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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海战争一旦爆发，美国的直接武力介入是必然的，除非陷入内乱，这是其国家利益决定的。美国在这场未来的战争中保卫的利益，绝不是所谓的具体台湾，而是远东地区的力量均势，这注定了战争爆发后的持续性和残酷性。前几日我想撰写一些中美关系的文章，主要是受到几种观点的影响，其中一个观点称，如果大陆决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美国不会介入，原因是：
①台湾对美国没有足够的利益；
②而且美国对台湾的保证是模糊而非清晰的。
另一种则认为即便美国干预，但中国一旦占领台湾，战争就会结束。这两种观点在国内外很多人中颇有影响力，实际上，这种看法显然是非常错误的，而且很可能招致致命的误判，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
下面我先讲几个例子：
1、对英美的误判：利益与保证的错觉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俄国入侵土耳其帝国控制的巴尔干地区，至少当时的俄国外交家看来，英国在土耳其帝国没有多少具体利益，而且英国与土耳其之间从未有过明确的军事盟约，由此认为英帝国不会介入战争，这实际上是沙皇尼古拉一世误判的原因，结果事实上恰好相反，英国很快介入战争，俄罗斯帝国在战争中惨败，国家陷入动荡，沙皇尼古拉一世含恨而死。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英德开战也是如此，德国政府从首相霍尔韦格到皇帝威廉二世，都认为英帝国不会介入战争， 因为英帝国在欧洲大陆没有具体的利益，而且英法俄三国协约从未以条约的形式规定英国的战争义务，德国外交家当时信心十足地相信英国将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当战争进入八月份，随着德军的推进，英帝国以整个世界的资源随即对德国宣战，这注定了霍亨索伦王朝的灭亡。
1939年9月1日，德意志帝国元首和他的外长里宾特洛普相信，英帝国在波兰走廊和但泽自由市没有利益，而且英帝国也从未给予波兰明确的军事义务保证（英国首相张伯伦1939年3月31日在议会中表示，“一旦波兰被攻击，英国将给予力所能及的所有援助”），所以德国决策者认为但泽危机不会导致德国与英帝国的战争，由此义无反顾地发动了对波兰的攻击，结果却由此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德国政府从未想过要为了但泽打一场世界战争。
1948年6月，斯大林发动第一次柏林危机，他试图以此战争威胁逼迫美国在德占区问题上妥协，他认为遥远的美国在欧洲德国占领区特别是西柏林没有具体的重大利益，而且美国一直以来都没有对西柏林政策的具体保证（那个时代的美国并未像现在这样习惯在欧洲驻军部署），但是却遭到了来自华盛顿强硬的针锋相对，最终推动了北大西洋公约的诞生和冷战的爆发。
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先后声称美国的亚洲国防圈不包括南韩，美国不对其承担军事义务，这促使斯大林下决心同意金日成的向南进攻，但战争爆发后，随着南韩的溃败，美国政策随即转变。
后人往往从成王败寇的简单视角看问题，在他们眼里，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53年与英帝国的战争、德意志帝国在1914年、1939年与英帝国的战争、1948年与1950年斯大林在西柏林和朝鲜发起与英美的贸然冷战甚至热战，都是愚不可及的重大误判。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对此，我不止一次地与研究欧洲历史的研究者交流，发现他们都将这些灾难性的失策归咎于当事人的愚蠢，却忽略了英美均势外交对大陆国家来说的目标抽象和保证模糊使得后者常常陷入重大误判。
毕竟，在以上数次重大灾难性决策中，英美所要捍卫的利益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英美公开做出的保证不是明确预防性的，而是模糊防御性的，这就使得大陆国家的外交精英陷入致命的错觉和误判，最终使得整个国家走向无可挽回的外交灾难。
