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镜头缔造世界和平熟悉艺术史的朋友都知道，相机的出现改变了艺术史的走向。画得“像”让位于画得“传神”，务求毫厘不差的肖像留影，被交给了技术不断进步的相机。印象派、抽象派、野兽派趁机兴起。不过，与此同时，用《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 作者大卫·奥库夫纳的话说：“在同样的时段，同一处地方，另外一场革命也正在展开。”那是1907年的夏天。毕加索的《亚维侬的少女》问世。这幅人物肖像作品动态感强烈，极富戏剧性；画面中，身处风月场所的五位少女嬉戏笑闹，尽管“画得不怎么像”，但少女们挑逗嬉闹，极尽其韵。作者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指责。而同年的6 月10 日，在巴黎《插画》（L’Illustration ）周报的办公室，发明家奥古斯特（Auguste）与路易·卢米埃尔（Louis Lumière）两兄弟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了被他们称为“玻璃干板彩色正片”（autochrome）的摄影成像工艺。在显微镜下，玻璃干板上土豆淀粉形成的红、绿与紫色微粒个体赫然呈现。这一技术的原料非常简单：土豆。基于一种主要由土豆淀粉制成的微粒体复合物。通过在平面玻璃板上涂抹双层经过染色的土豆淀粉涂层，并在中间加入全色性乳剂和碳粉，利用常规的玻璃板成像相机，便可以拍出色彩真实的照片。这让“创作彩色图片”这件事，变得异常便捷和容易——挎上一台相机，可以走遍大江南北。艺术家不用再让当地人长时间摆出姿势，便能画出《塔希提少女》或《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咔嚓一下，便可以记录当地最真实的生活劳作瞬间。卢米埃尔兄弟的发明，不但在摄影艺术上开启了彩色照片的时代，还为“走出去，看世界”的人类本能，提供了既便宜家常、完成度又极高的解决方案。对此，美国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兹（Alfred Stieglitz）预言道：“整个世界很快将疯狂地沉迷于彩色。对此番狂热风潮，卢米埃尔兄弟功不可没。”斯蒂格里兹并非意识到玻璃干板彩色正片那令人兴奋的美好前景的唯一一人。法国银行家阿尔伯特·卡恩也意识到，摄影正跨过了一道门槛，门槛后是一个充满创造可能性的新世界。更重要的是，这些摄影技术也许能帮他实现珍藏已久的政治理念。卡恩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相信世界不只是凯旋门和香榭丽舍大街这一种模样——当年高更出走时也许也这样想。此外，卡恩还是和平主义者，他希望找到预防和阻止各民族间冲突纷争的途径。很多年来，他每周都在巴黎近郊举办聚会，邀约欧洲政界、商界、文化界与学术界的杰出精英人士共聚一处，商讨“天下”大事。阿尔伯特·卡恩通常都不喜欢留影。此为难得的一次例外，他在镜头前配合地摆出了姿势拍照。摄于1914年，地点为其位于巴黎黎街办公室的室外。卡恩相信，如果人们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上和你不一样的人，也有权利好好活着，也许这世间会平和许多。他希望，通过交流，能够让人们对多元文化有更多的共情，意识到那些语言、肤色和习俗不同的人们，其实和自己一样有寻常的喜怒哀乐。那些黄种人、棕色人种和黑人，和“高贵”的欧洲人一样，每天吃喝拉撒，也会生老病死。他们也有着文化消遣和市场交易，有着婚丧嫁娶和长幼人伦。这一切与站在“世界文明与话语权顶端”的白人没什么两样。那么，这些世界尽头的“非我族类”，也许就不该被轻易妖魔化为“他者”，就不该如此随便地成为枪炮奴役的对象。彩色摄影技术的发明，让卡恩和平主义的想法得以成为现实。这位投资南非黄金和宝石矿山成功、欧洲屈指可数的富豪，此时已经对跨国银行结算、发行国际公债没有那么热心了。从1908年开始，他倾注了大量的资产和心血，派遣大量摄影师去世界各地，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彩色摄影技术，拍摄了72000余枚彩色照片，记录了二十世纪初叶，50多个国家的民众，在时代变迁的浪潮席卷下的日常劳动、娱乐、传统仪式。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各地的民族文化、生活发生急剧变化。卡恩的摄影师们帮助他实现了建立地球史料馆，保留此时此刻世界面貌的愿望，更在有意无意间参与并记录下了各个年代的代表性事件，捕捉了无数宝贵而不可再现的瞬间。