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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上午10:30，我带着儿子在小区门口的北京地铁6号线褡裢坡站乘车去长楹天街。我当时根本不会想到在4个多小时前，有一位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在此站乘车，去北京南京坐火车与在山东的妻儿相聚。

那天晚上，北京市新冠防控新闻发布会宣布，北京朝阳区发现一例无症状感染者，住该区平房乡石各庄村。看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个病例离我家好近，直线距离也就1.5公里左右。

石各庄，对我而言是个很熟悉的地名，我开车无数次从旁边驶过，但从来没有进去过。我当时就断定，这位无症状感染者大概率是一位租住农民房的外来打工者。出北京东五环的朝阳北路两边，原来是一片很大的林地，林地中间错落着石各庄、黄渠、褡裢坡、三间房等村庄。在过去二十多年北京城市迅猛发展的时期，这些村庄先后被拆除，建起了一个个楼盘。我2007年搬进所购的一套楼房，所占的就是原来褡裢坡村的地。随着地铁6号线的修建运行，这一片的房价上涨迅速。至今还残存下来未被拆迁的村庄只剩下石各庄了，这个村北面是首都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南面是朝阳北路，西边是五环路，东面是定福庄路，它成了朝阳区东部有名的城中村。由于都是农民自建房，租价便宜，又距离地铁6号线褡裢坡站几百米，交通方便，石各庄村成为从事体力劳动的打工人所热衷的租住地。

因为这一例无症状感染者，我们小区的防控措施陡然严格起来了。为防万一，我家在19日上午去菜市场购买了一堆土豆、胡萝卜、洋葱、大白菜和一些肉类，考虑到即使波及到我们小区，这些食品也能抵抗一阵子。

就在19日晚上，我看到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在发布会上公布了这位无症状感染者自1月1日以来的活动轨迹，心情很是沉重。后来随着流调结果和信息的进一步披露，我得知这位工友叫岳荣贵，是河南濮阳人，1978年生人，年轻时去山东威海当船员，后来妻儿也来到当地，暂住了下来。他的大儿子在2020年走失，他来北京一则打工挣钱，二想来寻找儿子。

这份流调报告，真真切切地展示了一位外地中年人在北京打拼的人生。如果不是因为他感染了新冠病毒而被公布生活轨迹，谁会了解他在北京是怎样活着的？——而在北京的高楼大厦、通衢大道之间，又有多少劳动者和这位先生一样，不被公众注意到。

在新浪微博上，诸多网友如此评价这份流调报告：“看了特别难过”，“同一蓝天之下，这就是人生”，“生活不易”，“看了想哭”，“典型的中国式的勤劳人，看得又佩服又心酸。”..........

岳先生在北京主要从事装修材料搬运工作，挣钱去寻找两年前走失的儿子。这份工作在装修行业的工种链条中，也是最脏最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用俗话来说就是纯粹卖苦力。由于北京城区对货车上路时间的管控，装修材料只能晚上运送，因此他的工作时间大多是在深夜。请看元旦3天小长假他的工作轨迹：

1月1日23:30-1月2日凌晨4:43，在和乔丽致酒店（建国路93号院12号）工作。

1月2日23:00-1月3日凌晨3:00，在木偶剧院工地工作。

1月3日21:00-1月4日凌晨1:37，在四环阳光100小区工作，随后到通州台湖垃圾站工作。


有好几个晚上他是通宵工作，从子夜到上午，辗转北京好几个区搬运建材。如：

1月10日0:00-1:45，在胡大簋街三店工作；2:00到达胡大簋街二店工作；3:00到达建国门壹中心1座工作，4:00到达通州区盛园宾馆附近的管头工业区工作，9:00到达顺义区丽宫别墅工作。

岳先生这是白天续接着晚上干搬运活，活动范围跨了东城、朝阳、通州、顺义四个区。因为顺义区是远郊，货车白天能上路行驶。在这半个多月的劳作中，他只有去餐厅就餐一次：“1月8日12:36，到达朝阳区双桥丝路美食独自就餐。”他一日三餐要么是在搬运的间隙中吃盒饭，要么是回到租住的房间里随便对付一下，一顿面条或几个馍果腹。北京的繁华与亮丽，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离他租住的农民房只隔着一条马路、大约相距几百米的一个在建楼盘，售价75000元一平米。这个近在咫尺的楼盘和他的人生的心理距离，比北京到河南还要遥远。

