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鲁迅或许是第一位深刻思考天才问题的中国人。

　　现代意义上的天才概念大约诞生于17世纪，指一个具有“天生的智力或才能（natural intelligence or talent）”，以及“显著的天生的心智能力（exalted natural mental ability）”的独特个体。这正是我们今天所熟悉乃至崇拜的天才之意涵。事实上，它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文化转型密不可分。欧洲文化在这一伟大的历史时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从现代科学的诞生，到微积分的发明，从天文学、经济学等重要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到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等重要思想的确立和宣扬……而在所有这些进步背后，是相信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智慧打开通往宇宙的钥匙，从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一核心理念。可以说，这几乎就是后世“天才崇拜”的原型。这一影响巨大的情结跨越中西方文化，至今仍为全世界所津津乐道。

　　天才与民众

　　1924年1月1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发表了著名演讲《未有天才之前》，由葛超恒记录。这篇演讲稿最初发表于师大附中《校友会刊》第一期，后经鲁迅校正，于同年12月27日刊于《京报副刊》，最后收入《坟》（《鲁迅全集》第一卷）。毫无疑问，这次演讲的主题正是“天才”，其核心观点围绕着天才与民众这一对基本概念。鲁迅从当时文艺界对天才的盛大的呼声讲起，直言“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进而指出了一个极为荒谬的矛盾现象：“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

　　

 

　　《鲁迅全集》第一卷

　　于是，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想要有天才，首先要有产生天才的民众。他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在此，鲁迅祭出了一对关键性的概念：天才与民众。作为孕育天才的土壤，（高素质的）民众是最为紧要的，没有好的土壤，便没有争奇斗艳的花朵。

　　当然，鲁迅并未否定天才的存在，他在最后讲道：“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同时又说：“泥土与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艰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是的，只有花大力气提升国民的整体素养（也包括个体的自我提升），天才才有希望兑现他的卓异天赋，这正是泥土的伟大之处，这足以令每位教育工作者良久深思。

　　我们得承认，在鲁迅这篇演讲之后近百年的今天，他谈到的问题依然存在。无论是广为流传的“钱学森之问”，还是全社会长期热衷的“奥数班”“少年班”“尖子班”等等，一定程度上都是鲁迅天才之忧思的某种变奏和回响，“土壤”问题再度回归人们的视野。2020年11月16日，郑也夫先生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一年级新生作了题为《兴趣的摧毁与发现》的演讲。在这场同样意义深远的演讲中，他直言兴趣形成的关键是自生长，并指出了需要满足的三个条件：一是有闲，二是自主，三是广泛接触各类学科、各种游戏。最后他沉重地说道：“这三个条件本来应该是稀松平常的，但不幸在我们今天的教育中，大多数学生都得不到。”兴趣是“土壤”质量的关键，一旦兴趣被摧毁，“土壤”也将不复存在。

　　

 

　　《一帮业余爱好者：探访美国国民性》

　　我们也得承认，美国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孕育了一大批改变世界的天才，美国文化在培育土壤（民众）方面值得全世界学习。为此，一位名叫杰克·黑特（Jack Hitt）的美国记者专门写了一本书来阐述美国文化的这一特质，名为《一帮业余爱好者：探访美国国民性》（ Bunch of Amateurs: A Search for the American Character）。他在书中指出，19世纪中叶的家庭作坊形式开始与职业化趋势竞争，随着工业革命的降临，职业化的速度加快了。但业余爱好者从未消失，美国人认为业余爱好者是梦想家，他们痴迷于某种真实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天才、做出重大发现。由此，他鲜明地断言：“对业余爱好者的崇拜是美国文化的灵魂。”正是这种深厚的文化造就了美国强大的创新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和黑特所谈论的东西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存在着隐秘而深刻的联系。事实上，美国庞大的高素质业余爱好者群体，正是鲁迅所谓的产生天才的民众、孕育大师的土壤。有了他们，才有了爱迪生与特斯拉、莱特兄弟与寇蒂斯、赫斯特与普利策、海明威与福克纳、希区柯克与库布里克、奥本海默与冯·诺依曼、乔布斯与马斯克……这一连串的天才塑造了美国文明，也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近百年前，鲁迅直指作为天才孕育土壤的民众的重要性。如今，黑特告诉我们，仅仅崇拜天才孕育不了天才，对业余爱好者的崇拜才是孕育天才的关键，这与鲁迅的天才之思几乎如出一辙。

　　天才的群体效应

　　近百年来，对鲁迅的天才之思做出的最有力回应和深化，当属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2008年12月13日，王汎森先生在《南方周末》发表了《天才为何成群地来》一文。在新媒体尚未大规模来临、纸质媒介仍是知识分子人文思想交流重要阵地的年代，此文一出旋即引发广泛瞩目。那种关注，远非时下读者在网络上打开一篇文章之后，或随手“点赞”、或跟风“转发”所造成的“流量幻象”，而是切实进入作者的思考视域，切磋琢磨，追古观今，力求解答那时摆在人们面前的共同问题。

　　

 

　　《天才为何成群地来》

　　在文中，王汎森举了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例子，这位据称是当时人类最有智慧的人，现实中似乎总有参加不完的宴会，殊不知这可能是他“萌发新思想的场合”。类似的例子他也信手拈来，如19世纪末维也纳的咖啡馆，20世纪初海德堡城中韦伯家的“周末派”，俄国以别林斯基（V.G.Belinsky）为中心的文艺圈等等，莫不是在思想交流中碰撞火花，即一群人共同做学问，并把一个人顶上去。王汎森对此评价说：“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