镜头下，巴尔干地区新国家和新政权不断涌现，并且正在掀起数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军人和原来的“殖民地伙伴”在西线战场并肩作战。1918年的停战协议签订后，巴黎到处是狂欢喧闹的庆祝活动，而摄影师们也置身其中。整个1920年代，亚洲与中东地区的人民为自主自治而战。卡恩的摄影师们也用照片记录下了那些国家缔造者为建立现代政权而进行的努力：穆斯塔法·凯末尔和叙利亚领导人费萨尔埃米尔都出现在他们的镜头中。在这个时期，储量巨大的成片油田被发现，一夜之间改变了中东地区的经济与战略地位。照片中，英国首相阿瑟·鲍尔福因支持创立一个新的犹太人家园，在访问巴勒斯坦时，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应。同一时期，伊朗的军事政变将新的国王推上政坛不久，卡恩的摄影师便造访了该国，记录了那位国王富有深意的表情。第三次英阿战争之后的几年间，摄影师们也深入阿富汗，用影像捕捉当地的现实生活。不仅如此，卡恩的摄影师们还在继续向东方开进，他们用镜头记录了日本天皇去世后举国哀悼的悲伤时刻，还有印度大君举办佳节狂欢派对时那生机勃勃、流光溢彩的壮丽场面。在亚洲，卡恩的摄影师们所定格的许多影像为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留下了纪实档案。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甚至于1909年1月来到中国。此时，慈禧太后刚去世，溥仪登基，醇亲王执政。在23天的时间里，卡恩游历了中国多个地方。摄影师的镜头记录下了帝制被推翻前的中国，这也是记录中国最早的一批彩色照片。当时，全球范围内，在欧洲文明的影响下，各地的传统与文化都持续地遭到了毫不留情的侵蚀。一切生产方式、文化语言、宗教礼俗和服饰习惯都在西方“文明”洗礼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现代化”，趋于同化。用作者奥库夫纳的话说：“这份影像档案，其中至少一部分的意图便是，抢在世界上那些易受伤害的脆弱文化永远消失之前，用图像记录下它们那最富生命力的、生动鲜明的重要特色。”中国北京，1912年6月29日，最初的清晏舫是乾隆皇帝下令建造的，完成于 1755 年；这一用大理石构筑出的石舫，意在象征清王朝持久不衰的皇家国力，但只“持久”了百来年：1860 年，法国与英国联军毁掉了清晏舫。石舫随后又重建，还是大理石材质，但采用了带有西方风格的新设计——轮式桨片推动的密西西比河明轮汽船与中国画舫拼凑成的混合体。（史蒂芬·帕塞特摄）不过别忘了，卡恩的摄影师们绝不是在收集异国风情、温情脉脉而小确幸的世外桃源，他们造访过的那些国家中，对那里的很多人来说，生活是残酷的，是贫乏、穷困和痛苦的集大成者。用作家A·N·威尔逊（Wilson）的话说，“这一段历史时期中，人类彼此屠杀，而且伤亡之多，史上为最”。卡恩热切地关注时事新闻，肯定也意识到了暴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存在。实际上，很可能是他青少年期的战乱经历与他对世界各地动荡风波的认知。正如杰伊·温特所推测的，“或许是好望角地区那利润极为丰厚的矿产开采提炼行业背后所伴随的种族剥削与压榨，也或许是日俄战争那血流成河的场面，让卡恩对未来产生了忧虑恐慌：如果生产力的进步得不到引导约束，不为和平目标服务，会怎样？或者，他是否在1890年代遭受了‘道德上的危机’，良知的谴责让他去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信念与人生使命？”总之，无论是因为其财富来源导致的负罪感的冲击，或者是对基于世界多样性的和平主义所持的信仰或热忱，卡恩的摄像师们在二十多年内从未停止过奔忙。当然，这一项目代价高昂，需要无数的财力物力。不过，巨大的费用并未让卡恩气馁畏缩。他预计过，将会有充足的经济手段来无限期地维持这一事业。然而，风云变幻让他的计划遭到了致命的重击。1929年刚开始之际，卡恩还掌管着一个令人羡慕的金融帝国，特别是以政府间贷款业务的熟练操作而知名。但是，到了那一年的年底，华尔街股市崩溃，这位欧洲最成功的银行家也陷入危机。而他的“地球史料馆”计划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失意的他（作为一名犹太人）于1941年底，在德军占领下的巴黎黯然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