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精神文明的宽松，就是对老百姓的宽厚。我们之所以怀念80年代，是因为那是一场温柔的反叛。不是创作者在反叛，而是阅读、聆听、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反叛。这种反叛，不同的人群反应不同，底层如岩浆涌动，上层内心依然纠结。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就是对生活的浪漫。这段时间，常常看到怀念80代的文章。实际上，80年代是个不成熟的时代，无论是社会建设、经济还是文化，都无法与当下相比。但是，它年轻、真诚，富有朝气，充溢着理想主义。而这些，如今离我们，已经越来越陌生。 70年代末、80年初，动乱已过，百废待兴。当时还是造纸工人的芒克、建筑工人的北岛，在北京亮马河小院，守着一台借来的油印机，连干三天三夜不休，创立诗刊《今天》。诗刊以地下小报形式，流传大街小巷。眼神青涩的顾城，在上面发表了《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工厂焊灯泡的舒婷，读到这首诗时，情绪悸动，说就像受到八级地震。之后诗歌浪潮席卷全国，诞生诗社2000多家，流派88个。北岛、芒克、顾城、海子等著名诗人，都相当于时代巨星。各大诗歌节的门票，永远都被一抢而光。与此同时，小说浪潮也如大河出川。西方的马尔克斯、卡夫卡、加缪、萨特等，大量涌入书店，青年人冒大雪通宵排队，就为买一本小说。受西方文学启蒙，他们也纷纷捉笔创作。从伤痕、先锋到寻根文学，涌现了莫言、余华、苏童、刘震云、王安忆、王朔、阿城等大批好作家。成名前，他们多是农民、工人、牙医、小贩，但都凭着创作的热情和才华，构成文学天空的群星璀璨。此时全国的文学期刊，也迎来空前的井喷式发展。各地仅省级以上的文学期刊，就达200多种。国家级的文学期刊，南有《收获》，北有《人民文学》，发行量都高达100多万份。中国一直没有文艺复兴，然而我们也可以把80年代，当成中国的文艺复兴。虽然我们没有像六百年前的欧洲，诞生但丁、卢梭、伏尔泰和彼特拉克。但文艺思潮激涌的80年代，同样有着那时，一把将人从宗教禁欲中解放的痛快淋漓。 芒克(左)与北岛 80年代的觉醒，是从一封信开始的。1980年5月，《中国青年》收到一封读者来信，署名“潘晓”，主题是诉说青年人的困惑。信里首次提到禁忌的“个人主义”，其中最重要的一句写道：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杂志将信发表，没成想一时引发全国热议，各地来信雪花般扑来，多达6万多封。关于“个人主义”的讨论长达半年多，被称为“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以此为分水岭，中国青年由内而外，开启对个性的追求。那时的个性时尚，是戴蛤蟆镜、穿喇叭裤，手提录音机播放港台歌曲。其中放得最多的，是细致温柔的邓丽君。在当时，人们无不“白天谈老邓，夜晚听小邓”。 邓丽君的歌声，不再沉迷宏大叙事，关心个体的内心。上海电视台一位女编导亲口讲述，台里一个年轻人，每一次听到邓丽君的那两句“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时，就泪如雨下。央视曾以“十亿个掌声”为题，连播三期特别节目，开头如此评价邓丽君：她的歌声，唤醒了无数被禁锢的心灵。在80年代，唤醒禁锢心灵的，除了春风般的邓丽君，还有春雷般的崔健。1986年，在北京工体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的《一无所有》横空出世。激越如嘶吼的摇滚演唱方式，以及那句“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唱出一代人个性压抑后，强烈释放的狂野酣畅。在颂圣时代，中国歌曲里没有“我”，最多有个“我爱北京天安门”。而邓丽君、崔健再次让人们知道，在80年代的字典里，“我”这个字，依然顽石般地存在。 邓丽君 80年代，年轻人也恢复锐气，敢于藐视权威。1984年底，学者黄子平参加文学活动。晚上编辑李陀到他房间串门，见他正在那烫脚，膝上放一本书，边搓脚边看。问：看的什么书？黄子平答：《管锥编》。《管锥编》是钱锺书的古文笔记体著作，全书130万字，是学者公认的难啃，读此书无不正襟危坐。李陀吃惊地说：你就这么洗脚的时候看《管锥编》？黄子平笑笑，说：这书洗脚的时候看，最合适不过。还有一次，诗人食指参加文学活动。结束后，几位领导大摆官威，指名要他来合影。他看这副架势，直接扭头就走，说：“切，我又不是领导，为什么要配合！”那年头，知识分子可以谁都不鸟，也可以敏锐锋利、口诛笔伐。80年代初，一位叫马北北的25岁女记者，刚进《中国青年报》报社，获得一条检报。被检报的对象，是商业部的部长。内容是他搞特权，在高级饭店吃霸王餐，费用相当于普通干部月薪，但付的钱还不够买一碗汤。马北北证实举报属实，直接写成披露文章《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同事看过，倒吸一口凉气，提醒她“这可能是要毁前程的文章”。马北北就回了两个字，“不怕！”次日，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剑指权威，举国哗然。还有某次大会，邓小平在会间吸烟，一位女记者上去递了个纸条，写道：今天是世界戒烟日，请不要抽烟。还有某次工作会，与会官员纷纷睡觉，一位摄影师无法取景，直接将众人睡态拍下，标题取道：《工作会竟成了睡觉会》。