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闯关东》里,有这样的情节:
主角朱开山因为当年参与闹义和拳被清兵追杀,无奈之下一人逃到东北老金沟,攒下钱来在乡下买房子置地,过上安稳日子。
山东老家的老伴领着三个孩子兵荒马乱之下活不下去了,只好从山东一路历尽艰险逃荒到东北,找到了朱开山得以团聚。过年时,一家人不但吃上了热气腾腾一兜儿肉馅的白面饺子,还有满满一桌鸡鸭鱼肉,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
根据统计数据,清末民初这段时间,东北单单接收山东一省的闯关东难民就达到1830万人,累计接收来自关里闯关东的人口总数在3700万人以上,远远多于原有的东北土著人口。“用脚投票”这句话早在百年前就开始被大规模地践行了。
东北做为满清的“龙兴之地”,怕破了风水,朝廷一直限制开发和擅闯;满清倒台后摘去了王法如炉的紧箍咒,龙兴之地变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尽管多数闯关东的关里人本意只为图个安稳生活。
东北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很像现在的加拿大,所以东北人愿意向加拿大移民,气候也极相似。东北当时的民谚说:“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黑土地肥得随手插根树枝就能长成树,黑土地多得随便哪个农民家里都有十亩二十亩——没有土地那还叫农民么?那得多懒惰的二流子才会没有地?看后来的影视作品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就好像当时的农民都没有地似的。
农民勤劳一点的都有地种,应该受益于当时的东北管理者鼓励农民自己动手开荒,谁开的荒永久归谁,给你颁发终生私有产权的地契,前几年免税,以后只要按规定交粮纳税即可的政策。后来才知道,没有什么是永久的。
《闯关东》后面还有一集的内容,是朱开山重返老金沟后替结义兄弟贺老三报了仇,返乡成了地地道道的地主后,长工耍赖不好好干活,理由居然是“都两天没吃肉了”!
最关键的是,当时长工短工都可以用脚投票,这个地主刻薄可以去那个地主家干活,实在找不到好地主也可以进城打工,拉洋车一样养家糊口,不需要介绍信。
这部电视剧演到最后都40年代了,朱开山身体还挺硬棒,我真有点为他和他一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担心。这朱开山中年时候有那么多地,雇那么多长工短工,是板上钉钉的铁杆地主;后来又开饭店开煤矿成了资本家,后面的戏份可咋演下去?(后来的《亮剑》也演不下去了)
再来看看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中的一段描写:
“你赶多少年车了?”萧队长又问。
“二十八年。可尽是给别人赶车。”老孙头眯起左眼,朝前边张望,看见前面没有泥洼子,他放了心,让车马慢慢地走着,自己跟萧队长闲唠。他说,“康德”①八年,他撂下鞭子去开荒,开了五垧②地。到老秋,收五十多石苞米,两个苞米楼子盛不下。他想,这下财神爷真到家了。谁知道刚打完场,他害起伤寒病来。五十来石苞米,扎古病③,交出荷④,摊花销,一个冬天,花得溜干二净,一颗也不剩。开的荒地,给日本团圈去,他只得又拿起鞭子,干旧业了……
注解:
①伪“满洲国”年号。②一垧是十亩。③治病。④出荷,日本话,交出荷即纳粮。
这部小说曾获斯大林文学奖,作者周立波是经历过30年代到50年代历史的人,并且亲自随队搞过土改,他在这本小说中描述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尽管材料取舍上有倾向性,但一些细节描写是没有实际体验的人凭空编不出来的,仍然能够看到当时的历史原貌。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老孙头很真实,基本符合当时的农民现实情况。
上面引用《暴风骤雨》中这段描写中,包含的信息量很大,比如包括这样一段事:在满洲国康德八年(1941年),老孙头撂下鞭子去开荒,成功地开了50亩地种。后来被日本由本土向东北移民的垦殖团给霸占去了。
没有日本鬼子当时在东北的垦殖圈地,老孙头拥有50亩地一个人种不过来肯定要雇长短工,那以后理所当然地是铁杆地主,不枪毙也得蹲监狱,出来后也得受监督劳动改造,后果比朱开山严重得多。因为朱开山好歹还能混个民族资本家忽悠一阵,老孙头这样自私自利的小地主连忽悠的资本都没有,只能注定是苦逼的一生,且活且叹息的命了。
再看下面同一部书中的这段描写,详细记录了农民白玉山怎样逃脱地主身份的过程:
