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一线城市当中，广州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存在。
一线城市以外的居民对于都市的想象大多是繁华耸立的高楼大厦，是集购物、美容、娱乐、旅游等消费方式于一体的CBD景象。更是一个与小城镇和乡村完全异质的精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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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却并不完全符合这一想象——这座城市太接地气了。
城乡二元制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特点，一般来讲城市与乡村具有着明显的边界，这个边界由社会组织、行政区划、自然地理位置、经济结构以及文化来做严格的区分，在城乡之间竖起了一座无形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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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广州，这个边界却十分模糊，城市CBD和城中村交相辉映、一派和谐。
快速城镇化
广州有138个城中村，而且相比北上深正在消逝的城中村，广州的城中村显得相当有生命力。
它们都是在2000多年城市历史中生发生长，又在改革开放城市扩建的大潮中被裹挟进了“大广州”范围的时代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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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建国的时候，广州的城市面积很小，不如南京、天津等城市，更比不上北京和上海。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城区像摊大饼一样以越秀和海珠两个老城区为中心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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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广州的建成区面积为136平方公里，到2018年城市建成区总面积为1300.01平方公里，不到40年的十年（时间）城区面积扩大了将近10倍。
随着城市用地的扩展，越来越多原在市郊的村庄被吞并进城市用地，出现了独特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现象，城中村也就这样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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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的居民并不一定愿意当城里人，但是这由不得他们。时代决定了人们的命运，居住在城中村的人被迫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首先在经济上，寸土寸金的大城市是不会给农用地留出土地空间的，所以这些人必须转变生产方式，从农民转向第二、三产业。
所幸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广州对人力资源有着巨量的需求，这些失去土地的新住民们大部分进了制造业流水线工厂，其余的被吸纳进羊城的各行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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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著名的三元里村，农业几乎已经在这里完全消失，工业也只占总产值的不到10%，这一地区90%以上的经济是由第三产业贡献的。
目前村里有10余家商务大酒店，还有电器城、日化用品市场、汽配、数码等多个综合批发市场，早就看不到了其他地区农村的样貌。
走在三元里街头，不管穿着打扮什么样，总会有人凑过来问：“老板，看一下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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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里村只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很多城中村早已没有了农业，反而二三产业在这里蓬勃发展，也许在某一个城中村的小巷子里，就藏着一个服装制造作坊。
随着城市的发展，公共设施和市容市貌建设不断完善，城中村“村”的特点逐渐在外表上泯灭。
城市用地逐渐精细化、一块块绿地、一条条道路像楔子一样楔入了城中村与城市的边界，同样城中村自身也在向边缘地带扩张，在扩张的过程中逐渐规范化，符合城市的条理。这就导致了城市用地和城中村犬牙交错，边界逐渐变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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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
在外表上看，广州城中村已经很好地融入进了城市。
一方面广州城中村大多没有围墙，与规划建成区很多只有一条马路之隔，有着规范的商业门店，早早完成了路面硬化，水电、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当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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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和北方的部分城中村相比，广州城中村的建筑多以4层以上的楼房为主。在寸土寸金的岭南大城市，为了争取更多生活空间，房屋都在向上生长。
如果不看开窗即可握手的楼间距、严重不足的采光，以及曲折狭窄如迷宫的深巷小道，广州的城中村里显出一派城市的景象，并不是城市中非要去除不可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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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城中村也保持了一定“村”的特征。
在现代化的大都市，广州138个城中村可以说是138个乡土文化的传承地。广府文化已经传承了2000多年，这在现代化的都市中并不能体现。但如果置身于城中村，就能看到有数百年历史的宗庙祠堂，行走在城中村小巷之中，也许走到一处豁然开朗的境地，抬头就能看到一座巍然的古建筑，上面写着“x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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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岭南宗族文化的体现，宗族文化在南方远比在北方强盛，由于山岭众多加上可耕地狭窄，广东村与村之间交流并不频繁，时间久了方言都有所差异；从生产方式来看，广东农业普遍以种植稻米为主，所需要的劳动力略高于粟米和小麦，水田之前阡陌相通，更需要亲友邻里的帮助。这就导致了广东人更加与亲邻相近，与外人疏远的地域特性，侧面促进了宗族文化的强势。
今天的广州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在这里和谐共处，无论广府、客家、潮汕都能以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正常沟通。
都市文化讲究个体本位、契约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而非血缘，都市的生活方式也让传统宗族文化慢慢消失。唯独在城中村里，还是能找到它们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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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了这些古老的建筑之外，村里的生活方式，甚至生活的人都已经换了一茬。
都市开放流动，城市满布来自各地区的人，人口的流动性强，与乡村“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刚好相反。城中村里的居民饮食、服饰、出行都已经和城里人没有区别了，而且由于城中村低廉的房租，也是外来人初次来穗选择的居住地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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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外来客
据相关统计显示，广州大部分城中村流动人口数量为本地居民的5-10倍，有些甚至在15倍以上。大量内地南下的打工者们，扎根广州的第一站往往就是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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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天河区棠下村，当地原住村民人口只有2万多人，却“蜗居”了近30万外来务工人员，辐射大半个中国，涉及社会各个行业。
石牌村作为岗顶这个华南区域最大的IT产品集散地，为数十万IT从业人员提供低廉的食宿和仓储条件。
冼村里聚集着白天忙碌在珠江新城CBD豪华写字楼的年轻白领们、新兴创业者、小商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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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打工人员的进驻，打破了原来城中村一族一姓居住的格局，也让城中村的“村”模式彻底被冲散。
原本农村人情社会的基础在于固定的邻里关系和知根知底的信任，而外来人大量进入城中村，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
原本昔日朝夕相处的邻居变成了陌生之客，乡村气息的生活方式也就开始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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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要规范化，城中村也注定要改革，甚至被清除。比如城中村中一直被人诟病的建筑凌乱、密集，采光和通风等问题，以及无时无刻不笼罩在城中村上空的火灾隐患，已经成为了广州城市发展的痼疾。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一是规划不合理，二就是村民私自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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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的农民们失去土地之后，最简便的经济来源就是地租。与城市其它区域不同，他们对自己的宅基地有着可以扩建的权利，于是乱象也就随即产生了。
为了能有更多的房屋出租，屋主们开始向上索取空间，广州有很多看房本上是3层的建筑，实际上已经有6层的高度。还有一些不那么规范的“飘楼”，比如看一层面积是80平米，可能在二层开始有飘出去的面积，就扩充到了100平米，整栋建筑显得头重脚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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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中，普遍一栋楼都是属于一个家庭，这并不是说明他们祖上有多阔，而可能只是将自己原本住的小房子扩建成了一栋楼房。
如果家里祖上兄弟多，或者在改革开放之前嗅到了机会，买下更多的土地建房，那么一个家庭有十几栋楼可以收租也是正常的。
所以说在广州看见的穿背心短裤，拖着趿鞋的大爷，也许就是这座城市里最富有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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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不规范搭建的房子是需要整治的，但对于市政部门来说，这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买断拆迁，成本太高，大部分开发商都很难负担得起；劝说拆迁，城中村利益错综复杂，基层干部许多都与屋主有着亲缘关系，行政命令难以下达；重建改建，涉及到违建房屋是否要予以补偿，宗族祠堂怎么处理，依然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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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城中村的隐患，就成了人人都知道要改变，却不知道如何改变的老毛病。
无论如何，广州城中村目前还是一线城市中，租金最低廉的住所，让年轻的打拼者也有了住在市中心的可能，它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这座城市的开放与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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