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前，罹患癌症的父亲已经无法正常说话，在病床上，他用手指在我掌间写下了一个字——“红”。

我知道那是我姐的名字，于春红。

1994年的某天，她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于这个世界。

姐姐一直是我心中的天才。小时候，她下棋总是赢我。上学后，她拿下了物理竞赛的奖项。高考那年，她以全县理科的最高成绩，考取了西安交通大学的核反应堆专业。读完本科和硕士后，她成为了一名博士。

然而，一切都在姐姐的消失后改变了。姐姐从全家人的荣耀，变成了最深处无法愈合的伤痛。

父亲抱憾离世，让我意识到，无论如何，我也要找到她。

 
■ 姐姐于春红

01  天才

我和姐姐在四川雅安的天全县长大，她长我四岁，一直都是我最亲近的人。

姐姐从小都是一个内敛的人。遇见陌生人，她常常显得害羞。一旦和她熟识后成为朋友，没有人不被姐姐的热情和真诚所打动。

姐姐也一直都是一个纯粹的人。上学时她名列前茅，尤其痴迷于物理研究。凭借此前物理竞赛和高考理科状元的成绩，姐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安交大的核反应堆工程专业，继续她在物理世界的探索。

物理对我来说过于复杂，但姐姐却能得心应手。大学期间，姐姐师从陈学俊院士和陈听宽教授，在本校相继读完了本科和硕士。毕业后，她不仅拿到了成都核动力研究院的工作机会，也收到了西安交大热能工程专业的博士录取通知书。

我还记得那时是1993年，博士相当稀罕，更别说是在核物理研究领域。父母在得知喜讯后，让姐姐放下所有心理包袱，全心全意继续学业——“不要担心，家里供得起你上学。”
 
■ 于春红的博士录取通知书

那年暑假是我和姐姐相处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姐姐带我去看了西安的钟鼓楼，看了她生活的交大校园，还吃了当地特色的黄凉粉。那时，我打心底里为姐姐感到骄傲。

读完博士的第一个学期后，姐姐像以往一样回家过年。为了不错过学校报到，姐姐像以往一样提前动身出发，生怕路上耽搁了时间。

那时路途遥远，交通也不方便。姐姐需要在凌晨四五点就动身出发，先坐七个小时大巴从县城去成都，之后辗转公交车去火车站，最终还需要在宝鸡中转才能到达西安。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能想到的是，那个1994年的春节，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姐姐的机会。

02  失踪

我是家里最后一个才知道姐姐已经失踪的人。那时我二十出头，父母觉得我还小，工作不稳定，就一直瞒着我。直到1995年春节回家，大姐才偷偷告诉了我发生的一切。

大姐说，姐姐离家返校后不久，父母就收到了学校的通知：“于春红没有按时报到，学校也一直找不到人。”

父母闻讯后立即动身，去往西安寻找失踪的姐姐。到了学校后，父母见到了当时负责此事的学院领导。他们向父母再三表示，发现姐姐没有按时报到，似乎是已经失踪了之后，就立即报了警。因此，姐姐宿舍内的所有私人物品也被当作证据封存，不得私自拿取。他们还不断安慰父母要相信组织，要耐心等待警方的调查。

据说，最后一个见到姐姐的人是宿管阿姨，当天她看到姐姐像往常一样背着个随身军用挎包，离开了宿舍楼。

 
■ 于春红的硕士论文

由于那时还没有正式开学，返校的学生并不多。即使父母找遍了姐姐在交大的老师和同学，也没人知道她的去向。

苦苦寻找无果后，父母带着伤痛回了家。

父母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姐姐。听大姐说，他们先是找到了姐姐在县城从小到大的所有朋友和同学，挨个询问，渴望获得一点儿有价值的信息。并且，父母一直都保持着和西安交大的联系，着急询问学校在事件调查方面的最新进展。

然而事与愿违，姐姐就像被卷入黑洞里的一束光，永远地消失在这个世界。

姐姐的失踪对家里每个人来说，都是极为沉重的打击。自姐姐失踪的1994年，直到父亲去世前，他们都在寻找姐姐。只是这真的太痛了，父母始终不愿意和我谈论姐姐的失踪，他们只是近乎隐忍地承受着所有的痛苦。

有一年，我在家中无意中谈起姐姐，父母也因此病倒。也就是从那时起，姐姐的名字成了家中没人敢提及的禁忌。

03  寻找

2009年，父亲因癌症去世。2012年，母亲因车祸离世。2013年，家乡雅安又遭遇了灾难一般的七级大地震。

那几年，我一次又一次地病倒。在一次突发的车祸之后，我觉得如果我再不去寻找姐姐的话，可能我这辈子也没有机会了。

那是2015年，我辞去了工作，来到西安开始全身心地重新寻找姐姐的踪迹。由于此前主要是父母在为此奔波，许多详细情况我并不了解，他们也很少谈论。在如今双双离世后，他们此前寻找姐姐的足迹，也成了无从得知的秘密。

来到西安后，我一头雾水，一时间不知从何处下手。那时，我决定先向《华商报》求助，期冀在他们的热心帮助下，能叩开隐藏真相的大门。然而或许是因为时间久远，在我看来许多关键的证据，却都已经不见了踪迹。

