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8月27日公布了由拜登总统下令进行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的解密要点，表示美国情报机构在新冠病毒来源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病毒自然来源和实验室事件两种假说皆有可能性。拜登总统同时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阻碍调查。他呼吁中国政府配合国际调查，并表示在得到答案之前不会罢休。

乔·拜登总统有关COVID-19起源调查的声明
这个星期，我收到了我要求我们情报界对COVID-19大流行病起源进行的90天冲刺审议的报告。我感谢我们的情报专业人员所做的透彻、认真和客观的工作。这次审议已经结束，但我们理解这一大流行病起源的努力不会罢休。我们将尽一切努力追查这场在世界各地造成如此多痛苦和死亡的疫情的根源，以便我们能够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防止其再度发生。

关于此次大流行病起源的关键信息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官员就力图阻止国际调查人员和全球公共卫生界成员获取这些信息。时至今日，即使这次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继续上升，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继续拒绝要求透明度的呼声并隐瞒信息。当这个大流行病仍然还是新事物时，我们需要迅速从中华人民共和那里获得这一信息。自上任以来，我的政府重新确立了美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地位，并召集盟国和合作伙伴重新关注这一关键问题。世界理应知道答案，在我们得到答案之前，我不会罢休。 负责任的国家不能推卸对世界其他地区应负的这类责任。大流行病不认国际边界，我们都必须更好地了解COVID-19是如何形成的，以防止今后的大流行病。

美国将继续与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分享信息，并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基于证据的、专家主导的确定COVID-19起源的工作——包括通过提供对所有相关数据和证据的准入。我们还将继续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科学规范和标准，包括共享大流行病最初时期的信息和数据、与生物安全相关的规定以及来自动物种群的信息。我们必须对这一全球悲剧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说明。有任何一点做不到都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解密文件关键要点
情报界评估，导致COVID-19的SARS-CoV-2可能是通过最初不迟于2019 年11 月的一次小规模暴露而出现并感染人类的， 2019年12 月中国武汉出现第一批已知COVID-19聚集性病例。此外，情报界得以就其他几项关键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我们判断该病毒不是作为生物武器被开发的。多数机构还以低度信心评估， SARS-CoV-2可能没有被基因改造；但是，有两家机构认为，并没有足够证据对正反两种情况作出评估。最后，情报界评估，中国官员在COVID-19最初爆发之前并未预先了解这一病毒。

但是，在检视了所有现有情报和其它信息后，情报界对COVID-19最有可能的起源仍然存在分歧。所有机构都评估两种假说皆有可能成立：即自然接触受感染动物和实验室相关事件。

四家情报机构和国家情报委员会以低度信心评估，最初的SARS-CoV-2感染很可能是由于自然接触了被感染的动物或关系接近的祖先病毒——一种可能与SARS-CoV-2相似度超过 99%的病毒——引起的。这些分析人士权衡考虑了中国官员预先缺乏了解、众多自然暴露的载体以及其它因素。

一家情报机构以中度信心评估，首例人类感染SARS-CoV-2最有可能是实验室相关事件导致的，可能涉及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动物处理或采样。这些分析人士权衡考虑了冠状病毒研究工作本身所具有的风险性质。

三家情报机构的分析人员在没有更多信息的情况下仍无法围绕其中任何一种解释形成共识，有些分析人士倾向自然来源，其他人倾向实验室来源，有些人认为两种假说同样皆有可能。

分析观点的差异主要源于情报机构在如何权衡情报和科学出版物以及情报和科学的差距。

情报界判断，他们将无法对COVID-19的起源提供更明确的解释，除非有新信息可以让他们得以确定最初与动物自然接触的具体途径，或确定武汉的一家实验室在COVID-19出现前正在处理SARS-CoV-2或一个关系接近的祖先病毒。

情报界和全球科学界缺乏临床样本或对最早的COVID-19病例的流行病学数据的完整了解。如果我们获得可以指明重要地点或职业暴露的最早病例的信息，这可能会改变我们对假说的评估。

最有可能的是，必须要有中国的合作才能就COVID-19起源做出结论性的评估。然而，北京继续阻碍全球调查，抵制分享信息，并责怪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府自己对调查可能会走向何方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国际社会利用这一问题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懊恼。

病毒专家如何解读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报告？北京关紧大门，对调查可能得出的结果有何担忧？新冠溯源前景如何？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学和传染病学系荣誉退休教授李敦厚谈了他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见解。

李敦厚说，美国情报界在病毒来源问题上没有得出定论，一是因为这次有多个情报机构在做调查，各自结论不一致。二是中国政府拒绝合作，至今没有交出最初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的174份病例的原始资料。

美国情报界虽然在病毒来源问题上没有得出定论，但是在其他几项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一，病毒不是作为生物武器被开发的；第二，多数情报机构以低度信心评估，新冠可能没有被基因改造；最后，情报界评估，中国官员在新冠最初爆发之前并未预先了解这一病毒。

李敦厚博士说，他同意病毒不是作为生物武器被开发的，因为开发生物武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况且在疫情爆发初期，中国本身也没有抵御病毒的能力。

但是，他对新冠病毒“可能没有被基因改造”这点存在怀疑。他说，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向做很多功能增强研究，和很多嵌合病毒研究，就是把几个病毒的不同部分组合起来。他指出，这类实验中存在事故机率，他倾向于实验室在做功能增强实验中病毒泄露的假说。

他说：“我的个人看法比较倾向说，实验室在做gain of function（功能增强研究）的时候，想办法找出来为什么蝙蝠的病毒有感染人的能力，它是怎么样来的，这个能力怎样来的时候，实验室出了问题，就是说实验室virus leak病毒泄露出去，感染到做这些实验的人，或者是处理动物实验的人，这个事情发生的机率都有，不是一个很相当相当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偏于这样。”

李敦厚同意美国情报机构的第三点共识，中国官员在新冠最初爆发之前并未预先了解这一病毒。但是，他指出，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隐瞒信息，处理不当，酿成了这场全球性灾难。

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当初不是严密封锁信息，打压李文亮医生和真实反映疫情的人士，疫情可能不会变到这个程度。他诚恳地劝告北京，把公共卫生跟政治问题分开。他说，方斌、陈秋实和张展等人出来发言，目的也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提醒政府注意这个卫生问题，对国家有好处。

“所以我希望中国政府一定要能够好好地检讨反省这件事情，这些人做的不是坏事，想做的是对国家、对社会、对地方都有好的事情，应该是好好地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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