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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问题伴随着传统中国的历史。
从上古时期，腐败就是国家行政管理中最难解决的问题。睡虎地秦简中对于官员有“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清廉排第二，可见秦代对于官员清廉的重视。
而明清时期是古代皇权社会的巅峰，各项制度都发展成熟，包括廉政制度的建设。这其中对官员腐败问题深恶痛绝的要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了。
朱元璋不仅自身厉行节俭，还特别重视以严刑峻法惩治贪污腐败，有明一代，关于反腐的各种规定，比之前任何朝代都要严苛。但如此完备的廉政制度，却依旧没有能够杜绝官员的腐败。
那么，如此严刑峻法为何没能杜绝明朝官员的腐败呢？腐败的根源究竟何在，怎样才能解决腐败问题呢？
严刑峻法
提到朱元璋，不少人第一反应恐怕就是“严刑峻法”、“厉行反腐”。不过，大明的标准法典却未必谈得上“严峻”。
元至正二十五年，即公元1365年，朱元璋占领武昌，取得了建立国家政权的基础，随即开始修订律法，而修律的主要蓝本则是《唐律疏议》和《元典章》，其程序性内容、结构性体例，大多参考《元典章》，其实体性条文则参考了《唐律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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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律》
洪武六年，朱元璋再修律令，在条文上更加向唐律靠拢，实质上把《大明律》变成了唐律的翻版。只是其中较唐律增加了有关不准官员上下串通谋反的罪刑条目。《大明律》从洪武年间一直用到明郑时期，明亡之后大清颁行了《大清律例》，又是《大明律》的翻版，而罪刑又更重。仅从大明的官方法典《大明律》来看，实在谈不上“严刑峻法”，与唐、宋、元、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不过，朱元璋起于微末，成长过程中，历尽了元末纲纪废弛、律令败坏，似乎从来就不信任制度化、体系化的法律，为了解决某些具体的问题，朱元璋喜欢在法律之外另外作出特别的规定。
关于反腐，朱元璋有过多次指示和训谕，后来被编成了《祖训录》、《臣戒录》、《醒贪简要录》、《彰善瘅恶录》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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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大诰》
洪武18年（公元1385年）前后，朱元璋亲自组织编写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四本诰书，选录案例，在236个条目中有150个条目是属于惩治贪官污吏的，因此《大诰》实际上就是以惩治腐败为主的特别规定汇编。
《大诰》列出了大量酷刑如族诛、凌迟、极刑、枭令、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枷项游历等，如此严重的刑罚，在《大明律》中都没有见过。
由此可以看出，在朱元璋的朴素价值观中，“只要惩罚力度越大，官员也就越不敢腐败，因此腐败问题就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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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网络
这种思维方式颇有点类似于今日在各种群组中转发的“一律死刑”的帖子，什么“拐卖儿童一律死刑”、“家庭暴力一律死刑”、“虐待动物一律死刑”等等，广大劳动人民朴素的价值观，跟朱元璋是一致的，这足以证明，朱元璋确实是劳动人民的一员，是从农民阶级中走出来的布衣天子。
朱元璋的严刑峻法，严峻到什么程度呢？让我们从一个席卷全国的惊天大案中，窥视一斑。
空印案
古代，通信落后，交通不便，信息往来都需依靠人力，而财务结算，都必须使用马车、牛车等，长途运送货币。由于传递和运送过程十分漫长，非常容易被人上下其手，从过程中薅取钱财。
朱元璋设计了一套以中央集权为基础、以实物和徭役为主体的财税制度。国家的财政分配权集中于中央，各地税收直接解缴中央，或直接运送到消耗部门，收支相抵。每个县份、每个领域的支出，都要拿着账目到中央户部来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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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网络
黄仁宇将其称之为“洪武型财政”。在“洪武型财政”体系下，全国每个条条块块，都要定期派人到中央户部销账，所有账目必须和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方能结算。若其中有任何一项不符就必须驳回重新造册，且须再盖上原地方机关大印才算完成。
这是“空印案”的大体社会背景。