2、英美外交的目标：均势利益的抽象与具化说起来，均势外交第一次在现代外交上的运用，并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智术，而是伟大的法国首相黎塞留之手笔。
作为深刻了解查理五世时代一个主导尼德兰、中欧事务之绝对强权对法国致命威胁的政治家，黎塞留意识到，“法国的国家安全和优势地位依赖于中欧各个力量的均势，法国的国家利益不能容忍一个主导性强国在该地区的出现”，这种对抽象利益的认识构成了黎塞留三十年战争期间外交政策的主要利益目标，最终以战争缔造了德意志各邦的均势制衡，并由此构建了法国在欧洲两百多年霸权的根本基础。
到了威廉奥兰治亲王执政英格兰之后，对大陆力量均势的追求逐渐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外交根本利益目标。即盎格鲁撒克逊人外交利益追求的主要目标从来不是为了镇压革命，也不是人类的正义，而是大陆各个力量的均势，这点与黎塞留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这一点，基辛格博士在他的《世界的重建》一书中，曾经借助英国外相卡斯尔雷（打败拿破仑的英国外交负责人）的视角予以详细阐述，这位以历史学家自称的政治家娓娓写道：
“作为盎格鲁-撒克逊国际关系史经验的象征，卡斯尔雷却再合适不过。因为他促使英国参战的原因既不是反对某个革命学说，更不是以其他名义，而是为了反对某一个绝对强国主导大陆的野心；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制衡而战；不是为了秩序而是为了均势。”
特拉法特海战，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海军是役击溃拿破仑控制下西班牙和法国海军的联合，从此以武力称霸世界
在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中促使英帝国加入战争对抗俄罗斯的报告中，英国外交家Stratford Canning是这样阐述英帝国必须对俄罗斯皇帝的壮志雄心采取严厉打击之理由的，这位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家写道：
“的确，英国人在这里没有多少可见的具体利益……但如果我们置诸不理，那么整个地区将会完全失衡……土耳其的欧洲领土，从奥地利边境到希腊，都即将落入俄罗斯皇帝的手中。如果俄罗斯人跨过多瑙河，巴尔干地区各地的基督徒将会纷纷起来暴动加入俄国军队……虽然被卷入这一场结果难料的战争对英国人民来说是件非常不幸的事，但是与其等到将来不可收拾，不如现在就采取坚决措施处理俄罗斯带来的危险”（《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vol.1pp.400-4》）。
ImageStratford Canning，杰出的英国外交家，他以促使英帝国参加克里米亚战争打垮俄罗斯大帝国而著名，他的名言就是“我们要留给俄罗斯人一场千年不忘的失败”
打开1815年维也纳会议、1919年巴黎和会以及1945年波兹坦会议的记录，就会发现，在这些会议中，英国人包括后来的美国人外交追求的主要利益目标，就是大陆各个力量的均衡而非具体领土的得失。
1815年滑铁卢战役后，英国外相卡斯尔雷致信利物浦公爵，他这样安抚愤怒的后者，为英国外交的均势政策辩护，他说道：“由于拿破仑的背叛，我毫不怀疑对法国强硬路线是最受我国公众欢迎的……但英国外交的任务从来不是搜集战利品，而是要尽量使世界走上力量均衡的正轨”。
的确，如同中欧各个力量的均衡能够让法国称雄欧陆一样，旧大陆各个主要力量的均衡与相互掣肘，同样可以赋予海洋霸主盎格鲁撒克逊人独一无二的世界主导与仲裁的地位。所以，如同自黎塞留以来的每一代法国政治家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欧地区主导性强国的出现，自威廉奥兰治亲王以来的每一代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家同样也会倾全力阻止一个大陆主导性大国的出现。
在《重建的世界》一书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论述卡斯尔雷的政策时，这样阐述英美的外交政策目标和利益追求，他说：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外交目标更容易用否定而非肯定的语言来表述。这些目标体现了一个海洋强国的利益追求，对它来说，一旦大陆被一方霸权统一，则意味着致命的威胁……盎格鲁撒克逊人自视为大陆均势的平衡者，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外交概念和独特的关键利益。”
