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我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人[2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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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表演艺术家陈强正随团在其国家歌剧院出演《白毛女》，他饰演黄世仁。

电话响了，是个喜讯，夫人生了个大胖小子。第一次做父亲的陈强激动不已，为纪念这一时刻，他给孩子起了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字“布达”。

4年后，小儿子出生在吉林长春，顺着哥哥的调，他就叫“佩斯”。

上世纪五十年代，遍地都走着叫“建国”和“援朝”的人，佩斯，独此一家。

当年，陈强是个响当当的演员，以饰演黄世仁和《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最为出名--都是大反派。

然而，一夜之间变天了，陈佩斯看到父亲不再像从前那样体体面面地回来，而是经常被打得血肉模糊，白衬衫上一片一片的血尤为扎眼。

你很难想象，这个万人捶的「破鼓」在一夜之前还是个万众瞩目的大明星，被批判的理由很简单：“好人怎么可能把反派演得那么坏？”

父亲的经历，让陈佩斯从小就对所谓名誉打心眼里感到恶心。他的作品从不送评，自然没拿过任何奖，但这是他最骄傲的地方：“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

随着父亲被打成右派，15岁的陈佩斯也被下放到内蒙古建设兵团。对于普通百姓，这样的经历是残酷的，但对于喜剧大师，这是天赐的际遇。

「陈佩斯」，是时代的产物。

陈佩斯的优越感，是被内蒙的风沙磨平的。

跟城里的生活天差地别，这里每天一睁眼就是盖不完的房子，搬不完的砖。乡下人劲儿大，一人能扛百块砖，陈佩斯怕丢脸，只能硬扛。当稚嫩的肩膀被绳子勒得皮开肉绽时，他体会到了苦难的重量。

跟强体力活儿不相符的是永远饿着的肚皮，每人每月45斤的粮食，让一个成长期的孩子只剩下找点儿吃的这点追求。实在饿得不行，他们只能从饭量较小的女孩子那里讨点吃的，而她们也会尽量从口头上省下点粮食，为了活着，大家相互扶持。

让陈佩斯宽慰的是，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有着最纯净的大自然。

春天的时候，沙枣花漫山遍野，花香沁人心脾。头顶飞过的天鹅，漂亮又骄傲，它们飞得很低，对人充满了信任，至今，他都能模仿天鹅看他时的眼神。

多年之后，当陈晓楠问他，人生最想停留在哪个阶段时，他说就停留在下乡那段，那里给了他强烈的美的教育，艰苦的环境，把他们打造成了特别好的人。

离开那里之后，陈佩斯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么可爱的人，那是一群真正贫苦的百姓，这种氛围下的锻造，使得陈佩斯的平民意识根深蒂固。

“佩斯演小人物为什么会那么亲切，因为感同身受，他从那时就知道，人不是生来就平等的。”陈佩斯的妻子说。

插队四年后，他被父亲接回城，为了能让他混口饭吃，父亲豁出老脸四处求人，终于把他安排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演员不是他的理想，但生活所迫，只能跟着父亲吃这个张口饭。

文革结束后，饱受磨难的陈强认为咱老百姓苦太久了，他意识到了做喜剧的必要性。从儿子那张「丑脸」上，他看出来这是块喜剧的料。于是，在陈强手把手的教导下，陈佩斯走上了喜剧之路。

这条路的终极理想，就是小人物的开怀大笑。

当朱时茂调入八一厂时，陈佩斯已经在这里待了好几年，住得很近，两人经常串门。不久之后，他们便捣鼓出了点小短剧，在外演出时效果出奇的好，走哪红到哪。

1983年秋天，他们收到了春晚导演黄一鹤的邀请，但当时只是想让他们在舞台上串串场，并没有当成什么正式节目。

由于担心演出效果，他们来到了国家体委，在运动员们彩排的休息之际，他们表演给大家试看。看着那帮人笑得满地打滚，他们也演得越来越来劲，旁边的文艺副主任看着吓到了，赶紧打电话给领导汇报，“要出事儿了，人怎么能笑成这样呢？太不严肃了，这么失控的东西，肯定不是好东西。”

在那个年代，发自肺腑的笑声是危险的、不正确的。

因此，他们的处境就特别尴尬，直到上台表演前的半个小时，都没人点头说这个节目可以。最终黄一鹤拍板：“你们上吧，出了事我来负责。但你们记好了，千万别说错话，要是出了重大事故，我就惨了。”

听到这个消息，他和朱时茂两眼含泪，陈佩斯永远记得当年黄导说这话时有多么悲壮。

上台之前，导演问你们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他们说：“小节目，比话剧要压缩一些，叫小品。”

