人，占68.6％。
    全县死绝的有8404户,占总户数的3.4％。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
    小溪河公社曾有21个村庄无人而空了。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20户，死绝4户。
    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乐家34口人，死去30人。
    小溪河公社长溏大队赵庄子张玉璞家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着未死的女儿。
    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抬埋。
    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独苦的老人和孤儿。据初步统计，全县现有孤老1580人，孤儿2289人。（陈振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
    …… ……
    作家王立新80年代曾赴凤阳采访过，他在报告文学中写道：“梨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告诉我：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