前面说过，古代通信落后、交通不便，当时从北京到南京，六百里加急文书要发3天，正常的商旅往来要走3个月。而且钱粮在运输过程中会有损耗，所以从运送一直到户部接收时的数字一定不会相符，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员们无法事先预知，只有到了户部将要申报之时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
如果每次账目发生错漏，都要发回用款机构重新造册，盖章，再送到户部来，那么一年当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将耗费在路上，用款机构也永远也等不到钱了，因此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使用，空印文书在京城才填写实际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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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平生最恨贪官”
这种做法，前代也非常常见，朱元璋自己也没有明令禁止过。
洪武九年（一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突然“发现”了空印文书的问题，大为震怒。他认为，官员使用空印文书，就是为了贪污公款，等到户部才清点账目，中间被薅取了多少，便无从查证，这是典型的贪污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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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洪武四大案株连的死者至少十万人
于是，朱元璋下令将所有涉事官员都抓起来，严加审讯。由于每个机构都有财务官员，因此牵连的人达到数万人，整个大明王朝的财政系统因此几乎陷于瘫痪。明史专家吴晗认为，空印案和后来的郭桓案，朱元璋一共诛杀了七八万人。
根据后来的研究，涉案人员就算没有七八万，上万是肯定有的。
反腐体系
除了以严刑峻法震慑之，朱元璋还设置了复杂的机构专司监察。
首先是分割官员的权力，避免某一个职位的官员权力过大。在中央先是废除丞相制度，又设立御史台、大理寺、刑部“三法司”互相分工，掌管监察和断案。在地方上，设立三司，即布政使司、提刑按察司、都指挥使司，每个省都有三位最高长官，各司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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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政治结构
对官员的考核制度，也比较完备。明朝建立了一套富有特色的对官吏进行考核和处罚的制度，其考核制度主要包括考满、考察两类，考满所针对的是官吏的能力与政绩，属于常规考课，而考察则是对官吏的风纪进行的评判与处罚。
考满与官吏的升迁、去留相挂钩，评定结果有称职、平常和不称职三种，每种又分为上、中、下三等，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为通考。考察，是对官吏风纪的定性。考察的结果有八种，分别是：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和不谨。考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京察，一种是外察，外察分为巡视考察和朝觐考察，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的闰察。
明朝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使监察制度得到了发展并趋于完备。御史品秩较低，都御史仅为正七品，各道御史仅为正九品。之后御史的品秩又有所提升。除都察院之外，明朝还在中央设置了六科，六科构成了另外的一套监察系统。
每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左右给事中二人，给事中四十人。六科的主要功能是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其功能主要侧重于政令的施行，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减少其失误。
在对地方的监察上，朱元璋设立了提刑按察司并使之成为了正式的监察机构，后又设置了各道按察分司。按察使掌管一省的刑名按劾，按察使下设副使、佥事，他们巡视和监管地方的各项事务，并有察官治吏、惩贪除暴的权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越反越腐
朱元璋定的规矩，以及那些严刑峻法，在他活着的时候，也许能有点用。就算严刑峻法没用，大小官员们摄于朱元璋的威压，以及空印案、郭桓案等案件已经把管钱的官员扫荡一空，新上任的官员要想腐败，首先还得熟悉环境，因此也没有机会大事贪贿。
但朱元璋一死，情况就不同了，整个官场逐渐形成了贪污纳贿的风气，每一级官员都向下伸手要钱，一级要一级，最后要到百姓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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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惧于朱元璋的恐怖手段，在贪污腐败方面，大部分官员还是可以克制的