如果说俄国将自身的安全建立在相对力量的威慑之上，那么英美将自身的安全建立在大陆均势之上，这是大陆强权与海洋强权的不同抉择。大陆力量的均势即是英美国家安全利益的主要基础。
拿破仑主导的欧洲秩序，俄国人、普鲁士人、奥地利人都可以选择暂时忍受，但英国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忍受，因为一个主导性的欧陆强国对英帝国的威胁最致命，这导致了英帝国从1792年-1815年与法国近乎不间断的一代人战争，直到滑铁卢战役彻底埋葬拿破仑
3、英美均势外交的模糊性保证不过，作为现代海洋强权，英美外交最令人困惑的地方，恰恰在于其保证的模糊性。
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土耳其帝国对英国的友谊常常感到怀疑，因为伦敦从未保证过将以武力帮助自己，这让俄国人对战争倍感振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同样如此，当时的法国外长德尔卡赛虽然是致力于相信英国的友谊，但伦敦却从未明言对德战争爆发后将与法国协同作战，德国人由此宣传伦敦将让巴黎孤军奋战，以此消减法国人的胆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波兰外长贝克对英国保证的模糊性愤怒不已，他多次公开要求英国明确其在战争中的参战义务，但都遭到拒绝；在冷战初期，欧洲人对苏联势力向西方的扩张胆战心惊，对美国人是否愿意不惜代价抵挡俄国人不抱信心——因为美国人从未明确自己的义务，直到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并由此促使北大西洋公约的建立。
为什么英美的保证会是模糊而非清晰的呢？
这里面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英美外交追求的大陆力量的均势而非单纯对潜在敌国的摧毁，这一点决定了其最初外交保证的模糊性。
对于英美来说，只要大陆各个势力相互在均势中制衡，英美的安全利益和优势地位就足以得到保证，以克里米亚战争为例，只要土耳其帝国避免被俄罗斯入侵并保持完整，那么英帝国在近东的均势利益就能够得到维护。反之，如果英帝国给予土耳其明确的保证，则可能鼓舞土耳其对俄罗斯发起服务于土耳其利益的战争，进而反过来破坏均势稳定。
即模糊的保证相比于明确的保证更有利于服务地区均势利益。对此，基辛格在其《世界的重建》阐述卡斯尔雷的外交思维中说得非常清楚：
“均势本质上是政治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许将以全力抵制任何试图摧毁力量均势的企图，但必须是公然的威胁而不是单凭猜测；采取的行动必须是防御性的而不是预防性的。”
但是，这种模糊性保证却是足够有力且可靠的，因为促使英美加入一场战争的从来不是具体的利益，而是其自身根本安全有赖于对大陆均势的依赖。而这就是1853年、1914年、1939年、1948年分别被沙皇尼古拉一世、德皇威廉二世、纳粹元首和斯大林元帅所忽略的关键地方。
大陆国家追求的是具体的利益和明确的保证，但海权帝国则追求的是大陆力量的均衡，这种抽象政策目标使得现代历史上大陆国家对英美外交政策最惨烈的外交误判得以屡屡发生。
4、中国崛起对远东均势的客观挑战2017年文章参考链接：《中印之争的背后：中国崛起的最大噩梦》
这么多年来，我看过很多人谈论中国崛起，但很少有人认真讨论过一个无法忽略的现实，那就是中国崛起对远东均势的客观冲击。这实际上才是今天影响中国外交的关键所在。
随着中国作为一个力量中心的快速壮大，远东的地缘格局实际上正在或者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曾经与中国实力并驾齐驱甚至更强的临近大国们今天被中国远远超越：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是印度的六倍，二十年前仅是印度两倍多一点；今天中国经济实力是日本的三倍多，二十年前则不足日本的三分之一，人口则是日本十倍以上；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是俄罗斯的十倍，人口也是十倍以上。
