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寻找精神导师，那凯文·凯利就是过去几年间我科技哲学思想的导师。
我第一次记住这个名字，是在2011年。我读到了他的代表作——《失控》。这是他的第一本书，著于1994年。“非常长，非常复杂，涉猎的话题非常广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总结。”

凯文·凯利说，他从未期待过这本书会有大量的读者，毕竟他阐述的是小众且多少有些晦涩的话题：分布式生存、自下而上的控制、递增收益、模块化生长、谋求持久的不均衡态、变自生变……这些话题在20多年后的今天，或许并不稀奇，但想象一下，那是在中国刚刚接入互联网的1994年。要知道，那时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还在读小学，乔布斯已经被苹果炒鱿鱼了，伟大的苹果帝国还没有一点影子。

然而，这本书在2010年被引入中国时，几乎引爆了整个互联网界。人们热切地谈论凯文·凯利在16年前为互联网做出的预言如何一一成真；互联网行业的巨头们更是争相与他对话，一时间凯文·凯利成为马云、马化腾、李开复、张向东等互联网大佬的座上宾。他在中国的演讲几乎场场座无虚席，人们都迫切期望得到这位未来来客的点拨，找到互联网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得不说，我也是那众多热忱粉丝中的一员。

幸运的是，从2014年开始，我就有了和凯文·凯利深度接触、合作的机会。彼时，我和中国社群领袖联盟的孔剑平主席邀请他来中国参加首届中国社群领袖峰会。此后，我每年都会与他见面一两次。2015年，我带他亲身体验了几家中国创业公司的虚拟现实（VR）产品，参与协助他第一部科幻小说《银带》在中国的出版。2016年，我邀请他来中国参加了一系列人工智能、机器人峰会，与地方官员、创业者、企业家见面。2017年，我又让凯文·凯利体验了一把中国“知识付费”和直播的浪潮：我和他的出版人合作，在喜马拉雅音频平台上推出了凯文·凯利的音频产品，还参与了他的直播处女秀。

在我真正和凯文·凯利接触前，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极度聪明、狂热的科技极客。“但是你知道吗，2010年我来中国时，我才买了第一部智能手机和第一台笔记本电脑！”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凯文·凯利就说到这一细节，顽皮地向我眨眼，而后哈哈大笑。他不用电子阅读器，到现在也每天浏览纸质版的《纽约时报》。他还很少上网，从没在互联网公司工作过。“其实我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但或许这才是凯文·凯利的独特之处。他不是互联网的从业者，甚至不是互联网产品的典型用户。但他观察这些从业者，他观察用户，他观察人和科技的关系，思考科技的走向。他是这个变化万千的互联网时代里独立、冷静、客观的观察者。事实上，他的经历也与那些有着耀眼藤校文凭和闪亮巨头公司从业经历的硅谷大佬大相径庭。20世纪70年代，只读了一年大学便辍学的凯文·凯利，只身来到亚洲“探险”。这段经历，被他称作人生最美妙的经历之一。他以摄影师的身份，深入亚洲腹地，从伊朗到日本，拍下大量纪实照片。

1979年，他回到美国。然后，他骑着一辆自行车横跨大陆，一路写诗作画。一直到30岁，凯文·凯利才结束“嬉皮士”的浪游生活，开启新的人生篇章——加入斯图尔特·布兰德麾下的《全球评论》，一路做到主编和出版人。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评论》被视为嬉皮士运动的重要刊物，它反权威、反资本垄断，相信技术会让世界变得更好，相信一个开放、协作、去中心化的技术乌托邦。这本前沿的科技杂志，吸引了一大群极客，乔布斯也是它的忠实粉丝。1993年，凯文·凯利又参与创办了另一本科技杂志《连线》并担任主编，这本杂志关注科技与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凯文·凯利由此逐渐成为网络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主导着美国硅谷乃至科技圈的舆论、思想风向。他感兴趣的事情，远不止于此。早在1985年，凯文·凯利就参与创办了第一个互联网虚拟社区The WELL，发起了第一届“黑客大会”。作为自然爱好者和环保主义者，他还曾参与“林奈行动”（Linnaean Enterprise）——为地球上“所有物种”建立网络档案。现在，66岁的凯文·凯利还在持续写作。《失控》之后，他又写了《科技想要什么》《技术元素》两本畅销书。2015年的新书《必然》，预测了未来二三十年的世界发展趋势。