 
■ 于春红保存在家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毕业证

首先是没有人证。姐姐当年的老师，大多已经去世或退休。一个专业里的同窗，也早已散落天涯，或失去了联系。

其次是许多物证也不见了踪迹。姐姐失踪后，她的宿舍和私人物品被警方封存。然而我再去寻找时才发现，学校已经将姐姐的所有东西扔掉了，包括她的日记和书信。

姐姐的户籍信息也早已被学校注销。1986年考上大学后，姐姐将户口从家乡天全迁往了学校的集体户口。失踪后，在没有宣告死亡的情况下，学校就直接从系统中注销了姐姐的户籍信息。

《华商报》的张成龙记者建议我寻找警方，或许能够从当年的案件调查记录中寻找到一些线索。然而，张成龙记者去往警方处查询，却根本查不到学校当年的报警记录。

2015年9月15日，我在碑林分局兴庆路派出所报案，而这时距离姐姐失踪已经过去了二十一年。

在后续警方的调查中，发现同样消失的还有姐姐的存折。当年春节回家后，父亲给姐姐户头里存了一年的生活费。作为博士，姐姐每月也有大约300元的国家补贴。

根据交大财务室提供给我的当年工资支出单据，姐姐失踪后，学校为其保留了一年学籍，每个月都仍有补贴到账，直到1995年5月为止。

在警方的协助下，我从银行调取了信息，却意外地发现在1995年5月12日，有人支取了存折内的所有资金，并且注销了账户。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详细信息已经被银行合规销毁，所以我至今也无从得知究竟是谁在姐姐失踪后盗取了所有的钱，并且用她的身份注销了账户。

 
■ 工商银行提供的于春红销户记录

就像姐姐的突然失踪一样，这些寻找姐姐时发现的古怪之处，我一直难以理解，却至今也一直没能等到西安交大的一个正面回应。

04  答案

姐姐失踪后，我设想了许多种可能性：自杀，他杀，意外，甚至拐卖……

2015年，在《华商报》报道了我寻找姐姐离奇失踪的事件后，环球网等多家全国媒体纷纷转发，很快就被一名在安徽合肥工作的网友看到。

据这位李先生表示，他是安徽亳州人，20多年前有一位女子被拐卖到他的老家。当时听村里的老人说，这位女子是一名大学生，甚至似乎是一名博士，在放寒假返校的途中被拐卖至此。村里人说，这位女子说话有四川口音，而且被服用了某种药物，神志一直不清醒。

那时我的内心十分矛盾。我希望她是我的姐姐，并且无论如何我也要去救她。但我也非常希望她不是，因为我无法想象我的姐姐被拐卖后，遭遇了怎样非人的凌虐和痛苦。

在警方的安排下，给我和那位被拐卖的女子做了DNA鉴定。我没能拿到书面报告，只是被告知鉴定结果并不相符。

 
■ 安徽那位疑似于春红的被拐卖女子，警方告知DNA不匹配

除了那位安徽女子，还有许多网友提供了类似的被拐妇女信息。一位榆林的王先生说，当地有一个捡垃圾的老人，他的妻子学历很高，和他联系后却发现年龄和我姐姐不符。一位网友在评论中说，20年前他哥哥买了个从西安拐来的女大学生，在生了两个孩子后，她受不了天天被打便喝农药自杀了。

可惜的是，我始终没能联系到这位网友。一切的线索也在此断了线，无声无息。

在西安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我又因滑膜炎恶化，而不得不坐上了轮椅。后来，我回到了广州，继续大海捞针般徒劳地寻找。

2018年，我遇到了姐姐的大学同学齐霁。她告诉我，在姐姐失踪前两个月，也就是1993年底，两人见面时，她发现姐姐的行为举止似乎有些怪异。

那天姐姐去了齐霁家做客，不仅穿着非常脏的棉袄，甚至吃橘子时连皮直接塞进了嘴里。齐霁看姐姐神情恍惚，表情异常，问她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但姐姐一直不应声。

晚上睡觉前，姐姐又突然问齐霁，愿不愿意陪她一起去延安看毛主席。齐霁回答说自己还要请假，不能说走就走。第二天一大早，姐姐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直接离开了齐霁家，从此两人再也没了联系。

 
■ 姐姐于春红

这样的答案，在姐姐的高中同学处也得到了证实。他们说，姐姐回家过年时，似乎心事重重，“和以前开朗热情的她不一样了”。

我非常想知道姐姐在就读博士的第一学期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然而我却寻不到任何答案——姐姐记录生活的日记和私人书信，也早被学校销毁处理了。

05  后记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在这么多年后再来找人？

说实话，我也并不希望如此，没有人比我更想找到姐姐。但我也要生存，尤其是年纪大了，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一直四处奔波寻找。

姐姐失踪二十多年来，我的父母一直隐忍着失去女儿的痛苦，一直自责没能保护好女儿。

在父母心中，姐姐始终是一个善良纯粹的孩子：她是研究核物理的博士，是家里的骄傲，是将来建设国家的人才，她还是那个会因为陌生人的求助而去全力协助的热心肠。

前几天安徽的警察告诉我，当年那个疑似姐姐的被拐卖的无名氏，去年已经在村子中过世了。我不知道她是谁家的女儿，但我一直为自己没能解救她而感到自责。

我因姐姐学校的那些荒诞做法感到愤怒，也感谢数不清的交大学子（他们大多和姐姐素昧平生）在寻找姐姐过程中无私的帮助，却又觉得无论愤怒还是感激，都于事无补。

我只能在此重复地讲述姐姐的故事，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能提供更多的线索。纵使希望渺茫，我也要在自己剩余不多的生命消逝前，找到我的天才姐姐，于春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