曾经稳固的力量均势遭到巨大的冲击，作为一个被迫忍受远东地缘安排的大国，中国必然寻求改变。在2012年5月，当中国以实力与日本就钓鱼岛发生冲突时，中国以巨大的优势迅速将对方压倒，这代表着曾经稳固的中日两强格局从此逆转。
到了2014、2015年，中国的实力更在南海争端中得到体现，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压倒性的实力推动基于自己企图的地区议程，并取得关键优势，显然即是远东地缘格局的具象。
实际上，2012年6月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以及2015年以来的南海摩擦，乃是远东现实与英美均势外交的共同反映。
说起来，一个真正理解1945年后旧冷战如何爆发的政治家，一定能够从中看到似曾相识的地方，并由此确信历史浪潮的流向。2020年以来包括HK事件在内的诸多重大事件，只不过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
1947年，随着苏联凭借自身绝对实力优势在欧洲扩张和壮大，美国开始违背从欧洲撤军诺言，以军事力量重返欧洲，并在中欧地区与苏联针锋相对，由此开启第一次冷战的大幕。
“欧洲大陆的命运绝不能由单独的某个大国主导，而应以多国协商的方式处置”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1948年4月就英美在西柏林的地位问题对苏联喊话
5、对台海风险的两种误判实际上，对于英美来说，由于中国已经是如此的强大，任何明眼人都会意识到，如果中国占领台湾，将控制整个南海和东海的航路，日本和韩国将不得不听命于北京，这必然使得整个远东的力量均势完全破碎，一个具备压倒性优势的强国将会毫无疑问地主导远东格局，这将是英美不惜代价也要避免的噩梦——就像黎塞留以来的法国政治家绝不能容忍中欧主导性强国的出现一样。
说到最后，由于大多数中国学界不理解英美的外交追求是力量均势的抽象目标而非具体的利益，使得中方学界对英美在可能出现的台海战争中存在两种风险极大的误判。
第一种，中国学界认为英美于台海不存在为之作战的利益，由此认为英美不会参战。这显然是严重的错误，英美的地缘利益追求是远东力量的均衡而非具体的利益，这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的常识，决定了英美几乎必然以武力介入台海，但中国学界显然对此理解有限。
第二种，中国学界认为一旦中国控制台湾，促使英美继续战争的动机就会不存在了，和平就会到来，这显然也是错误的，因为英美参战的动机是远东力量的均衡而不是“守卫”所谓的具体台湾——这种认知几乎就是1940年德国征服法国后对英国外交求和努力和1942年日本征服南洋后对美外交努力的翻版，他们都试图通过一次突击战争的胜利迫使对方咽下苦果承认和平。
1940年7月德国征服法国后，试图与英国议和，但遭到英国拒绝，法里汉克斯表示，英国不可能与一个主导欧陆秩序的德意志寻求和平；
1941年的日本战争计划就是通过军事力量打败英美太平洋海军，然后迫使对方承认日本在远东的主导地位，但这一设想从开始就是错误的；
事实上，对于英美外交来说，具体的台湾本身不重要，台湾对于远东力量的均衡很重要，这才是与英美的战争得以发生的根本理由。就像1939年9月德国人消灭了波兰，但与英帝国的战争依然在继续，因为英帝国战争追求的不是保护波兰，而是恢复欧洲大陆的力量均衡。
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二种错误实际上更容易发生。
事实上，1806年促使反拿破仑战争爆发的神圣罗马帝国名号不存在了，但英国依然与拿破仑继续作战；1939年10月之后引发反德意志战争爆发的波兰人被毁灭了，但英国依然继续与德国作战；1942年6月几乎整个远东被日本帝国占领了，太平洋舰队遭遇惨败，但英美继续与日本帝国作战——短暂的胜利者试图利用胜利与英美的和谈努力全部失败，战争依然在继续，只是更加残酷、更加血腥、更加无情而已——直到一方被彻底压倒。
总而言之，
任何将战争仅仅会局限于一个岛屿的争夺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挽救的错觉。文章作者： 王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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