而腐败风气在明中前期，尚且可控，到了后期，则已经成为不成文的规矩。
崇祯元年的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在奏疏中说，买一个督抚需要五六千金，买一个道府要两三千金，起于州县官员各有各的定价。即使是监察、考核、纠举系统的官员，都需要行贿才能买到，而行政官员对付监察官员的手段，也主要是行贿。
这个时期，整个大明的律法、大诰、体制，都成了空文，起不到一丁点儿遏制腐败的作用。
在污浊的环境中，清官的生存可谓是举步艰难，不但难以施展抱负，甚至还会受到打击报复，身陷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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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雕塑
嘉靖年间，户部尚书王杲、兵部尚书刘储秀、山西巡抚孙继鲁等清官，都未得善终。孙继鲁死在诏狱，王杲被发配到南方充军而死，刘储秀被罢官后削籍为民。可是贪官污吏却恰恰相反，他们通过行贿得以庇护，违法不受惩罚，不称职还能稳坐官位。上司贪腐，下属一般很难独善其身，如果不同流合污，轻则谗毁，重则加罪。各级官员为求自保，必须逢迎上司，巴结长官。在贪污成风、不以为怪的环境下，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员的贿赂达到狂热的程度。
如此一来，在整个大明官场腐败的链条中，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他们狼狈为奸，抱团聚腐，相互攀援，相互包庇。
例如嘉靖时期的严嵩集团不仅弄权擅政，更是上下贪腐，掏空国库。严嵩倒台之前，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中说，严嵩把持的朝政是“政以贿成，官以贿授，凡四方大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剥民皮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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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父子 剧照
在官场中，有同一年考上科举的“同年”关系，也有举荐而形成的师生关系，这些关系都可以转化为金钱关系，要维持同年、恩师对自己的关照，必须送钱。各种腐败利益集团的存在，加固了腐败的地基，使风气扭转更加困难。
明代的腐败环境滋生了腐败行为，反过来腐败行为又恶化了政治环境，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腐败有了安身之地，污浊的社会风气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腐败一成气候，就会去维护这种环境，加固自己的庇护所，腐败的存在和加深，导致吏治环境的变坏，并且这种环境如同陷入泥潭难以自拔，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进而使风气越来越差，腐败也就愈来愈肆无忌惮。
低薪是为了反腐？
明代的腐败，首先被人注意到的浅层原因是明代官员的低薪水。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就认为，官吏俸禄低，无以养家，只能通过收受贿赂来创收，养家糊口的窘境迫使他们不得不去贪取。
在《醒贪简要录》里，记录了部分官员的俸禄标准，如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1044石。按照洪武二十八年的粮食价格计算，一两银子可以买米二石，那么一品官员一年的俸禄就是500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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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武官员俸禄表
如果按照米价来对比如今的购买力，恐怕不太合适，因为时代不同，粮食不再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定价物。但明代北京一所宅院，有要价上万两白银的，500两银子一年，需要不吃不喝20年才能买。
如果按照当今北京10万元每平米的价格，100平米的房子越1000万，除以20就是50万元，如此看来，正一品官员的年薪约为50万，实在也算不上低薪水了。但是，那是正一品，七品知县的收入就只有45两白银，只有正一品官员的十分之一，约为5万元一年，这个数字恐怕在很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都不够吃饭。
考虑到官僚体系是低级官员占大多数，高级官员占极少数，因此大明官员们应拿的俸禄整体不高。况且，明朝公务员的收入与历朝历代相比，不是最低也是相当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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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廷用苏木、胡椒折俸表，见于戚畅：《海禁与朝贡：明朝官方海外贸易研究（1368—1567）》