白玉山搬到元茂屯来的那年,伪满“康德”五年,原是一个勤快的小伙子。他在元茂屯东面的草甸子里,开五垧大荒。那年雨水匀,年成好,一垧收十石苞米,他发家了。娶了媳妇。第二年,韩家的马放在他苞米地里,祸害一大片庄稼,为这事,他跟韩家管院子的李青山干一仗。姓李的跑到韩老六跟前,添醋添油告一状……
后来呢,按小说里写的,恶霸地主韩老六、周扒皮等等都被正义的力量法办了;元茂屯的翻身农民积极生产,踊跃报名参军,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朱开山下落不明,漏网地主老孙头、白玉山们从此冒充贫农,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续集应该补拍一下他们漏划地主的情景。
那是一场改天换地的改命。
在这场变革中一直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说明那时候“正义的力量”总共法办了多少地主,杀的都是什么人,只留与后人评述。
余华小说《活着》中的那个福贵,被法办地主的一声枪响吓尿了,现实中因为败家捡条命的例子是有一些,所以才被写成小说。这不是余华凭空想出来的。没败家的恐怕还是大多数,他们的命运可就没有福贵好了。
过去朝廷的衙门设有巡抚、府台、县令三级,两千多年间县以下的事情只要不造反,朝廷从来不管,各种民事纠纷讲究“民不举,官不究”。这种行政成本肯定是最低的,那时一个县10万人口的话,吃皇粮靠纳税人奉养的包括衙役、小吏等等不过几十人而已。但是私刑因之泛滥,所以传下来老话儿叫“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那些办下龌龊腌臜事儿的,时刻要担心人家找上门来拼命报复,这种由道义来主宰人们行为的私刑补充了官府的不足,也算是一种自然选择。
中国是有着深厚农耕文明传承的国家。历来县以下不设官衙,大小事宜基本是由当地乡绅、族长、名门望族靠道义的力量来控制。
他们这些人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地主,也是社会能够繁荣稳定时代最坚实的社会基础。地主总量是非常大的。过去农民之间有纠纷了都会去找乡绅们给说道说道,找明白人说说理,找的就是这些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饥馑年景赈灾设粥棚的也往往是他们。
后来这些设粥棚的“大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变成大恶人的代名词了,一说谁谁谁是“大善人”,跟骂人一样。喝着人家粥,捡了自己一条小命,然后骂着人家名号,占了人家屋,倒了人家灶,分了人家世代积下的财产,这事我总觉得不太厚道。
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你要是有枣没枣打三杆子,或者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像说,你把所有当官儿的都抓起来枪毙一样,那肯定有冤枉的。
诚然,地主中有恶霸土豪,但大多数地主是勤劳朴实的庄稼人和知书达理的过日子人家,积攒下名望成为乡绅。他们世代以耕读传家,攒下钱粮送子弟上学堂求上进,以求光宗耀祖壮大门楣,后来不少人还成了国家的栋梁。
如果地主很坏,又没有官职,如何服众?
现在有不少人骂今天世风益下、人心不古、官贪民刁、道德败坏,回过头来看一看,世风淳朴、人心向善、官廉民勤、道义畅行的自然状态怎么消失的?激烈的厮杀过后,真的改变了什么吗?
人们心灵失去慰藉、目光开始冷漠、面庞变得呆滞、精神失去家园、信仰开始崩溃的始作俑者,恐怕要从把没漏网的朱开山、老孙头儿、白玉山们当成所谓的恶霸地主杀掉了开始。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更可怜的是有些地主嵬子一天地主的福没享受着,后来地主的罪都让他们受了。
我一下子想到的就是印度几千年历史中的“种姓”这个词。种姓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身份——50年代开始,地主已经失去了土地后,才成了地主。
以前“略尽地主之谊”里的地主一直是褒义词。后来从没当过地主的地主后代,也成了漏划地主和地主嵬子,不能参军、招工、考学……遭受种种歧视。
历史的车轮是碾轧前行的,人们学会了躲过碾轧,甚至开始碾轨别人时,眼睛也就变得不再那么清新纯洁透澈,世风也就益下,人心也就开始不古了。
一个吊诡的事实是,当年地主的子女改开后大多东山再起,他们中好多人成了现在的医生、教授、工程师……很多当年分了人家财产的贫农后代至今依然贫穷。
赞(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