　　于是，我们看到19世纪欧洲思想之都维也纳成了“天才成群地来”的地方，维也纳城大量的咖啡馆成为繁星们的养成之所，往往体现了一群人如何把一个人的学问及思想境界往上“顶”的实况。直到20世纪上半叶，维也纳依然是天才汇聚的重镇。在此，王汎森举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1920-1930年代，维也纳之所以造就了那么多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与米塞斯的私人讨论会密切相关。当时米塞斯不是大学教授，而是奥国财政部的一名商务顾问，那一群围绕在他旁边读书讨论的人就有哈耶克、Eric Vogelin等人。是的，如今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大师、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只是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经济学，但他每周五晚7点的私人讨论会质量极高，堪比爱因斯坦创立的奥林匹亚科学院。

　　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代米塞斯由日内瓦辗转到美国后，于1945年以“访问教授”的身份重新开启了他的研讨会，一直持续到1969年5月。由此，米塞斯将维也纳的私人研讨会传统带到了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地下室，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带到了美国，而且开创了以其行动学为中心内容的新奥地利学派传统——其标志就是1949年其英文版《人的行动》（ Human Action）巨著的问世。事实证明，他的研讨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一开始，参加研讨班的不仅有纽约大学商学院的学生，还有来自校外的各色人等：新闻记者、商人、作家和其他大学的学生。研讨会成了纽约周边对古典自由主义学术研究感兴趣的知识分子聚集地，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国外来访者。在此，我们极为直观地感受到了美国强大的业余爱好者传统，他们实实在在地构成了天才（及其杰作）诞生的肥沃土壤。1974年，米塞斯的弟子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奥地利经济学派自此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哈耶克的得奖也是对其老师米塞斯在这方面开创性研究贡献的肯定。

　　王汎森所谓的“一群人把一个人往上顶”的现象，我愿意将之称为天才的群体效应。王先生站在巨人鲁迅的肩膀上，将鲁迅提出的民众的宏阔概念进行了聚焦，重点锁定在围绕于一两位天才人物身边的一群人。正是这一群人，经由一场场不断深入的陈述、研讨乃至辩论，彻底激发了天才身上的天赋才能，形成了一个纵情激荡思想、挥洒天才的无形场域。对此，王汎森以“风”的比喻进行了精彩的阐述：“龚自珍《释风》篇中说，‘风’是‘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也可以用来说明一种学风的形成。‘风’的形成不只是老师对学生纵向的讲授，而是有‘纵’有‘横’，有‘传习’而得，也有来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那些不经意的一句话，对深陷局中、全力‘参话头’而充满‘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两拨千斤’的一拨。”

　　人文学科的危机

　　我们如果足够诚实，就不得不直面一个苦涩的问题，它恰好构成了王汎森之问的反面：（这个时代）为什么天才没有成群地来？这一问题背后所隐藏的，正是席卷全球的人文学危机。这一危机，在东亚尤其是中国表现地极为显著，它不仅摧毁着天才成群而来的生长土壤，更使人文学的存在意义和内在价值受到了根本性的动摇——突出表现在“自然科学化”倾向和“指标化评价”两大方面。

　　

 

　　《为历史学辩护》

　　在社会科学领域，自然科学范式、方法和评价体系对其的影响极为深刻，这其中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人文学领域，自然科学化却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更糟糕的是，这种倾向已经成为一种可怕的现实：只有有用的学科才有存在的意义。因此，倡导“无用之用”的人文学在这个处处强调实用主义的时代备受质疑。据说，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名著《为历史学辩护》，就是在儿子追问“学历史有什么用”的刺激下写成。在大学里，人文学者往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为人文学科的特殊性说明、辩解，这是很可虑的现象。自然科学兴起和独大后，人文学的这种春风化雨般的精神浸润与传递，亟待重提和唤醒。

　　当下人文学危机的另一表现，是指标化评价尺度的泛滥。项目和论文至上的评价导向让人文学术的特殊性荡然无存。就项目而言，对于多数理工科学科来说，项目至关重要。对于某些社会科学学科而言，项目也有其必要，没有项目，一些重要的田野考察、问卷调查和数据搜集便不易进行。人人心知肚明，只要有一支笔和一台电脑，人文学者就可以利用图书馆和网上资源进行研究和写作。事实上，古今中外人文大师们的成果都不是通过项目搞出来的，“一流的学术成果不是项目而是闲暇的产物”。

　　或许评价人文学者毕生成就高低的几乎唯一的标尺，不是项目也不是论文，而是著作，这是由人文学术必得“著书”才能“立说”的内在特质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一提到钱锺书，马上联想到《管锥编》《谈艺录》；一提到陈寅恪，马上联想到《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提到福柯，马上联想到《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一提到萨义德，马上联想到《东方学》《文化帝国主义》……

　　爱因斯坦晚年被问及“如何看待早年的专利局生涯”，他出人意料地答道：“学院式的职位使年轻人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人们要求该年轻人写出数量可观的论文——这种诱惑将导致肤浅。……如果他有更强烈的科学兴趣，除了完成被要求的工作外，他会致力于研究他所钟爱的问题。我要感激马赛尔·格罗斯曼，使我处在这样一个幸运的位置上。”爱翁的这番言论的确引人深思，不难猜想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一定深深怀念着那所他亲自创立的可爱迷人的“奥林匹亚科学院”。颇为吊诡的是，口口声声鼓励创新的大学有时却是扼杀天才的地方。

　　或许，对于天才来说，闲暇才是最好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