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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刻骨铭心的一年，也是值得深刻反思的一年，更是足以鉴往知来的一年。
在2020年的年终总结中，我曾不无担心的提出：“未来的经济形势，将是一个比熬的时代，只有熬到最后的人，才有资格去谈明天”。
当时还有不少人觉得我危言耸听，但无论从前三季度的各项经济指标来看，还是从滴滴下架、阿里巴巴、美团接受天价处罚；万亿教培行业一夜塌方；房地产行业全面入冬……等一系列足以载入史册的经济事件来看，都说明这一预判不幸而言中了。
如今又到岁末年初，挥别2021的同时，也到了总结和展望的时刻。民营企业，特别是制造业过得究竟怎么样？有没有新的机会出现？
为了解中国当前经济的最真实状况，在2021年最后一个月，我深入了大湾区十多家典型中小制造企业进行深度走访，足迹踏遍珠江两岸，详细考察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
这些企业有大有小，有传统制造业，也有高新科技企业。在访谈过程中，那些苦熬经年的民营企业家们见到我，总带有几分希冀的问：“明年会好吗？”但我的回答却不免令人失望：“不光你们难过，所有人都难过；不光是今年难过，明年可能更难过，后年可能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接下来的几年，将是一场数十年未遇之大变局的开端。
中国发展的上半场已然结束，而下半场尚未开始。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旧规则不再适用，但新的玩法又没有完全建立，所以你感到无所适从、困惑重重，都是正常的。
但同时，你也要深刻地认识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的走到下半场，环境的变化注定会淘汰一批人。水涨船高的时候，谁都能扬帆远航，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才知道谁在搁浅而死。
生存还是死亡？扩张还是收缩？前进还是后退？坚守还是放弃？一系列彷徨和困惑，都交织在这个岁末年初的特殊节点上。
作为一个深度参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历程的观察者，我想我有义务、也有责任来尝试解答一下这些困惑。
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在和珠三角企业家的交流过程中，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难”，几乎所有的企业负责人都说出了相同的话：今年是最难的一年。
难在哪？
一难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招工难。很多企业花大价钱都招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这里面既有疫情的影响，也暗藏着人口结构变化的危机；
二难在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大幅提升。过去一年受内外因素影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异动，传统能源供给不足；
三难在受全球贸易形势变化影响，关税提升，出口疲软；
四难在融资成本居高不下，面对中小民营企业，金融机构往往不敢贷也不想贷，最后给企业经营带来恶性循环。
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当经济最发达、市场规则最完善、外向度最高的广东中小企业们都遭遇这“四难”时，足以说明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放眼全国，无论是以创新创意产业为主导、以互联网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还是以传统制造业、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高耗能产业为代表的旧经济范畴，都或多或少地遇到了瓶颈。
而民营经济的生存状况是市场经济的晴雨表。民营经济过得好，说明市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活力四射；反之，则是乌云密布，险象环生。而中小企业是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发挥促进宏观经济“血液循环”的重要作用，一旦它们“偃旗息鼓”，再强健的巨人也会四肢不调、行动迟缓，所以找准问题的症结非常重要。
矛盾的本质——五大关系失衡我认为，当前企业发展所面临的这些困难，可以从很多方面找原因，但无论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现实原因还是历史原因，结构性原因还是系统性原因，归根结底，都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正处于上下半场转型的关键阶段，很多关键要素的关系没有理顺。
企业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正是深层次矛盾的外显。所以在这一部分中，我把最显著的五个矛盾单独拎出来，姑且称之为“论五大关系”，与大家讨论。
第一个，国际与国内的关系。
当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内外部环境同时发生巨变的特殊节点上。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和全球产业链的变化，都会深刻地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进程。
2021年，中美关系并未像一些人期待的那样得到全面改善，反而陷入了更为复杂的竞合状态之中。
美国势力对华的战略围堵还在持续，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拜登政府比起特朗普政府，能够更为熟练地操弄意识形态武器。相当于特朗普耍枪弄棒，拜登玩合纵连横，试图建立围堵中国的统一战线。
另一方面，美国也表露出想和中国坐下来谈一谈的苗头。这一年，孟晚舟回国，美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出现了新表态，中美元首重启对话。拜登政府为了重新坐在谈判桌前，开始释放出部分善意。但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短时间之内无法获得实质性的改善，因为中美之间的矛盾，源于两大无法回避的陷阱。
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总结出一个观点，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纵观人类社会几千年来一共15次老大易位，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次。因此，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
美国作为多年来的老大，收拾掉的“老二”数不胜数，从一战前后的英国、二战时德国到战后的欧盟、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再到解体的苏联，都曾遭受过美国的战略遏制。
在挑战美国的“老二”里，中国是最特殊的一个。前苏联虽然与美国政治制度不同，但文化层面都属于广义的基督教文明。日本虽然文化上有特殊性，但在经济上、制度上全面学习西方，唯独中国是一个和美国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经济体、制度体。中国的快速崛起，充分说明了“历史尚未终结”，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追赶者，美国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也是难以接受的。
今天的美国，其实是被所谓的政治正确和强大民意所绑架。美国人战后当了几十年的老大，实力决定了它的傲慢。想要改变美国这种整体性的民意，短期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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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不可避免的陷阱，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历史上很多国家，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东南亚的菲律宾等，都没有迈过从中等收入到发达国家的这道坎。
今天的中国也面临这个危险。14亿人口中，还有大量亟待发展和致富的民众。想要冲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在高科技上突破，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科技将是重中之重，一个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综合实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位置。
原来中国可以模仿、跟跑，生产一些低端产品。现在要想继续前进，必须在科技上得领跑、突破，经历升级改造的进程，从人力密集的低端制造走向技术密集的高端制造，否则是没有未来的。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核心也是高科技的遏制。中国不搞高科技，就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想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肯定要搞高科技，所以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短时间内都是一个没法调和的矛盾，这点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晰
有一些人认为，近年中美关系的恶化，是由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太过于高调所致，这样的看法无疑是在侮辱美国人的智商和决心。
中国像是初长成的大象，想藏在小树背后，无疑是自欺欺人。在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情况下，中美摊牌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在可见的未来，中美两国一定是在长期的合作和竞争中不断碰撞发展的，这个过程将起码要持续十几年。在这样险峻的外部环境下，比“熬”仍在持续，日子难过是肯定的。
第二个，国企和民企的关系。
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大国企时代，“做大做强做优国企”已经成为了时代的主流。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做强国企是有一定历史必然性的。一方面，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更强，也更为可控。国企央企所承担的使命和价值，不是单纯的经济功能，它是一股国家可以迅速调配、不计成本的庞大力量。
另一方面，现在的国际竞争，说白了就是技术实力的竞争，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但创新就涉及到大量人、财、物的科研投入，而且不确定性很强，投资回报比很低。如果单纯依靠市场，很难推动实现。但国企因为不是简单的算经济账，所以能够在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从事更多的基础性研究，这是我国中长期产业升级，摆脱美国“卡脖子”的需要。
总的来说，每当一个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都要通过整合国家力量、增强内部凝聚力来渡过难关，不然强不起来。从古至今，中国的商鞅变法也好，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也好，道理和本质都是一样的。今天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挣脱西方战略围堵，国企作为大国重器，表现得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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