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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跟中国人赖以坚持活着的指望作对，你好大的官威啊。
二百九十个死刑犯，到了年底，唐太宗决定放这些人，让他们回家跟亲人团聚，好歹过个年，明年秋末再回来领罪受死，结果期限到了的时候，这两百多个死囚徒都回来了，皇上一高兴，就下诏免了他们的死罪。
很多后世史家对这段史料的解读是说当时的朝政有多么宽仁，民风多么淳朴，连死囚犯都守诚信。我在看过很多相关史料后觉得倒也不必把贞观之治这样捧上天。
单从长安城的布局就能看出，唐代对民众的基本态度恐怕还是“治民”“驭民”。那两百多个死囚犯，之所以后来“应期毕至”，很可能是因为盛世之下的“编户齐民”做的很完善，社会上根本没有逃犯生存的空间，况且再抓住了可能要因为有负皇恩而连坐家人，孙猴子再蹦也出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所以只好乖乖回来引颈就戮。
如果这个猜想是正确的，那贞观的那种天下大治，未必是符合现代人政治的审美的。
可是我们依然要说，在这段史料里，古典公权力在展现它强大掌控力的同时，体现一种浓浓的人情味。
中国人的基本精神需求是什么？就是回家过年，和亲人团聚。哪怕死刑犯，也想获得这个救济。
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文化动力学（cultural dynamics）”。通俗一点说，文化动力学认为，任何一种文明，族群想要发展，社会想要凝聚，都得给个体一个“指着它活”的指望。
对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东伊斯兰教文明来说，这个指望就是定期做礼拜，死后上天堂。而中国人普遍宗教观念比较淡薄，不太信什么定期忏悔，死后上天堂那一套。
那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底层老百姓，甘愿忍受日常的劳作辛苦，指望着它活的“动力”是什么呢？
恐怕就是过年返乡，与家人团圆，欢欢喜喜过个年。
很多中国人，就是指着“回家过年”这个愿望在年复一年的辛苦的工作。
你看《白毛女》里的杨白劳，被地主恶霸逼得出门躲债，临到年三十夜里也要回家过年守岁，还要“扯下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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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在囧途》里的牛耿，再憨再傻，路上再苦再累，也知道唱一句“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而且他一唱，全车的人都跟着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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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中国这么大，若说有什么理儿是从南到北全国都认的，那就是这句“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过年回乡这个事儿，在咱中国，有着天主教徒去教堂忏悔，犹太人严守安息日，佛教徒不杀生那样的必要性与神圣感。而且平素越辛苦的中国人，就越盼着过年回家这点指望。
所以只有黄世仁那种丧尽天良的王八羔子，才会选择在过年这个节骨眼上跟返乡的人过不去。编剧一写这种剧情，但凡是个中国人就都能get到这家伙的可恶——是的，在中国，在年关将近时，帮人回家过年，就是最大的积德行善，阻人回家过年，就是最大的冷酷，甚至是作恶。
而这个是个中国人都该懂的道理，现如今居然有人仍不懂，而且这个人听说还是个地方官。
这两天，河南省郸城县县长说出的一句“金句”在网络爆红了。
先是在一段短视频里，这位县长在某个会议上声色俱厉的训话说：“凡是中高风险地区试图返回，不讲你有没有疫苗接种证明，不讲你有没有48小时核酸.......你只要返回，先隔离后拘留！”
在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对疫情精准防控，不得搞层层加码，不得一刀切的当下，这段发言，本来就已经够刺耳，够劲爆了。
但让人没想到，1月20日，这位县长在回应记者的采访时又有惊人之语，他认为视频被人剪辑，剪掉了自己之前“不听劝阻，恶意返乡”等内容。
听闻这种回应，我都怀疑这位县长是不是当官当不通人性了——“恶意返乡”这个词儿，明明就是个比你之前说的那些话更触犯全体中国人禁忌的字眼。网上曝出的那段视频，如果真的只是把这句话剪掉了，那应该是出于保护您的极大善意才对。