至今，我们仍喜欢那时青年的姿态，睥睨权威，如火烈烈。 80年代街头的青年 80年代，也是理想主义和商业，最兼容的时代。1982年，央视开始筹拍《西游记》。整个剧组只有一台摄影机，却为取景走遍全国19个省。当时六小龄童每集片酬，只有70元，全剧拍完，历经17年。最终，这版《西游记》创造播放神话，累计观看130亿次。一次节目中，主持人问导演杨洁：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吐槽82版的《西游记》？杨洁说：因为我们是在搞艺术，我们没有为钱，没有为名，没有为利。无独有偶，那时候诞生的神剧，还有《红楼梦》。1987年，《红楼梦》在央视播出，一时天下无人不识“林妹妹”。“林黛玉”的演员叫陈晓旭，为演好角色，长年生活中一餐一饭、一颦一笑，皆和角色融为一体。《红楼梦》拍完后，她因对“林黛玉”用情太深，竟再也无法饰演别的角色，索性退出演艺圈。后来别的演员问陈晓旭：为什么现在的演员再难像你一样，这样演活一个角色？陈晓旭说：因为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一生，来真正投入给一个角色。这么多年过去，中国影视业突飞猛进，从资本到特效水平，完全碾压80年代。但是从艺术水平上来说，却从未超过那时的《西游记》《红楼梦》。原因无它，用钱、用技术，永远比不过用心、用时间。作家徐星曾说：80年代，是中国理想主义最浓烈的时代。那时不仅是诗人、作家在以梦为马，即便操持商业的人，也同样坚持理想主义。他们虽在制造娱乐，却绝不生产快餐。为将事情做到极致，可以不惜投入一生。 陈晓旭版“林黛玉” 80年代之所以美好，还因为那时的人，简单温暖，至真至性。80年代期间，编辑顾晓阳的家在北京站旁边，常有人来借住。一天晚上，满脸胡子的马原，经朋友介绍走进来。顾晓阳得知他是小说家，拿出自己的小说给他看。马原一看，直接说：你的小说观念落后一百多年！顾晓阳一听不服，和他辩论起来。激动时，两人互相漫骂、攻击或赞美。吵到肚子咕咕叫，并肩出门。顾晓阳卖了手表，凑顿饭钱，请马原喝酒，接着大吵。那时的人，几杯下肚，无话不谈。朋友相交，无不率性。 1985年，作家的阿城的家，号称“北京会馆”，每天有各地文友来访，络绎不绝。他好用挂面接待，最多一天下面16次。有时离家几天，直接在窗上留字：出门了，几日回来，钥匙和挂面在老地方。那时画家朱新建，常去他家刷夜，两人交谈甚欢，彻夜不眠，最高纪录一天畅谈18小时，声音全哑。后来阿城写出《三王》大火，背了满满一书包钱，街上碰见朱新建，随手拿了两摞给他。朱新建问，我为什么要你的钱？阿城直接说：这么多钱，我一个人怎么用得完？那时的人，交往也热烈。校园里，大家一起读诗、喝酒、抱头痛哭。清华、北大的操场，校园歌手常聚，数十个学校学生前来茬琴，输的当场把吉他砸得稀烂。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失眠。男生可以为给穿波西米亚长裙的女老师，买一副隐形眼镜，去组织俱乐部卖酸奶。女生也可以把一个月的饭票分成两半，一人一半，分给最崇拜的流浪歌手。在摄影师任曙林的眼里，80年代是一个世纪中唯一凸显干净的年代。1984年，任曙林在北京171中学，拍下一张《下过雨的操场》。色调幽蓝，一个穿白裙的女孩左手拿书，趟水而过，身后的水洼，映出清秀倒影。歌手老狼特别喜欢这张照片，多年后再仔细端详，发现角落里，竟还有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孩。他说：我当时热泪盈眶。瞬间觉得那就是我。 任曙林《下过雨的操场》 我曾以为80年代是上个世纪的故事，很古了，谁还有兴趣？可是出乎意料，每隔一段时间，关于80年代的怀念，就会像潮汐一般卷土重来。去年的贺岁档，52亿票房的《你好，李焕英》，我们也正是随着女主人公穿越回到了80年代，在那些平常的日子，感受到一段段闪亮的记忆。实际上，80年代是个不成熟的时代，无论是社会建设、经济还是文化，都无法与当下相比。但是，它年轻、真诚，富有朝气，充溢着理想主义。而这些，如今离我们，已经越来越陌生。就像头发已花白的北岛，在诗中写道：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color=blue]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归根结底，我们之所以怀念80年代，是怀念那个时候思想的解放，证明了任何封印，都禁锢不了思想。是怀念那个时候人性的觉醒，将每个人的渴望唤醒，将每个人的尊严激活。也是怀念那些五彩斑斓的诗歌、小说、音乐、影视等，对走出苦难的民族的人道补偿。也是怀念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独立思考、勇敢真诚、追逐理想的信念，是如此的可贵。我们之所以怀念80年代，是因为那是一场温柔的反叛。不是创作者在反叛，而是阅读、聆听、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反叛。这种反叛，不同的人群反应不同，底层如岩浆涌动，上层内心依然纠结。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就是对生活的浪漫。告别了80年代，我们迎来一个喧嚣和浮躁的时代，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我们遗憾的是，80年代就像一瓶打开的汽水，气息涌动，但转瞬散尽。更遗憾的是，80年代虽美好，却只如昙花一现。竟以如此短暂的方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