不过，他告诉我，他现在的精力和兴趣点又回到了他最初的爱好——摄影、拍纪录片，记录当下的世界，畅想未来的世界。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未来学者可以像他这样在虚拟与现实间如此游刃有余地切换。关于技术与政治、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人类的未来——还有谁是比他更合适的对话者？

来自未来的挑战
问：我们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呢？答：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是应对未来世界所需的最重要技能，终身学习、个体学习，还有优化学习。如果你不掌握这项能力，那么当下一轮洗牌发生时，你就无法迅速赶上潮流。新事物可能包括新的操作系统、新的手势、新的语言……新事物太多了。每隔5年你就必须学习一套新东西。

问：如果把互联网看作生物，那么我们怎么用生物学来描述它？你在《失控》那本书里说，如果以一个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所有国家可分为两种：一种像生物一样，慢慢成长；另一种像生态系统一样。
答：我认识一位研究组织的学者，他的研究范围小至细菌，大到城市、互联网乃至整个人类。世界上有两类组织：生物个体与生态系统。互联网的扩张方式更类似城市和雨林这样的生态系统，而非海星、兔子这样的生物个体。所有生物个体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它们都会死。但是生态系统和城市几乎能够永远存在下去。他发现，公司类似于生物个体，但互联网不一样，互联网就像丛林，像城市。

问：按照你的理论，机器人应该有感情，而我们如何想象有数十亿机器人会对一个科学家或者企业家产生情感，甚至把人类当作母亲，你能想象吗？答：这是个关于人工智能和自我意识的好问题。机器人当然可以尊敬自己的创造者，或者说“母亲”，甚至对其产生情感，就像猫狗对主人表现出感情一样，这并不需要自我意识。我想，机器人很可能会忠于和尊重自己的主人，这并不需要多高的智能。你可以把人工智能想象成猫，非常聪明的猫。它们能做很多事情，还拥有一定程度的智能，能够感受爱，甚至可以回馈爱。机器人可能会在图书馆里为人们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与人产生情感联系。人工智能就像一只能照顾你的宠物。这样的话，人也就会对机器人产生强烈的感情。

技术最为强大
问：我很喜欢你的《新经济，新规则》这本书，读完后发现你谈论经济问题的方式与一些学者很不一样。比如，有些学者讨论经济问题总是离不开体制、制度和政府，而你的书中几乎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答：是的。因为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技术的角色会比政府更重要。技术是一种比政治更为强大的力量。

问：但政府总是在试图控制技术。答：打个比方吧：技术就像河水，它顺流而下。在一定范围内，你可以控制住它，但超过某个范围，你就无能为力。技术控制只在短期有效，从长远来看，是做不到的。举例来说，在美国，有一个围绕拷贝下载和版权的问题。互联网和技术倾向于推进拷贝和下载，让所有东西都越来越容易备份。也有人认同较为传统的规则，认为拷贝应该少而精，应该控制备份数量的增长，包括维护版权等。但是，拷贝这种现象是没法加以控制的。拷贝任何东西都是非常容易的，因此拷贝其实是没有成本的。想要靠卖拷贝赚钱，那是没有前途的。在这一点上，法律就试图控制技术，规定了版权制度、禁止盗版等。在这一方面，想要实际效果更好，还需要长远的努力。所以，版权制度就得一直修订。所以，如果你从技术的视角来看，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观点，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我们会从技术本身来发现新的经济规律。在某些国家，技术的确会被控制。但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全球化经济，要想在全球层面进行竞争，控制作用就不大了。所以说，相对于政府，阿里巴巴、脸书、谷歌依然是小玩家，而相对于全球经济，政府也是小玩家。

问：所以在你看来，无论一个政府多么强有力，技术都能带来改变？答：是的。如果人们关心相互之间的交流，这种力量会大过政府。政府仍然是需要的，但是最终，技术将塑造我们的思考方式。政府越是遵循技术的指引，其实际表现也会越好。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政府可以对技术施加压力，但也会遭遇反作用力，就像美国的网络监控、追踪等。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它就是能一直追踪我们所有人。这一点没法阻止，我们必须与之共存。对于政府，该问的问题是，监控的方式应该是怎样的？我们愿意忍受多大程度上的被监控？问：这种技术的发展，会消弭国家的概念吗？答：长远来看，必须要有世界政府。当然，这个话任何一个12岁的小孩都会说。所有的文明都会有自己的世界政府，这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最富感染性的东西莫过于国家主义。但我们身处全球经济，并拥有同一个地球。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国家之间也需要一个中立的第三方，这就是世界政府。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军事力量了，只要有警察就足够了。

