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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大戏《人世间》完结了，三代人的人生浩浩荡荡呼啸而过，留下的是长长一串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追剧大军中有一位特殊的老人，每逢更新他都会准时守在电视机前，比任何人都迫切，尽管他对每个人物的命运都了如指掌。
他就是《人世间》的作者梁晓声，周家老老小小的故事，大多都是他一家人的经历，每一帧画面闪过，记忆就在眼前变得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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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让他无法直视的，就是秉昆在法庭上的那一幕，在那场戏中他第一次入镜客串，饰演一位法官。
眼尖的观众纷纷发弹幕捧场：「梁老师演得真不错！」
但你们不知道梁老的难，他太难接受自己以一副苍老的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这真是一场灾难」。
客串这个角色，梁老说自己完全就是被「绑架」了。
有一次他去剧组探班，刚好第二天要拍这场戏，导演李路对法官的形象不满意，闷闷不乐地吃着饺子，眼神瞟到旁边的梁晓声时忽然放了光：「要不梁老师试试？」
梁晓声吓一跳，断然说这绝对不考虑。
李路点点头，吞下了最后一只饺子，起身给了他一份台词后转头就走，临了还特意嘱咐副导演：「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虽然跟这一行打交道了二十多年，但梁晓声还是懵了，紧张了一整晚没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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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被架上了「法庭」，看到秉昆垂头丧气，一脸愁苦的样子，梁晓声瞬间红了眼眶。盯着屏幕的李路叹了口气，法官都这么感性了？
这场只有两句台词的戏，梁晓声拍了整整一天。
作为全剧最特别的彩蛋，只要演得别太离谱，观众都会被惊喜到，但梁老非要较真--他这一辈子啊，就是一部《人世间》。
《人世间》的故事是从一辆开往远方的绿皮车开始的，梁晓声的故事，我们也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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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岁那年，梁父响应国家号召，去大西南当了一位建筑工人，每隔两三年，家人才得以短暂地团聚一次。
从大西南的深山到哈尔滨，需辗转五六天，那是父亲独自一人的万里长征。
在梁晓声的记忆中，父亲的印象少之又少，童年里最刻骨铭心的就是母亲的辛劳和无力摆脱的贫穷。
家里共5个孩子，梁晓声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家人住在哈尔滨最脏乱差的板房区，胡同里总是阴暗的，仿佛「烟鬼的黑牙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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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每个月工资64元，40元寄回家，自己留十几元生活，余下的攒着作路费。
回不来的年头里，他总会让工友带点口信，工友心疼地跟母亲透露：「梁师傅太仔细了，舍不得买食堂的菜吃，自己买点儿酱买几块豆腐乳下饭，二分钱一块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三天！」
父亲每月寄来的钱，都是梁晓声去邮局取，看着那些小心翼翼包裹起来的毛票，他心里一阵阵难受。
但即便如此，这些钱还是不够一家人生活，母亲除了照顾老小，还得四处央求打零工的机会，多是些脏活累活，每个月能勉强挣得20来块，这是家里的救命钱。
那时候梁晓声就暗下决心，初中毕业后，但凡能有份工作，一定不读书了，为父母分担养家的重任才最要紧。
贫苦时代，人生的困境就是如此具体。
在自传体散文《似梦人生》中，梁晓声曾说自己的父母皆目不识丁之人，「成文成系统的家风家训，是无从谈起的」，但父母始终都是自己最崇敬的偶像。
再艰难的日子里，父亲从不会唉声叹气，他说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出息。
而母亲总是对哥哥说：「家里的日子再难，妈也要想方设法供你读到大学毕业！」
哥哥很争气，一直都是学校的尖子生，是公认的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好料子。
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哥哥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学习上，母亲总是早出晚归，年纪尚小的梁晓声自然扛起了照顾弟妹和做家务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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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二三年级时，他的手就已经皴皴的，怎么都洗不干净。
有时候作业顾不上写，有时候唯一一件能穿出去的衣服脏兮兮，有时候担心弟弟妹妹，上学对他来说总是件很仓皇的事情。
害怕老师的批评，同学的嘲笑，他开始逃学，最多的时候连续一个星期都不敢去学校，哥哥知道后生气极了，总是拿最严厉的话谴责他，跟处处受表扬的哥哥相比，梁晓声觉得自己承担了那么多却不被理解，对于哥哥，他心里是有些怨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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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家里贫穷，三年级开始梁晓声就是班上的特困生，学校减免了他的学费，初一时，他享受着每个月7角钱的助学金，但这总让他活得很累，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要怎样表现，才算配得上这样的待遇。
没有钱，没有尊严，学校生活对他来说是没有亮色的。
