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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公布，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期间因灾死亡失踪380人，其中有139人被瞒报。相关责任人员受到处分。

调查报告公布后，舆论总体反应是正面的。但由于遇难人员名单等基本信息未公开，郑州暴雨灾害前期瞒报死亡人数造成的塔西佗效应并未彻底消除。各种灾害、事故发生后，瞒报死亡人数绝非郑州个例。究其原因，除了回避责任，在价值观方面对个体生命的漠视以及与信息公开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执行不力也是重要原因。

由此想到美国对战争和灾害灾难身亡、失踪人员的做法，值得借鉴。

1989年我第一次出访美国期间参观华盛顿越战纪念碑，非常震撼。熠熠生辉的黑色大理石碑墙上以每个人战死日期为序，镌刻着美军1959年至1975年在越战中阵亡的57000多名将士的姓名。我当时的感受非常深：按阵亡时间而不是军衔高低、肤色差别排序，体现了生命的平等；阵亡人员名单无一遗漏，体现的是对每个人的牺牲及其价值的承认和尊重。

2001年访美，参观韩战纪念碑群，感受同样深刻。除了雕像和纪念碑，还有一组不大的方座碑。正前方的一块刻着一段碑文：“our nation honors her sons and daughters who answered the call to defend a country they never knew and a people they never met”。其他几块分别刻着朝鲜战争中阵亡、失踪、被俘和受伤的人数。据了解，以后的岁月里，随着失踪人员遗骸的发现，纪念碑相关数据也及时作出相应更改。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出国经过香港时在电影院看了《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由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故事片描述一名普通母亲的4个儿子在前线参战，除了在101空降师服役的小儿子詹姆斯·瑞恩外，其他3个儿子均已牺牲。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得知这一消息后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命令组织力量找回诺曼底登陆后已空投敌后的瑞恩。于是前线指挥员组织了一支8人小队，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找回瑞恩并将其平安送回后方。

电影拍得很精彩，但对我冲击最大的不是逼真的战争场面和视觉效果，而是电影传递的价值观：为了一位普通母亲不至于丧失全部孩子，不惜冒牺牲8个人的风险。开始我以为这不过是艺术创作，生活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后来看了有关资料才知道这是根据美国二战期间三个家庭发生的真实的历史故事改编的，并非虚构。

美国艾奥瓦州的苏利文五兄弟随朱诺号轻巡洋舰参加瓜达尔卡纳尔战役。1942年11月13日，在海战中朱诺号轻巡洋舰被日军潜艇击沉，五兄弟中3人当场牺牲，1人第二天溺亡，大哥乔治8天后被救起，但却在获救第5天因伤病身亡。

犹他州加兰的博格斯特伦夫妇的五个儿子中有四人阵亡，为照顾博格斯特伦夫妇，美军让其仅存的儿子博伊德退伍并免除其家庭中适龄男性成员的兵役。

纽约州托纳万达的尼兰德四兄弟全部参军，两兄弟在诺曼底登陆中阵亡，一人失踪，仅剩最小的儿子弗里茨·尼兰德在101空降师E连服役。美军高层决定把他送回国内。

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就是以尼兰德兄弟、苏利文兄弟以及博格斯特伦兄弟的真实事件为基础改编加工而成的。

出于人道主义理念及履行国家责任，长期以来，美军非常认真执着地寻找历次战争中被俘和失踪人员及其最终下落。美国国防部为此专门成立了“战俘/失踪者办公室”——DPAA。

据统计，从珍珠港事件至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军有83114名参战官兵失踪。根据美国《政府信息公开法》的要求，DPAA网站提供了历次战争每一名失踪人员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精确到每一个失踪人员的姓名、军种、军人号、军衔、所属单位和籍贯，甚至失踪时乘坐的载具（飞机型号/舰船/车辆/徒手）以及阵亡/失踪/被俘等可能的状态、失踪时间等。

2018年6月12日下午，举世瞩目的特朗普金正恩会晤后双方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声明达成四点共识，其中第四点明确规定：“美国和朝鲜承诺，找回战俘和失踪人员遗体，包括立即遣返已确认身份的人员。”

从第四条可见美国政府对寻找每一个失踪被俘人员下落的重视与执着。

美国政府对和平时期突发灾难死亡、失踪人员的搜救和信息公开同样有比较完善的法律和政策。

“911”事件发生后，纽约市建立了“遇难者统一辨认系统（Unified Victim Identification System），统一管理遇难者信息，这一系统已推广到各州；为应对大规模伤亡事件，美国各州都制定有“工具箱”（Planning Toolkit）应急预案，对伤亡人员鉴别与统计等工作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以确保人们在搜救处理的全过程都能及时得到必要的信息和帮助；2004年美国《全国突发事件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及时公开事故相关信息，否则联邦政府将拒绝提供联邦拨款支持，从财政拨款上限制和防止地方政府瞒报伤亡人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注意吸取世界先进的理念和经验，对在战争中失踪和被俘人员的处理方面摈弃了过时僵化的教条与实践，尤其是对仍然埋葬在境外的牺牲烈士遗骸搜寻和回归工作，通过国际合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从2014年至2021年，已先后有8批牺牲在韩国境内的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有关部门举行了隆重的迎灵和安放仪式。

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个体生命是平等的，享有同等地位和尊严，那么我们对战争期间牺牲、失踪人员与和平时期因突发灾难不幸丧生的人们都应该一视同仁。过去，我们曾经这样做过，而且有成功的经验。

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造成六节车厢脱轨，40人死亡、172人受伤。温家宝总理亲临事故现场指导处理善后工作，慰问遇难人员家属。遇难人员的信息及时得到公开，有效打消了社会对伤亡人数的怀疑、质疑和流言。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北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遇难人员名单也分批得到公布。

但必须承认，近些年在重大灾难和事故处置中，死亡人员信息公开做得不好甚至不做，给瞒报创造了机会和条件，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尤其是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信息的处理，即使根据公布的调查报告，瞒报也达到三分之一，省会城市尚且如此，更何况天高皇帝远的地区及矿难一类的企业瞒报行为。

公开透明，既是抑制腐败的利器，同样也是防止瞒报和谣言的最佳手段。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期间瞒报死亡人数的问题如果仅仅是处理几个人，而不是从制度建设、信息公开透明方面查找原因，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整改发力，今后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就绝非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