问：那技术对于减少国家之间的冲突矛盾会有帮助吗？答：当然有帮助。比如说网络冲突，是非常糟糕的，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规则。在网络上，国家之间也相互冲突。如果没有全球层面的网络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全球互联网，那么我们每个人的计算机也就不可能获得安全。

再过一代人，中国就会有真正的创新
问：中国正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中国政府基于转型发展需要和挖掘国内创新潜力提出的重大战略。培养创业者，成为很多地方政府、大学的口号和目标。对于培养下一代商业领袖，你有何建议？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战略。可以看出，中国正处于从创新大国发展为创新强国的关键时期，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很多战略规划，非常有利于应对全球化竞争，提升国家实力。实施这个战略，最为关键的是创业者。如果让我来培养中国的创业者，我会教给他们两件事。第一，学会接受失败。失败不应受到惩罚，某种程度上还应该得到奖励，因为人们可以从失败中得到经验教训。即使失败了一小步，也仍然要向前迈进，这是创业的必经过程。IBM创始人托马斯·约翰·沃森说过，你的成功率越高，你的失败率也就越高。所以，接受失败而不只是容忍失败，这点很重要。第二，勇于质疑和挑战权威。中国的教育体制并不擅长于培养敢于质疑的人才。不过，要想成为创新强国，中国人就要养成挑战传统、挖掘真相的习惯。

问：那你觉得从当前这种以模仿为主的中国制造走向真正的创新，关键是什么？答：其实美国自200多年前建国起，就形成一种“仿造文化”。我们“仿造”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没有一样是美国原创的。当时欧洲对美国非常不满，就是因为美国盗版了他们的很多东西。比如英国作家用英文写的作品，美国人花钱买一本，创意就让美国拿到了。但是200多年过去了，美国也形成了自己的创意文化。于是同样的问题又轮到日本人了。在我还年轻的那个年代，“日本制造”意味着便宜、仿造和没好货。那时候日本货简直是垃圾。但是日本不断地仿造、再仿造，就成长为制造业强国了。也许中国现在也处于一个不断仿造的阶段，但是再过一代人，中国就会有真正的创新以及真正的世界品牌。中国在模仿方面已经是优等生了，下一步就是成为创新大师。就像当年美国的泰勒研究科学管理和提高生产效率，后来日本学到了他的理论，而且实践得更好。很多在美国研究创新的学者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也能成功。所以，我对中国的前景很乐观。

问：我记得你曾经还预测过，中国将会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的第一大国。你为什么对中国的机器人产业这么乐观呢？答：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尤其是在广东深圳。但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为了维持中国制造的质量和数量，中国需要机器人支持制造业发展。因此，我认为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将在质量、实用性、创新性等方面领先世界。我预计未来二三十年里，世界上最好的机器人会在中国诞生，而不是在日本或者美国。制造业需要机器人，机器人反过来也会促进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

人工智能不可能消灭人类
问：你在书中提到了Holos（霍洛斯，人类、计算机、手机、可穿戴设备、智能设备、各种传感器靠网络紧密连接起来的世界）将会是未来的主宰。你认为它会使人类灭亡吗？答：生命发展的总趋势是不断增加新事物，而不是除去旧事物。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就依然和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一致，人工智能不过是在旧有基础上发生了层级递进。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可能消灭人类。

问：人工智能不能消灭人类，但很多人担心未来人类会被人工智能超越。就像不久前，“阿尔法狗”（AlphaGo）打败了世界顶级围棋选手。答：我完全不认同这样的观点。这样的情况不仅短期内不会发生，未来也不会发生。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智能，而是有数百种智能和数百种思维方式，比如，演绎法、逻辑、智商、情商等。所有这些不同的智能混合在一起，组成了人类的智能。而人工智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很多不同类型的“狭窄思维”。当然，尽管是“狭窄思维”，人工智能却可以在某些单一领域超越人类大脑。比如，计算能力是人类不擅长的领域之一，人工智能可以在这方面超越人类，但这也只是在某一个方面而已。实际上，1997年，由IBM公司开发的超级计算机“深蓝”就曾打败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卡斯帕罗夫失败后意识到，如果他可以获得跟计算机一样的存储体，他就有可能会赢。所以，他发起了新的象棋比赛，参赛者可以和人工智能合作，也可以和人工智能比赛，这种新式象棋比赛被称为自由象棋比赛。现在世界上最强的象棋高手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人工智能，而是一群人与人工智能合作的综合体。所以，人类智商加上人工智能远远强于任何形式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所做的事情就是用“系统性思维”解决一些人类做不好的事情，因为人类并不擅长系统性思考。人工智能可以变成一种特别擅长推理和论证的思维系统，用上千个步骤去证明一个数学定理，这是人类思维难以做到的，但人工智能可以做到。这种智能只是在模仿人类，而不是异类智能。

