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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62万个婴儿在中国降生，比以饥荒载入史册的1960年还少了340万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人数最少的一年，也是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达到新世纪顶峰后连续第五年下降。

很多人用“菜市场”形容5年前的产科病房，如今，受生育率下降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地医院的产科在不同程度上变安静了。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的产科主任说，疫情前，早7点的门诊大厅总像春运时期的火车站，这种情况不再。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综合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对咨询者说，建档名额充裕，“不像过去”。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产科医生护士不再超负荷工作，浙江杭州树兰医院的产科大夫有时一天也做不了一台手术。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这家承担着基础医疗功能的公立二级医院，2016年下半年平均每月要迎接200多个新生命，如今每月只有20-40名婴儿出生。产房护士站每天要写“产房日报”，记下当天出生的婴儿信息，“xxx之子/女，顺产/剖宫产”。2022年4月11日，日报上的是数字：“0”。

社会的生育观念的变化像潮水般冲刷着妇产科。科普博主“六层楼”曾是北京某三甲医院的妇产科大夫，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探讨女性与生育话题。怎么为女性创造更好的生育环境？他觉得首先是让她们有选择不生育的权利。他记得，在子宫腺肌症的诊断中，过去医生会说，“这个很重要，会影响你以后的生育”。但是逐渐有女孩说，“我并没有生育计划”。慢慢的，就像AI进行语言学习一样，医生的语言变成了，“如果你以后有生育计划的话，那……”以前，有女孩来妇科就医，会被医生以“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生育”为说辞劝说其趁早治疗，而现在，医生的话变成了“这会导致痛经和贫血，要早点治疗”。

他也30多岁了，父母会发一些文章，催促他和妻子生孩子，大多是关于最佳生育年龄的。但是他对“最佳生育年龄”有自己的理解。“一个25岁刚大学毕业、没有房子、工作不稳定、经济状况不好的年轻人，和一个35岁、事业稳定、心理成熟的人，谁处在最佳生育年龄呢？”“孩子能养成什么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不是所谓生理上的最佳生育年龄。”

梁弘知道，如今育儿的压力比20多年前要大。女儿和她年轻时的状态不同了，女儿在银行上班，经常加班到晚上10点多回来。张强会和年龄偏大的产妇聊天，问问她们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年龄生育。她们常说，工作压力很大，要还房贷车贷，养孩子要拿出来很多钱。她们认为不做好提前的规划，孩子来了也养不好，教育也是个大问题。

她观察，这些人事业心强，责任心也强，害怕生了孩子之后自己对孩子不负责。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一位产科大夫说，他观察深圳的“白领、骨干、精英”更想要一个女儿，原因是：两人都很忙，觉得女孩不那么调皮，更节省精力。

不管人们是否选择，以及选择什么时候来到产科，产科里那些故事还在发生。一位朝阳医院的助产士曾经在急诊科室工作过，午夜时分，在去医院上夜班的路上，他总是想，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空间里，今晚抢救室里会有人失去生命，而产科里又有新的生命选择降生。

4月中旬，在东城妇幼保健院，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和母亲共享一间病房，走廊外的庭院里，桃花和玉兰落了满地。走廊里很安静，只能听到新生命发出温热的、哼哼唧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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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分蛋糕的时候嫌人多，做蛋糕的时候嫌人少。。
你问我怎么评论，俩字：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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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开玩笑的嗷，我的观点是，为了自己，还是得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