哥哥高考那年，父亲回来了，两腮瘦到塌陷，明显衰老了很多，那是头一次父亲服软了：「我快干不动了，孩子们一个个全都上学了，花销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资却十几年来一分钱没涨，往后怎么办呢？」
大家都明白父亲的意思，那天之后哥哥停止了高考的复习，去菜市场卖菜，有天他把自己一整天的收入两角几分钱，交给母亲，哭了。
梁晓声知道，这也是他未来的必经之路。
但哥哥还是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在放弃了几所保送的好大学后，他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那是母亲的愿望，她认为如果哥哥以后成为了铁道工程师，一家人就会住上漂亮的铁路员工房。
1962年，哈尔滨的底层人家能出一名大学生，那该多轰动啊，梁晓声发誓自己也要好好学习，那个学期，他几科考下来平均九十多分，全家人都在盼着过上好日子。
一年之后，哥哥学校发来的一张电报断了家人所有的梦想：「梁绍先患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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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围满了人，大家都在研究「精神病」跟「疯了」是不是一个意思。
第二天，正在上课的梁晓声被老师喊到了教研室，他看到了傻兮兮的哥哥和护送他的两位老师，哥哥已经不认识回家的路了，唯独记得学校。
哥哥终日喃喃自语，一家人挤在15平米的破屋子里，晚上挤在同一个炕上，那喋喋不休让全家人脑仁子疼到裂开，后来他们也相继服用起了安眠药。
两个月后，精神病院来了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把哥哥强行推上了车，他害怕极了，不知道会去哪里，也不知道那里有什么。
哥哥被护送回来的那天，梁晓声牵着他往家走，哥哥一路上不停地问：「家里还有人吗？父亲是不是已经饿死在大西北了？母亲是不是疯了？弟弟妹妹们是不是成了街头孤儿？」
梁晓声泪如泉涌，那一路，他绝望得不想活。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高中刚毕业的梁晓声毫不犹豫地第一批就报了名，去基层连队抬木头。
兵团条件很差，工作很苦，但每个月能挣四十多元啊，拼了命都无怨无悔。
哥哥的住院费每个月要八十几元，不吃不喝也断然是不够的，他只能在兵团尽力表现，能获得些重用总是好的，思来想去，他觉得自己唯一比较拿手的就是写作。
受哥哥的影响，梁晓声中学时代读了不少书：《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与黑》、《红字》...在兵团里，这算是顶呱呱的人才了。
演讲稿、批判稿、甚至是小伙伴们的检查，他的文笔从没让大家失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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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总部每两年会举办一次文学创作学习班，优秀的作品会被编辑到集子里，梁晓声的一篇短篇小说《向导》也被收录在内，正是这篇创作，改变了他的命运。
1974年，复旦大学在黑龙江招生，中文系创作专业总共就两个名额，招生办的老师翻阅了所有的作品后，对这篇《向导》产生了兴趣，在「环保」这个词还没出来的时候，这部作品就表达出了批判滥砍滥伐现象的思想。
老师决定要见一见这位叫梁晓声的青年，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再到黑河，辗转到他们所在的兵团时，已经是第四天上午，此时梁晓声正在扛大木，团部通知他去招待所。
眼前那个风尘仆仆的人，自称是复旦大学的招生老师，梁晓声没觉得有什么惊喜，负担？什么负担？
当时作为一名北方的青年，对南方有什么样的大学，是知之甚少，也不太会有什么兴趣的，唯一让梁晓声开心的是，这人竟然跟他谈文学，还挺有水平。
他们聊了近一个半小时，梁晓声对当时的文艺现象大放厥词，狠狠吐槽了一番。
老师从包里拿出一本革命文学样板书《牛田洋》，问他看过没有，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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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也没客气，直接来了句：「语录引用的太多，那样的书翻一分钟就应该放下，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老师愣在原地，临走之前小心嘱咐他：「这些话不要再对别人说了，否则会对你不利。」
好多年后想起这句话时，梁晓声依然冒冷汗，但凡这位老师有一点点「左」的思想，在团里留下一句「这个青年的思想有问题」的话，别说复旦大学，以后的日子能不能过都是个问题。
后来这位老师的确去找了团里的领导，当面表达了他的态度：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
很多8090后大概都很熟悉刘欢演唱的一首歌：「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
这首《心中的太阳》就是根据梁晓声的小说《雪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
1977年，毕业后的梁晓声被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当文学编辑，正式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在一间11平米的宿舍里，他一住就是12年，写就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作品，大多都是知青题材，梁晓声也成为了知青文学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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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之后，人们顺着潮流的方向飞奔，不再沉迷于旧日情怀，知青文学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很多同时代的作家开始转型，梁晓声也一样，他写起了批判性的文章。
无论是纪实的，还是虚构的，他的作品总是为弱者发声：「当社会还无法满足普通人的基本愿望时，文化应时时刻刻提醒着社会来关注此点，而不是反过来用所谓不平凡的生活方式，来刺激普通百姓。」
虽在大众眼里，梁晓声早已功成名就，但他丝毫没有患上「优越感」，事实上，他的愁苦依然是具体的、迫切的。
早在刚参加工作时，他每个月的工资49元，20元寄给父母养弟弟妹妹；大哥的医药费是无底洞；父母身体不好，他把二老接到北京来照顾...