问：这就不得不说到奇点（singularity）理论了。很多美国科学家认为，在那一个瞬间后，人工智能将超过人类的智能。可能是100年后，也可能是20到30年后。你觉得奇点真的会到来么？答：奇点有不同的界定方式，有更为精准或者更为宽泛的定义。就精准的奇点定义来说，就像科幻电影《超验骇客》中所展现的，我们制造的人工智能，其智慧超越了人类自身。人工智能相互融合，不停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紧密。这就是奇点的精准定义版本。最后就好像上帝一样，能实现任何事，能治愈癌症，能突破物理规律。关于这种奇点，我是不相信的。但是，有第二种较为宽泛的奇点定义，即我们能创造一种全球性网络。它会像一种超级组织，一个巨型“大脑”。这个“大脑”以互动网络为基础，会做出一些我们尚不能完全理解的事情。这个版本的奇点状态，我相信是有可能出现的。我们可以把奇点比喻成一种语言。人类在几万年前发明了语言。而在这之前的没有语言的人类，其实无法理解一个有语言的世界。所以说，语言的产生就是一种奇点状态，它分隔了两个世界。之前的人类不可能超越语言去理解之后的世界。但是，当你跨过这个奇点再回顾过去，你就会发现，哦，没有语言的世界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想，刚刚说的那种超级组织形态的奇点，就和人类第一次使用语言时的经历非常像。从奇点的这边，你没办法知晓另一边的情景。而只有你越过奇点再回头看时，才会知道一切已经发生了。

问：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将会怎样变化？既然已经有了人工智能和各种工具，我们为什么还要工作？答：人类有太多想做的事情，而人工智能不足以完成。人类需要不同的思维碰撞，这是个体很难完成的。人们喜欢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是因为当别人足够优秀时会对我们形成挑战，迫使我们产生新的想法。产生好的想法后，还需要其他人“迫使”我们把这些好的想法变得更好。所以，未来商业发展的挑战在于如何组织人们合作，使合作创造的价值超越每个人独立工作创造的价值之和。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企业理论指出，人们之所以以公司的形式工作，而非独立工作，是因为公司可以为个人提供独立工作所不能获得的价值。正是集体合作产生的价值促进了科技和商业的发展。通过合作，个体可以完成独自一人时完成不了的事情。即使是独自完成，也是通过类似维基百科的合作方式完成。我认为未来会出现一些新型的组织合作方式。有一些合作会很松散，像维基百科一样；有一些会比较集中；还有一些会是高度集中。我们要做的就是建立不同的组织形态，找到“怎样合作才能创造更多价值”的答案。

去中心化的力量依然强大
问：在你的新书《必然》中，你提到现代人有一个从“读书人”到“读屏人”的转变。你觉得这种转变究竟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影响？答：100年以前的人类文化，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都是以写为中心。那时的人在纸张、卷轴、书籍、墙上和雕塑上写，写下来的东西成了人类文化的中心，因此我们就成为“读书人”。但现在电子屏幕越来越多，遍布各个角落。屏幕出现在衣服口袋里、眼镜上、墙上，于是，我们成为“读屏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书的文化是永久的、固定的，不会流动，不会改变，但是，屏幕文化是可变动和流动的。在书文化中，有权威机构，有法律，有专家。在屏幕文化中，所有事物都是变化的、相对的。这种新文化是全球性的，需要用不同于以往的创造性思维方式和处理方式去理解。在20世纪90年代万维网刚刚出现的时候，网络只是一种更好的有线电视，因为我们当时只有电视，也只经历过电视。而网络就像是有着数千个频道的有线电视。所以，在电视时代，人们认为网络一定会有频道，因为我们对互联网的认知就是一种比电视更好的载体。同理，在网络时代，人们对互联网发展的认知是互联网永远都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我认为下一阶段的互联网会有很大不同。现在的互联网是信息化的互联网，全世界的图书资源、世界地图、股票信息等，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也就是说，互联网为全人类提供了信息获取渠道。但是，互联网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将不再是信息化互联网，而是体验式互联网。互联网不再只是你想浏览的网站和网页，这一切都将变成对话式的平台。所以，我认为互联网将会向这两个方向发展：注重体验，注重互动。

