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旧书摊上淘得一本小书，名曰《马屁大观》，选注者李奋起先生在前言中说：“本书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诸子、笔记小说等近百部古籍中选取关于‘拍马屁’的材料数百则。”——数量确是可观的了，可选注者又说：“关于‘拍马’的记载，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搜罗难以穷尽。”我相信这决非选者的谦辞。由此可见，中国倒也是一个拍马屁的大国，算得上是又一个“中国特色”了。
拍马，一旦成了学问，写一点赞颂的诗文，说一点夸张的美言，奉一点精致的器物，就只能说是通常惯见的手段，已算不得高深与精致，惟有格外的机智和奋不顾身的勇猛，才是拍马中的佼佼者。明朝时大学士万安深得皇上恩宠，倪进贤听说万老大人“老而阴瘘”，便百计弄来奇药为其“洗之”。汉文帝近侍邓通看到文帝长了脓疮，就用嘴巴为其吸脓。北齐成武帝的宠臣和士开得了伤寒，医生告诉他“应服黄龙汤（即大粪）”，和大人面露难色，当时正巧有一文人在场，自告奋勇说，此物甚易服，请让我先为您尝一尝，说完竟真地喝了一口。
看《大观》中的拍马者，并非全是寡廉鲜耻的世俗之人，绝大多数是熟读经书的文人士子——有些还是历史名人。明朝宦官刘瑾当道时权势炙天，恶名昭然，他在东阳门外建了一座玄真观，当时的大学士、诗人、书法家李东阳竟为此观写了碑文，对刘太监备极称颂。
放下“高贵”的身段，做出如此下作的行径，以正常人的眼光看，确是有些令人不解的。但是，待看到他们后来的所得，也就有些明白了。中国的文人，大多的出路在到皇帝的手下讨个一官半职，以养家糊口。所以，要想弄得官位，就必须说皇帝好——其他受拍者，皆为皇帝的宠臣，也是间接地拍皇帝。倘要骂皇帝，别说从他手里谋得职位，那是连吃饭的家伙也难以保住的。所以，皇权之下，文人们比的就是看谁的颂歌写得更好。而这颂歌，岂不也是拍马的一种？所以，说起来，皇权之下中国文人的很多文章，现在读来，都有拍马的味道。
即便是拍马的颂歌，稍不小心，也是要会要命的。朱元璋时代，因为写贺表而触了朱皇帝的大忌而丢官无命的，不知凡几。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黄河水自河南陕州至江南桃源县的二千里，水色澄清，一时被称为亘古未有之祥瑞。太常寺卿邹汝鲁便向皇上进了一篇《河清颂》，原本想拍拍皇帝，谁知因文中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两语，而引得雍正大为不快，说他借用了《书经》中的“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显系讥讪，甚属可恶。”下谕“邹汝鲁着革职，从宽免死，发往荆州府沿江堤岸工程效力。”
要想从皇权的手里，谋一点吃饭的事业，或想讨得更大的赏赉时，除了作文章之外，自会更进一步，而舔疮尝粪之类，虽极其下作，令人作呕，但也正是“乞讨的演进”。那位献洗药的倪进贤就得了御史之职，虽被世人讥为“洗鸟御史”，可他做起那官来并不觉得有鸟气。吸脓的邓通更是了得，皇帝允许他“印钱”，一时“邓氏钱遍天下”。
当然，拍马也还有另外的原因，即不得不拍。后梁宣帝被周武帝俘获，有一次周武帝弹起了琵琶，宣帝就立即跳起舞来，并对武帝说：“陛下既弹五弦琴，臣何敢不同百兽舞？”当年也曾是威风凛凛的皇帝，如今却是甘心做牛马了，原因在于他的命运正掌握在人家的手里，倘不拍马，或拍得不好，别说要活得好，恐怕连性命也保不住了。由此可知，拍马术也是生长在威权丛林之下的生存术。
对于拍马迎须，无论是于士子之中，还是在世俗凡人，都是很以为耻的事情。所以我就在想，自古以来的拍马者，其实他们是很明了自己在做什么的，这只要看一看一些拍马者选择的时机与方式，就十分明白。
说起来，拍马，有时倒也是一种可以原谅的事情，因为当各种各样的生存资源都掌握在强权的手里时，要想在其之下生存，或者还想要活得更好一点，也就只有屈从于强权。而拍马正是表示屈从的最好方式。这也是一些文人士子虽然学的是正人君子之道，但到头来仍不免去干拍马的勾当的原因所在。这一点也可以从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一事上得到反正，那里的知识界人士——比如媒体与演艺界，很多自他出来参选就一直在骂他，有雕塑家甚至塑了他的裸体像，于大庭广之下羞辱他，而他除了毫不客气地与他们对骂，并不能灭了他们的事业，夺了他们的奉禄，更不要说杀了他们的头。
但有一种拍马却是极可恶的，算得上是其中最贱的一种，即挖空心思，帮着皇帝出主意、想办法，打造圈禁与制造更多拍马者的笼子的拍马屁者。这好比皇帝说：治国的事，得我们大家一齐来办。他却法袍都未曾撩起，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万万使不得，只有皇上您一人说了算，天下才能大治！
转载 原作者理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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