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埃及与苏联关系破裂后向中国求援,中方向埃及推销歼-6，埃空军竟嫌飞机落后，不愿给钱!中方只得找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当时“中国绝不当军火商”思想指导下，1978年前中国对外的军事出口基本都是无偿援助。在此20多年时间里，中国向亚非拉16国援助了近千架战机、大量武器装备及零部件。7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由于之前美苏的封锁，中国军事装备严重落后国际水平，急需引进国外的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可当时中国外汇奇缺，于是从1979年1月开始，中国对外军事援助由无偿援助改为了有偿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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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第4次中东战争结束，埃及收复了西奈半岛，由于战争中消耗较大，急需补充一批战斗机。就在这时，埃及与苏联关系破裂，苏联中断了与埃及的军售贸易。当时埃及军队的武器大多是苏式装备，考虑到中国的武器装备大多仿制于苏联。于是1979年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派副总理图哈密来到中国，要求中方提供战机、发动机和航空零部件。
但会谈时，中方明确表示中国已改变了出口军事援助方式，由之前的“无偿援助”改成收“成本费”了。考虑到中埃关系良好，中方可以优惠卖给埃及战斗机。由于之前中国向埃及提供的军事援助都是免费的，现在要收钱了，这种大事图哈密副总理也不敢拍板，只得表示回去请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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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图哈密回国后，中方并未等到埃及发来购买战机邀请。为了抓住这次宝贵机会，三机部决定主动派人前去埃及兜售战机。当时中航工业成立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专门进行中国军贸进出口，原三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刘国民担任总经理。三机部决定派出刘国民为团长的7人代表团去埃及卖战斗机。
由于当时中国外汇非常紧张，一时竟凑不齐出国的费用（事实上，直到198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是-13亿美元）！恰好埃及民航主席在1979年2月向中航发来邀请，请中方派人去埃及商谈维修安-24飞机事宜，这刚好为代表团省去了交通食宿的费用。刘国民于1979年3月15日率团抵达开罗，但埃及民航主席出国访问，维修安-24飞机也被搁置，众人又没了落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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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民等人只好向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求助，驻埃及大使姚广得知中航技公司到来后非常重视。他先让7人代表团住进了驻埃大使馆，随后又与图哈密副总理取得联系，在姚广大使的亲自过问下，代表团与埃及政府和军方接上了头。埃及军方将中国代表团从大使馆接出来，把他们安置在了一家旅馆并招待食宿。埃及军方还派出了一名联络官陪同，并为代表团配备了一辆面包车。
可接下来的谈判却十分艰难。埃及空军提出最近的中东战争中，他们的空军战机损失较大，希望中方这次仍然为无偿援助，下次改为有偿贸易。这让中方代表团十分为难，他们来到埃及的使命就是卖出战斗机，赚取宝贵的外汇。这种情况下，代表团团长开始与埃及空军代表推心置腹的交流，刘国民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300美元，而贵国已超过了1000美元，现在中国人民比贵国人民还穷。中方曾多次援助贵国，如今我们为了民生，把无偿援助改为有偿贸易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而且中国仅仅只收了“成本费”，并没有挣贵国多少钱......”经过中方耐心的摆事实、讲道理，埃及军方再也不提无偿援助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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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当时的埃及空军中，许多军官对西方国家的战机状态十分了解，纷纷嫌弃中国的歼-6落后，可能无法有效对抗以色列。当时埃及方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对中国友好人士认为歼-6战机便宜耐用，战备飞行训练还是不错的；另外一部分人明确表示反对，认为歼-6性能落后，战时恐怕不是敌方二代机的对手。因此双方谈判进展缓慢，以至于到了4月中旬埃及空军竟提出了暂停谈判。
面对谈判随时都有破裂的局面，刘国民决定去见一见时任埃及副总统的穆巴拉克。穆巴拉克对中国非常友好，他当过埃及空军司令，对中西方航空技术非常熟悉。在姚广大使陪同下，刘国民拜会了穆巴拉克副总统。穆巴拉克首先询问了中方可供应战机的情况，刘国民介绍道：歼-6有现货，它相当于米格-19，质优价廉。同时还推荐了歼-7Ⅱ飞机，它在米格-21上做了很多改进升级，如果订购的话1981年就能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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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巴拉克首先对中国人民之前的援助表达了感谢，同时承诺会立即命令空军恢复谈判。穆巴拉克说：“中国人跟我谈合同，我闭着眼睛都敢签字！”结果第二天，埃及空军司令主动邀请中方代表团谈判。在穆巴拉克副总统的帮助下，1979年5月2日，中埃双方签订了战机购买合同，中方向埃及出售50架歼-6（120万美元/架）、数百台发动机和零部件，总金额1.67亿美金。1980年4月双方又签订了中国向埃及出口60架歼-7及相关零部件的合同，总金额2亿多美金。
这两笔合同实现了中国第一次正常对外军贸，是中国航空工业和军工产业的转折点。此后中国军工产品不断出口到国外，从歼7到轰6D轰炸机，还有东风3导弹等等，逐渐成长为了世界上的军售贸易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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