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政大东亚所硕博士，曾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副主任、行政院陆委会简任秘书，现任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兼副秘书长、东吴大学兼任助理教授

中共如何建构执政合法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人尝试在意识形态上建构三种意识，透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赋予其执政的合法性。

此外，为了抽离毛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影响，最简单的作法就是透过「盖棺论定」的方式，总结毛的历史定位，从今以后毛与改革开放是两条不交集的平行时空，这就是邓在十一届六种全会主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政治逻辑，「建国有功，文革有罪」就是毛在中共党史中的地位；换言之，历史已终结，无人可超越甚至逆走复辟。

完成此一政治工程后，首先出炉的是「落后意识」，由于大跃进与文革浩劫让中国经济与现代化陷入停顿，改革开放即是进行生产力的解放，但为了让民众移除昔日「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更简洁的「发展是硬道理」或「落后就要挨打」的说法，如此方能将物质主义嵌入政治路线中，同时巧妙撕掉邓内心「走资派」的标籤。

在此之下江与胡涛著手建构「解体意识」，因为才有苏联解体的衝击，内有六四后的挑战，为了延续统治基础，从而出现「反和平演变」或「稳定压倒一切」说法，这也构成日后中共维稳的政治观点。但总体而言，三四代领导人仍在邓的框架下维持既有的政经路线。

习奭积极建构与中国崛起相适应的话语权，十九大政治报告的「新时代」、「两个一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用语中找到答案，这就是第三个重要「崛起意识」。

直言之，习奭理念上追求的是毛主义在六十年代革命输出的政治影响力，骨子裡的筹码却是几代领导人韬光养晦的成果，这种价值与物质的结合其实埋下了不少衝突的因素。

为了填平「崛起意识」之间的矛盾关係，习捨弃了毛彼时五十年代「论十大关係」的说法，细腻且辩证式的解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原先「新民主主义」路线的挑战，取而代之的则是诉诸民族主义与想像共同体的政治动员，重新高居洗刷「百年耻辱」，其中自然也包括複杂的两岸关係，因为台湾问题似乎是这一切历史问题的症结点。

习奭的讲话拥有最基本的三段论证，中国继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再度崛起；打压崛起的就是百年以来的外来势力；解决台湾问题是洗刷百年耻辱的历史使命与关键

对于威权政体而言，国家民族主义往往是政治合法性与认同的来源，执政者往往将个人崇拜镶嵌在「洗刷历史耻辱或民族复兴大业」的使命中，这种政治性的后设叙事具有极强的排他性。

换言之，习奭将中国当下複杂的国际处境、内部发展瓶颈或台湾问题「最大简单化」或「去历史脉络化」，这种二元论固然满足当下政治需要，但未来性如何仍有甚多不确定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