问：你在书中还写到，未来人类所有的行动都会被追踪、被数字化。在数字化时代，你会继续保持“网络游侠”的状态吗？答：我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透明化的程度和被追踪记录的程度。让人们有选择的余地，这点很重要。但是我们发现，当人们进行选择时，他们更倾向于个人信息透明化、个性化，而不是很注重隐私。

问：互联网最大的特征就是去中心化。这也是你在《失控》一书中阐释的基本思想：重视底层力量。但是我看到你在新书中又讲到蜂群思想，强调顶层作用。这是对《失控》一书的观点进行的修正吗？答：我不认为这是过多地强调顶层。谈到底层，是指去中心化的、非组织化的底层。如果你依照这种点对点的模式来做事情，其效果会强大到超越你最初的想象。所以，这种底层往往是一个极好的开端，但它很难达致你所期望的终点。你必须和底层做额外的沟通，就像维基百科。我再强调一次，点对点的底层是最为强大的，它可以实现你所不曾预想的目标。所以，它是最好的开启点，但只靠这个是实现不了目标的。

问：中国也在更多地强调顶层设计，对此你怎么看？答：是的，就像维基百科。它允许全世界任何人都来编辑这本在线百科全书，任何人都可以写，都可以修订，这一编撰模式完全是自下而上的。于是，这创造了一个非常棒的百科全书，超越了所有人的设想。但是，维基百科并不是最好的百科全书。因为，百科全书确实需要一些真正的编辑，来掌控或者“形塑”这个写作过程。所以，维基百科这些年也正在逐渐建立它的顶层架构，从而成为其底层架构的补充。最终的维基百科将会是以底层为主体，但也有一些顶层。两者都需要。你不能全是失控的底层，还是需要一些顶层来承担必要的职责。顶层并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权力的途径。你可以找一大帮人来，大家一起做事。这时候顶层说，有上千个方向可以选择，而我们走这个方向。一点点小的愿景，就能指引底层的力量，并且让这种力量更为强大。

媒体的新商业模式
问：你是非常资深的媒体人。现在一说起做媒体，大家压力都很大。在中国，很多传统媒体人都转向新媒体和自媒体，包括付费阅读的模式。你认为这是新媒体将来的发展趋势么？答：我认为趋势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是所谓的“赞助”模式（patron）。比如说，美国现在最多的媒体形式是播客（podcast），每个人都在做播客。因为手机很普及，而且可以边开车边听。你可以从云端下载播客。于是，有种商业模式开始流行起来，就是“赞助”。但赞助并不是打广告。你可以给这集播客赞助很少一点钱，比如说5美分。这有点像订阅，但其实更近似于使“赞助者”获得一种荣誉头衔。

问：一种荣誉？答：是的。订阅的形式是，你付钱我发货。而在赞助模式下，播客的获取是免费的。但是如果你成为我的赞助者，我会感谢你并向你致敬。所以，赞助模式的关键是，你自愿资助，虽然你也可以不给。
问：这很像微信公众号的打赏功能呀。但依靠这种打赏、赞助，可能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吗？答：当然有可能。在美国，许多相似的播客可以组建成一个网络。这样就可以获得一笔大的赞助，然后再内部分配。

数字化将促进慈善发展
问：技术界的人都相对有钱，真希望你能告诉他们，创新精神不要只用在商业经营方面。有时候，技术和金钱还应该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答：是啊，其实在美国也是这样。硅谷有很多富有的年轻人，二三十岁就有房有车，但他们的钱并不全部用于满足自身的生活，还拿出足够多的钱去做公益事业，而且美国人都觉得这样做很正常。在中国，大家好像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期望。但另一个问题在于，不光是捐赠的金额，还有捐赠的具体方式。比尔·盖茨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他的捐赠方式就极具创意。他不是直接把钱捐给受助者，而是成立基金会，通过基金会去投资开发疫苗、遏制传染疾病、给穷人提供金融工具。贝索斯也是如此，电子港湾公司（eBay）的一些做法也很成功。他们设置了一些专门的职位，就是负责怎样更有创意地做慈善。这些做法都是非常出色的。你对中国的了解可比我多。对于中国的技术人士，他们会不会关心慈善事业，他们会为此做些什么，以及怎样才能帮助他们改变既有的想法，对于这些问题，我都没有答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在美国，我曾经参与了一个项目，叫作全球商业网络（Global Business Network，简称CBN）。这个项目是为了展望慈善的未来，采取一种叫“场景规划”的特殊方法。我们发现，未来的慈善捐赠绝不仅仅来自有钱人，也来自许许多多的普通人。这样，慈善在某种意义上就和众筹模式结合在一起了。重点在于，我们想要知道，人们捐出去的那些钱，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答案会是非常不同的。我就不知道，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答案会是什么，人们捐赠的内在动机是什么。