1984年春晚，《吃面条》登上舞台，不到15分钟的表演一下子征服了大江南北。

在此之前，舞台上永远都是伟光正的剧目。但陈佩斯和朱时茂，一个搞笑滑稽，一个英俊正派，他们讲的尽是市井小民的故事。

愚蠢的应聘者、偷奸耍滑的小摊主、愚笨可笑的小偷...陈佩斯脸上的关键词总是“蠢笨”、“猥琐”、“滑稽”、“狡黠”。

但他并不意在对弱势群体的嘲讽，他塑造的泼皮无赖身上，隐藏着善良和真诚，也闪烁着小人物的尊严。那些戳中观众痛点和笑点的包袱，并不是硬凹的搞笑，而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故事结构的深入研究。

用史航的话说：“陈佩斯的小品，很高级。”

自那之后，他和朱时茂的小品就成为了每年春晚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节目。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它代表着社会开始变得和解，人与人的关系开始软化。有多少人的苦难，最后为了这一笑，大家一笑泯恩仇，然后重新开始生活。”

这是节目的客观意义，但陈佩斯严肃地说，这个跟他无关，只是历史把他推到了这里，在这个特殊的节点上，他给了大家实实在在的一场笑声。

“只能说我是幸运的，不能说是了不起的”，陈佩斯对名利总是保持着安全距离。

作为喜剧的拓荒者，他们刚开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前几个作品甚至连剧本都没有，全靠你一言我一语的即兴创作和磨合。

有笑声就代表着喜剧吗？这样的疑问一直萦绕在陈佩斯脑海中。

不久之后，他在河南拍摄电影《少爷的磨难》，有一场戏需要光着脚追汽车，农村的土路上布满了蒺藜刺，扎脚很痛苦，但还得咬着牙往前跑。

导演一喊停，他就往地上一坐，“哎呀，疼啊！！”然后坐在地上把刺一个一个往外拔，疼到钻心。

但旁边看热闹的老百姓笑得前俯后仰，那一刻他意识到：笑，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你不但蠢丑笨，还要被伤害，痛苦上加痛苦，观众就会笑，它无关道德，但有关人性。这就是喜剧，它的内核写满了悲情。”

自那之后，陈佩斯开始了喜剧理论的探索，到1991年《警察与小偷》跟观众见面时，已经有了剧本，语言上更为准确和考究。

陈佩斯对于作品是精益求精的，朱时茂说：“佩斯有时候是一根筋，有种咬着屎橛子给馒头都换不下来的精神。”

但这种死磕的劲头，也成为了他跟央视闹崩的导火索，体制内不喜欢艺术工匠，只喜欢听话的人。

其实，从第一次上春晚开始，央视的霸道和潜规则就让他大为不满，若不是朱时茂，他当即走人：“你想干你干，老子不伺候了。”

但早期的时候，自己也在摸索的过程中，虽创作受限让人不爽，但顶多骂会儿街，作品本身还是不错的。但是人要进步，一个手艺人的手艺是要提高的。

早在1988年排练小品《狗娃与黑妞》时，陈佩斯就提出让导演单机拍摄，再用蒙太奇的手法实现场景转换。这样小品就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喜剧气氛和观众体验都会更好，但没人同意。

十年之后，在排练《王爷与邮差》时，他再次提出了电影蒙太奇手法，但依旧被拒。

“你明明有着更好的东西，可是对方永远对你关着门。”那些人根本不懂喜剧，可是他们手握着否定的权力。

压垮陈佩斯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这部作品的演出。为了这个节目，他和朱时茂花了半年的时间死磕，力求表演时每一个细节都尽善尽美。

但到了直播时，某位草率的工作人员竟然把麦克风挂在了朱时茂的戏服外，结果他一上台麦克风就掉在了地上，朱时茂只能拼了命把台词吼出来。更要命的是，演出达到高潮时，原先准备的声效光碟也没有如约播放。

下台之后，陈佩斯哭了。

他将最后的欢笑留在了台前，把泪水留在了幕后，这是作为一个喜剧人，最大的尊严。

从1984-1998，14年的时间里，他们为观众贡献了11部作品，每一部都是经典。

离开央视之后，陈佩斯再也没看过春晚。

“他们可以随便对我说NO，那么我也对他们说一次，代价很大，但我不后悔。”

陈佩斯转身离去的背景很潇洒，但也有种穷途末路的悲凉，几乎是同时，他经营多年的影视公司也面临倒闭。

做喜剧，对陈佩斯来说有着使命般的重量，当他的小品在春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时，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

但春晚的处处受限，让他转而在电影上寻求发展，当他向八一长提出拍喜剧片的想法时，被领导直接回绝了，于是1986年，陈佩斯提出离职。

厂里人都知道陈佩斯是个人才，于是苦心劝他留下，甚至搬出了杀手锏：“你要走可以，房子就别想分到了。”

陈佩斯一笑：“那简单，我不要了。”

1991年，陈佩斯自立门户，成立了大道影业有限公司。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自己担任制片人接连拍摄了6部电影，无论是票房还是拷贝，在当年的国内电影里都排在前三，但他却负债累累，举债200万，把他卖了都不够还钱。

“当时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非常严重，我们曾派5个组到河北去监票，有的地方演7场却只报3场，有的地方100%到80%的上座率，但上报却只报40%上座率，非常混乱，我们永远挣不到我们应该挣的钱。”

