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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110年前，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朝的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简单地说就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从此中华民族告别了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体制，开始“走向共和”。

民主共和初入人心

要了解辛亥革命的政治理想，必须追溯到清道光、咸丰年间，国人开始引介西方新观念，介绍世界史地，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欧美民主、共和等观念的引介。

早在19世纪30-40年代，当时中国思想家与西方传教士即开始介绍西方的政治理念。例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畬、梁廷枏等人介绍英国的君主立宪与美国的民主政体，并将美国总统华盛顿描绘成类似三代时尧舜那样的明君，进而倡导他所树立的民主风范。
这些想法都加强了人们对民主理想之认识与向往。

 

反专制思潮涌动

晚清时期国人对西方民主之接纳，也有传统的根源。从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界内部即迸发了一股反专制的思潮，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到清中叶的龚自珍等人均“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提倡一种新的公私观念与富民论，倡言地方分权，以反省君主专制。

 

这种从儒学内部所萌生之变迁，余英时称之为“新基调”，这些观念对于晚清思想的解放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康有为、梁启超因为阅读《明夷待访录》、《黄书》而有所感悟，章炳麟喜读唐甄的著作而受其启发，宋教仁等人则表示中国古籍中的非传统性议论，使他们得以明了西方思想与政制之意义。

对于中国传统下思索解决专制问题的士大夫来说，西方民主制的传入，无疑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制度来实现固有的“民本论”、“上下一体”与“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可以让中国重返有如三代之盛世。

这是西方民主制度在传入之后就深受国人肯定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些长期的努力，反对专制、追求民主共和的观念才得以推广；晚清革命志士、立宪分子敢于构想一种崭新的未来，追求自由、权利、宪政体制等，就是受到这些传统反专制思想的激励与西方民主观念的启发。

 

晚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热爱，乃至五四以来对于“德先生”的追求，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西方民主思想在传入回教世界与拉丁美洲地区之时，并没有受到类似的欢迎。

携手走向共和

至晚清最后的十年，随着留学生的增加，译介新思潮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晚清思想家对民主思想的宣扬与革命观念的传播，奠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石。

其中，直接激励人们求新、求变思想的三本书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与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是近代中国首批留洋学生，返国后以引介西学、翻译西书，成为启蒙导师。他所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典雅的桐城派古文来译介新思想，鼓励人们救亡图存，成为竞争中的强者、适者，以免于亡国灭种。

 

同时，该书也介绍了一种新的、基于科学的宇宙观与历史观。此书是近代中国革命与立宪思想的共同源头。清末民初时期人们所写的日记、自传等，大概共有几百部，几乎没有人不提到曾阅读《天演论》的经验。

胡适的自传《四十自述》就写得很清楚，他改名为“适”就是因为严复提倡“适者生存”; 陈炯明号“竞存”，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天演论》在晚清时带来两种不同的发展，一方面它鼓励人们积极地应变图强，使得一部分人因此而走上了激烈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它主张“渐进”、“调适”，因为天的演化是逐步变化的，这一想法与改革派的渐进保守主张较符合。

 

当时的立宪派，就撷取《天演论》之中的“渐进”主张，认为历史的演变必须逐渐地变，不能把老房子推翻，重新再盖，而必须慎重而缓慢地调整。他们提出，应该先改变君主专制、实施君主立宪，再进步到民主共和，这和上述西方传入的政体划分——“君主”、“君民共主”、“民主”的线性发展，以及康有为所说的“春秋三世论”也是一致的。

相对来说，革命党觉得应该推翻专制，马上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以顺应世界潮流。

总之，在晚清革命与立宪的各种书刊宣传之下，人们鼓起勇气参加革命，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将中国引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就辛亥革命来说，这个新时代的出现或许是偶然的，可是此一偶然的背后，却是上述书籍、报刊思想动员的结果。梁启超在1912年10月所做的《归国演说辞》中指出：

“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可也。“

他说的“黑血革命”正是思想动员所扮演的角色。

文章来源：历史微波
图片来源：百家号/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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