庞大的开支全靠梁晓声写小说挣稿费，时多时少，拍电视剧《年轮》时，对方只给了他一台彩电，虽是稀罕物件，但不能吃不能穿。
为了将这个家撑起来，他曾打算将独身主义进行到底，后来弟弟妹妹相继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催促下，他才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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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90年代下岗潮的冲击，弟弟妹妹们全都失业，几个孩子要读书，几个家庭要生活，梁晓声全都承担了下来。
长期的熬夜写作，肝病、胃病、心脏病也早早找上了门，虽后来的稿费逐渐提高，但生活的忧患总是接踵而至，那么多的债窟窿堵也堵不过来。
直至今日，梁晓声都保持着最简单的生活，平价朴素的穿着，蔬菜、稀饭、疙瘩汤就是一日三餐，鲜少有社交。
用今天的价值观来看，这也活得太累了，但这也是那一代人普遍的担当。
那种对父母的体恤，对兄弟姐妹的关照，对弱者的同情，都是当下很多年轻人所不能体会的。
「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人生本就是一堆责任而已」，梁晓声说。
2010年，梁晓声打算写一部知青年代的长篇小说。
在以往同类型的作品中，作者都是书写他们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的遭遇，但那些留在城里的年轻人，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中的很多人虽是在体制内，但也只能勉强求生，做清洁工、当服务员、卖馄饨炸油条、或者像梁晓声的弟弟那样，在酱油厂干体力活。
他们是沉默的、孤独的、不被关注的，但他们不应该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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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梁晓声说起自己的创作意图时，朋友连连摇头：「不要写那么长，最好写二三十万字，好定价、好销售。你写那么长的小说，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谁买谁看？」
但他说啥都得坚持：「我年纪这样大，还想着我这本书应该怎样写，人们到底喜欢看什么，能印多少册，能得多少稿费，那也太悲催了。」
60岁那年，梁晓声开始了马拉松式的写作，每天早上削好一筒铅笔，铺开一沓400个字的稿纸，低头伏案十几个小时。
刚开始，他连标点符号都会清清楚楚标在方格里，渐渐的颈椎病越来越严重，眼睛花了，手不听使唤了，字也没法写到格子里去了，常年的焦虑也让他头发脱落，越发「鬼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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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最后一部时，梁晓声被检查出了胃癌，医生建议他做全部切除，防止扩散，从医院回来的途中，他吸了两支烟，决定保守治疗，一定要把小说写完。
2017年底，小说出版，前前后后一共修改了3稿，皇皇115万字。
故事的主人公周秉昆是以梁晓声的小弟弟为原型的，在电视剧后期制作时，梁晓声最大的愿望就是他能看到，可惜未能如愿，去年，小弟去世了。
亲人的离去让一张张老照片成为了永远的念想，令梁晓声无比遗憾的是，他们一家人，连一张全家福都未曾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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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时间，梁晓声总会去精神病院看看哥哥。
逢到天气晴朗，哥哥又精神正常时，老哥俩会去院子里的长椅上坐坐。
他曾问哥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
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
他又问：「什么童话？」
哥哥苦笑：「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我想努力实现那个童话，当年我曾下过一种决心，不看着你们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了，我自己是绝不会结婚的。」
梁晓声呆望着哥哥，黯然无语，这悲喜交加的人生，竟不知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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