为什么？因为就像前文说的，过年回家这个事儿，在中国是个所有人都需要的刚需，是中国人人生的必需品，他乡务工者是心灵的加油站。
既然是刚需，那就跟吃喝拉撒睡一样，它就是一种本能，本能是不分什“善意”“恶意”的，如果你能把过年回家这事儿定性为“恶意”，那顺着这个逻辑，别的地方的官员必要时也可以质问老百姓为什么要“恶意吃饭”，“恶意喝水”，女性为什么要在赶封城期间“恶意来大姨妈”……都忍着、憋回去，各地的疫情防控工作不就很好搞了么。
可是这种粗暴的做法，恰恰严重违背了国家防疫工作的本心。2021年12月1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对于春节返乡，国家卫健委特别作出过指示，在落实防控措施的同时，保障人员安全、有序流动，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县（市、区、旗）人员非必要不出行，确需出行的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请注意，这里的“非必要不出行”只是一种倡议，过年回家对老百姓是不是“必须”的？对很多在外打工多时、辛苦了一年的人来说，它就是必须的。要不然国家就没有必要开这个专题新闻发布会，强调要满足民众的这个需求。还做出“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这个规定。
既然有着国家规定在前，一个地方官员，怎么可以公开说“不讲你有没有疫苗接种证明，不讲你有没有48小时核酸”呢？
这算不算典型的“简单化”？算不算“一刀切”？算不算“层层加码”？
所以我们不得不猜测，这位县长所谓的这个“恶意”，其实上不对国，下不对民，只是对着自己的那顶乌纱帽——过年回家本来是公民的自由选择，是在外游子的心灵刚需，但你一回来，就加大了我的防疫工作量，增加了我这里出问题的风险，最后危及我的政绩。所以我感觉到了你的“返乡”对我的浓浓恶意。为了我省麻烦，请你不要回——甭管国家有什么规定，到我这儿都不好使。
这种心态，说白了就是懒政。
是的，从博弈学角度说，依照国家规定 ，精准防控，虽然方便了老百姓，也有助于防疫工作更顺利的开展。但非常考验地方的行政能力，要耗费主管领导大量的精力。如果稍有不慎，疫情防控出现纰漏，地方官轻则被批评，重则影响乌纱帽。相反，搞“一刀切”，虽然简单粗暴，但却对官员最安全、最省心、省力。至于老百姓有什么需求，过年回家的心情有多迫切，有些人就觉得不关他们的事儿。你别对我的仕途有影响，有“恶意”就行。
但我们得问一句，为官，甚至哪怕单纯做人，真的可以这样吗？唐太宗和杨白劳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说中国人认同什么比“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更天经地义的道理，那应该就是“回家过年”。在中国，在年关将近这个节骨眼上，帮人回家过年，是最大的积德行善，阻人回家过年，不让人家过个好年，就是最大的冷酷、甚至是作恶。
我国对新冠疫情严格防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是为了让广大群众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基于对国家这份苦心的理解，疫情爆发以来，全国的绝大多数公众都为了配合防疫的大政方针作出了很多牺牲，有些人可能因为疫情的耽搁，已经两年甚至三年没回家了。
但是，公众这种为防控做出牺牲不应该是无限度的，他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愿望应该被尊重，他们过年回家的情感需求应当被满足。否则我们就将违背我们严格防疫的目的与初心。
所以我看到有朋友顺着这位官员的奇葩思路打趣的说：正式通知家乡有关部门，本人“蓄谋回家”已久，要在xx号与xx“聚众乘车”，于xx日“恶意返乡”——因为我已经好几年“过年未遂”了，实在忍不了了。
话谐理不糙，就是这么个道理：合法迁徙是民众的自由，过年回家更是身为中国人的刚需，在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切实保障民众合法权益的时候。如果有的地方官员非要跳出来说，硬说我们回家是“恶意返乡”……那您说我们“恶意”就“恶意”好了。
我倒想看看，太平盛世，朗朗乾坤，这世上最硬的，到底是天理、国法、人情、民心？还是某些懒政者的一己私利与好大的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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