1997年他的贺岁档电影《好汉三条半》上线，但因为无视行业中的“潜规则”，仅上映了几天就被主流院线撤档。

巨大的亏损，让他的电影梦走到了尽头，这是他想站着把钱挣了的代价。

但这血的教训并没教会他「做人」，当他第二年离开央视后，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还在发行他们的小品光盘时，他把央视告上了法庭。

在接受采访时，陈晓楠问他：这不是成人世界的游戏吗？

陈佩斯当即否认：“不，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规矩的世界，我们在这么烂的社会里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了，还要让余生这么烂下去，多没劲呐，咱换个好日子行吗？

我必须告诉他们，我是在被侵权，否则的话，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看我们今天祖先是这么生存的，他们会愤怒，他们的愤怒不是强权，而是每一个接受这种强权的人。我的后代一定会为我感到丢脸，所以我争取不要让后人嘲笑我。”

这场官司，以央视赔偿经济损失33万元结束，陈佩斯赢得了官司，输掉了所有。

被封杀后的陈佩斯不再受人追捧，也不再接到任何商演，45岁那年，人生彻底清零。

观众给陈佩斯捏造的「悲情英雄」形象有很多，最广为人知的是这一版：

陈佩斯一无所有时，妻子告诉他承包了块地，然后两个人天天扛着锄头上山，穷到燃气都没有，只能去山里捡枯枝败叶，最后他两挣了35万元，一举在话剧行业咸鱼翻身。

陈佩斯对此评价：“胡说八道。”

他承包荒山是事实，自建农舍也没错，但这是他的世外桃源。

当山桃花烂漫的时候，美得像云像雾，一阵风吹来便是场杏花天雨，一如少年时眷恋的沙枣花。

他在泉水里洗脸刷牙洗菜，下雪的时候追寻袍子和麻雀的脚印，任由童心在大自然里放飞，这才是真正向往的生活，他极其满足。

更让他快乐的是，他远离了世俗的纠纷，周遭虽冷清，但大脑里热闹，热闹得自己都受不了。

在这段非常宝贵的创作时光里，《阳台》诞生了，这部作品后来被上海戏剧学院纳入教科书，也是陈佩斯本人最钟爱的一部作品。

随着《阳台》的写就，陈佩斯的胡子全白了，他一直以来苦苦追寻的那束光，也终于看见了。

当陈佩斯宣布要做话剧时，业内人士只跟他说了一句话：“不怕赔钱就做吧。”

此时在中国，剧场几乎全黑着灯，可是，这灯总归要有人点亮的。

2001年，陈佩斯的首部话剧《托儿》拉开了长安大戏院陈旧的幕布，台下乌压压的观众，首场上座率高达95％。

“诸位都看过电视台的文艺晚会吧，场面那叫火，尤其是相声、小品演员往那儿一站，说了半天，也没包袱，不可乐呀，可您看电视机里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掌声跟下雨似的--那儿都有咱的人在领着呢…这就叫托儿！”

回归后的陈佩斯，开场就讽刺了自己一度厌恶的春晚上的托儿，台下笑声一片，陈佩斯真敢！

话剧演到第30场时，陈佩斯含泪谢幕，至此，话剧的全部投资回本，他终于站着挣到了，他本该挣到的钱。

这之后，他带着那帮草根演员马不停蹄地在全国巡演，一口气演了120场，创造了千万级的票房神话。

表面虽风光，但背地里异常艰辛，一场戏下来，满头大汗，“浑身跟水耗子似的”。老搭档朱时茂演了33场后实在体力不支，不得不中途退出。

但陈佩斯一场场都坚持了下来，舞台上观众的笑声是他莫大的享受。随后，他接连导演了《阳台》《雷人晚餐》《戏台》等6部话剧，每一部都是爆款。

“我那时候很有成就感，很得意”，陈佩斯说。

话剧火了之后，各色各样的人送钱上门，陈佩斯都一一回绝了，他一直都说自己是个手艺人，而话剧需要无数次的精雕细琢，他只愿臣服于艺术。

他说自己的作品不会落伍，一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渴望能理解他的人，但又害怕后人在他的作品里找到共鸣。

在《戏台》上映之前，陈佩斯发自肺腑地说：“让我们的儿孙辈永远看着它开怀大笑，痛痛快快地笑，而不要像我这样，说起这故事时总带着当事人的辛酸。”

这种矛盾感是独属于陈佩斯的孤单，现在无人能懂，希望将来，更无人能懂。

有人说，陈佩斯不是一个明星，他是那个时代里让人打心眼里喜欢的一个人。

他永远穿着粗布裤子和布鞋，每天吃着羊肉烩面也不嫌腻，一直用不惯智能手机。

他不在乎自己处在物质社会的哪个等级，只愿把自己有限的时间花在对喜剧的探索上，同时，把他三十多年来总结出来的喜剧理论传播出去。

一晃眼，陈佩斯已经67岁，在同龄人早就放缓脚步时，他依旧在喜剧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他说，自己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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