同时，明代还有折俸制度，让官员本来就低的俸禄变得更少。折俸就是用一些官府仓库里卖不出去的东西，折抵官员的俸禄，用以折俸的东西包括胡椒、布匹等。但是这些物品明明有价无市，却还要按照行市价折俸，无异于让官员用自己的薪水贵买贱卖，甚至根本不能兑现。不仅工资低，还用折俸等手段克扣，官员无法养家糊口，只能放手去贪。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设置低薪水呢？
因为朱元璋认为，饱暖思淫欲，人一旦钱多了，欲望需求就大，就会产生奢靡之风，不如让人处于贫穷状态，也就没有欲望、没有需求，就可以清廉了。这种想法今日之人看来，也许非常可笑，但朱元璋起于微末，他也许自己真的能够做到清心寡欲，用它朴素的头脑以己度人，这是他的局限性，不能过分苛求。
不过，明代的官员对于低薪的抱怨大有人在。正统年间的在吏部主事李贤对皇帝上书，称：“今在朝官员，皆实关俸米一石，以一身计之，其日用之费不过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为欲其无贪，不可得也。”官吏俸禄不足以养家，只能去收受贿赂，他们的衣食没有得到保障，所以治理贪腐才会没有成效。
更深层的原因
低薪固然是导致腐败的原因之一，但把腐败归因为低薪，未免太过局限了。严刑峻法为什么无法遏制腐败呢？难道严刑峻法没有用吗？
严刑峻法当然是有用的，朱元璋在位期间，明代的腐败问题并不严重，政治基本上比较清明。但是徒法不能自行，法律再严峻，终归需要人去执行。朱元璋死后，执行法律的人换了，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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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明代昭狱
明代对腐败行为的惩罚，从总体上来看，呈现出一个越来越宽松的趋势，尤其是在《大明律》之外的那些《大诰》以及案例汇编之类，基本上都被束之高阁。这就使得违法成本越来越低，使违法者的顾忌越来越小，腐败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贪官污吏也因此越来越多。
并且，及时偶尔对一些贪官进行“严办”，往往是针对中小官吏，主要惩的是没有势力、毫无背景的软弱之流，对于危害朝纲的巨贪大蠹，总是网开一面。
同时，即使真的有一批人严格执法，严刑峻法的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比如贪污一两银子就是死刑，贪污一万两银子也是死刑，那同样都是死刑，只要没被发现，就是家财万贯，这种严刑峻法，不仅不可能遏制腐败，反而会助长贪腐之风。
那么，对腐败的惩处力度又为什么会越来越轻呢？
这就要从大明这个国家政权维持运转的根本目的说起。大明这个政权，它存在、运转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当然是维护朱家皇权的统治，肯定不可能是让人民过好日子，即使有人希望让人民过好日子，也只是害怕人民日子过不下去要造反，归根结底还是维护朱家皇权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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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
皇权要统治社会，就需要大小官吏作为代表来管理具体事务，而皇权能否有效行使，完全取决于官吏是否忠诚。大明统治者只能选择用腐败换忠诚。
又有人说，高薪养廉不就行了吗，同样是金钱换忠诚，高薪总比腐败好。这又回到了朱元璋担心的问题，人的欲望是无休止的，这跟薪水高低没有关系，只要官员有机会弄到钱，管他是合法的薪水还是非法的贪贿，他都不会拒绝。
下面再谈到监督的问题。明代有监督吗？
有。而且朱元璋设立的监察部门相比之前的王朝，完备程度都是高一个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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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敢不对皇上忠心耿耿？
但是，不管是官员的行政权、监察权，来源都是一个——最高的皇权。监察系统再完备，本质上都不过是左手监察右手，并且也需要由最高的皇权来作最终裁决。无论如何，监察官员不可能独立办案，不可能独立决断，他们再尽职尽责，也做不到一锤定音。
如此，再完备的监察系统也是白搭。至于民众监督，在古代君主制度下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民众监督，即使有，与监察系统的监督一样道理。
最后
严刑峻法为什么不能杜绝明朝官员的腐败？
这个问题不如换一种提法，为什么历朝历代，只要是君主制度，就无法解决腐败的问题。
在一元化的权力结构中，不管是行政、监察、司法权都源自皇权，都不可能独立地发挥作用，因而也就无法独自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了。
惩治腐败，必然带来官员不愿衷心办事的问题，朱元璋推翻元朝，他的皇位有不可撼动的合法性，谁都没法因为不忠而动摇朱元璋的统治。
但朱元璋的子子孙孙就不行了，他们要维持权力，必须用利益换官员的忠诚，否则明朝恐怕还要更早灭亡。这样的形势下，怎么可能指望君主真的去“反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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