问：数字化技术可以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吗？答：这点是肯定的。未来人类肯定会利用数字化工具有效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在我看来，公益是一个整体。中国公益发展的机会是建立一种让人们愿意捐出自己财富的模式，让公益成为人们的习惯，人们愿意以个人名义让他人分享自己的部分财富。中国的公益发展历史不如西方国家长。我认为，如果中国的富裕阶层能像美国的富裕阶层一样，捐出自己一半的财富，推动公益融入中国文化，那将是公益事业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事情。

未来学家的未来
问：你的下一本书会写什么？答：我目前正在做一本图册，讲述“消逝的亚洲”——呈现正在消失的亚洲传统，也包括中国的。仪式、节日、服饰、典礼等，都在消失，我希望在它们彻底消失前将它们记录下来。我今年正在做的就是这件事。之后我会试图描绘一幅全面的、跨学科的、有历史感的未来图景，谈谈2051年、2052年、2053年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之类的问题。之所以说它是全面的，是因为不仅会谈正在兴起的新事物，而且也要谈谈新旧共存的局面。每个人都有电话，不仅有手机，也有座机，不同时代的电话其实是共存的。科技是有历史的，不仅包括新事物，也包含旧事物。这就是所谓的“世界观搭建”，不只是描述2050年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也要谈2045年、2047年，逐年地去讲，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有历史、有现在、有未来的有层级的架构。我会研究众多行业的长期趋势，包括食品、运动、教育、运输。我要把它们整合进一个完整的世界中，再用它们来进行预测。我还想在这个世界观的基础上创作科幻作品。

终极之问
问：这是我对你的“终极之问”——人工智能会把人类带向何方，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好吗？答：关于可以超越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的神话，一个极端是这个智能给我们带来超级富足，另一个极端是这个智能让我们成为超级奴隶，但这两个极端都太具有文学色彩。正如其他所有的科技，人工智能本身也在发展中，25年后我们回头再看今天对它的理解，我们会说：那时候的人工智能都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你们甚至都还没有真正的互联网，25年后的互联网才能叫互联网呢。 回到2016年的我们，还处在最初的起步阶段，所有一切才刚刚开始。互联网的伟大创新才刚刚开始，科技和人类的美好未来也刚刚开始。未来几十年间最受欢迎的产品、最普及的人工智能产品、最伟大的发明、最精妙的商业模式还并不存在，你没有迟到，你还有机会。

对话手记
不得不说，在与凯文·凯利的对谈中，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他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他相信科技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让慈善变得更好，教育变得更好，媒体变得更好，让创新更有活力。他也对人类保持着信心和乐观。人类不仅有能力驾驭人工智能，终有一天还会实现世界大同、人类一体。当说起这些信念时，凯文·凯利目光矍铄，语气坚定，似乎谈论的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必然的未来。我能够理解他对科技的乐观，这本质上就是对人性的乐观。尽管已经60多岁，他依然保有年轻时那个嬉皮士时代的价值底色——崇尚合作、自由，反对垄断强权；崇尚人的理性，相信道德伦理的自我约束，不仅会约束机器，也会约束自我的欲望。但说老实话，我对这样的乐观依然有所保留。科技能够帮助底层获得自由、实现去中心化，但也有可能被政治势力用来加强极权和控制；科技可能帮助世界实现真正的全球化，但也有可能让更多的人沉溺于奶头乐 中，沉溺于极化而缺乏相互理解、沟通的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s）中；科技在帮助人类的智能和人工智能一步步走向极限，也在不断挑战人类社会既有伦理道德的极限。而人类真的能足够理性地自省、自我反思、自我约束吗？还是一直撞到南墙才发现为时已晚？凯文·凯利对未来做过无数的预言。有的成真，因此被人们奉若神明；而那些未得到验证的预言，却被人悄然遗忘。只希望在二三十年后，还有机会和凯文·凯利一同回望，他在这次采访提到的一系列预言，究竟哪些已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