有网友将岳先生的流调结果和前几日海淀区感染新冠的一位26岁的女士做对比。那位女士是某国有银行的员工，其工作之余的活动有去金融街购物中心内的餐馆就餐，去SKP购物，去滑雪场游玩，到剧院观看脱口秀。网友们感叹同一座城市，不同的命运。

我认为这种比较刻意突出阶层对立，没有多大的意义。那位女士同样在努力地工作，认真地生活，她只是比这位做搬运工的先生更幸运而已。从她的母亲也在北京工作这个细节可推断出，她可能是个在北京长大的女孩，当然比外地来京打拼、没什么学历的中年男有先天优势。理论上说人生而平等，但在现实中每个人降生的家庭、地区、环境千差万别，有些人奋斗半生才得到的东西，有些人一生下来就拥有。

社会有阶层差别，人与人之间有贫富差距，这在哪个国家和哪个时代都是存在的，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现象。但是，一个开放的、健康的社会，有底层往上走的通道，普罗大众能靠勤劳来挣钱养家，过着有尊严的生活。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善待勤奋吃苦的底层人士，这些人是社会的塔基，没有他们的劳作，再绚丽夺目的宝塔也基础不牢，难以经得起地壳的震动。

岳先生的流调报告或许能提醒我们的社会管理者，一个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依存的生态。人的职业各不相同，所受的教育有差别，但从劳动者的属性而言，很难说孰高孰低，哪一类不可或缺哪一类无足轻重。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被折叠者”的劳动，没有他们在大多数人入睡时搬运装修材料，没有他们赶大早起来摆早点摊，没有他们扫马路、运垃圾，没有他们拂晓时将蔬菜运送到各个菜市场，北京将如何运转？

再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也很难想象到像这位搬运工一样的劳动者，能买得起和他租住地隔条马路、75000元一平米的楼房，但是他在这座城市，理应获得尊重，他起早贪黑的劳作，理应得到合理的回报。

岳先生在北京当搬运工，当然非常辛苦，其劳动强度超过大多数打工一族，许多人对其产生共情。但是我以为，对岳先生这类在城市的褶皱中生存的打工人，最应该关心不是其辛苦。——打工，即使是办公室里的白领，谁又轻松呢？岳先生能够靠卖苦力在大城市挣钱，应该是一件幸运的事，总比呆在老家要强得多。只要雇主不欠薪，城市管理者不驱赶他，能够租一间农民房容身，然后辗转各工地搬运，对许多他那样的劳动者来说，知足了。社会的竞争是残酷的，也是正常的，只要有底线公平，就可以了。岳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也不觉得自己可怜。我只是好好干活，我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力气，靠自己的双手，挣点钱，挣了钱找孩子。就是为了生活，为了照顾这个家……”这话很朴实，真诚，也反映他对自己的人生有清醒的认知。

其实对千千万万像岳先生这样的打工者来说，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未来和下一代的命运。岳先生小我几岁，都属于70后。197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赶上了中国的好时代，我们的少年、青年时期正是蒸蒸日上的改革开放的黄金岁月。

1970年代出生的人口可能是几千年来最多的十年，这批人大多数出生在乡村，而又大部分涌进城市，见证和参与了中国的城市化。像我这样接受大学教育的一部分乡村少年，算是真正的进了城（户口、房子、职业、孩子的学校），成了所谓的中产者一员。但是还有更多数量的同龄人如岳荣贵这样的，离开了故乡，去了异地的城市打拼，但是他们并未能在城市扎下根，等老去后，何处是归宿？多数人并没有社保，退休金怎么办？他们的下一代，许多当过留守儿童，能够通过学习考上好大学而改变命运的很少，大多数成为打工二代。他们对社会比父辈有着更多的欲求，也更容易产生不满。岳荣贵走失的大儿子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很内向，不善交际，初二就辍学。这样的青年在劳动力市场中，毫无优势，代际贫困恐将传递下去。希望岳荣贵能够找到大儿子，但他这样的家境，两个儿子娶媳妇恐怕是个让父母发愁的大问题。

我的朋友张丰是岳荣贵的河南同乡，他在文章《“流调中最艰苦的中国人”，他不是一个人》中说：“岳某的命运当然悲惨的也是独特的，但是却又相当有普遍性。”我深有同感。一场流调将一位默默无闻的工友的人生轨迹呈现在国人的面前，我希望不要因热点过去，岳荣贵就被世人忘却。岳荣贵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未来和下一代的命运，其实也是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