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6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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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第一个已知的汉字系统是商代（公元前 1766-1122 年）在龟甲上作为占卜铭文使用的甲骨文。[4]而到了周代前中期（公元前1122-256年）,上古汉语相关的文字记录则有金文以及《诗》、《书》、《易》三经的内容。在语音方面，谐声及早期邻近语言中的汉语借词，如日语、越南语等，亦是重建上古汉语的音韵系统的重要材料。上古汉语可能不像现代汉语是分析语，而是具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上古汉语音韵系统十分丰富，可能带有复辅音或是不同的发声态，但推测尚未发展出明显的声调。上古汉语的重建工作始于清儒的研究，如段玉裁、钱大昕等人对诗经韵部和上古声纽所进行的整理。
周代的汉语标准语，一般认为就是《诗经》的语言，即雅言。《论语·述而第七》：“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正因为这套共同通用语的存在，孔子才能周游各诸侯国，各士子能出仕各地。汉朝的汉语标准语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之音，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后来的“天下通语”则用来严格指汉语标准语。扬雄著书《𬨎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方言”即与“通语”相对。
中古汉语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时期的汉语（约公元3至14世纪），中古汉语标准语的称呼很多，不同朝代也有所不同，有雅音、汉音等。
中古以前的汉语标准语，可供考究的资料不多，其语音的构拟语言界存在很大的分歧。到了中古时期，由于韵书发达，中古标准语留下的语音相关的资料很多。高本汉认为可以根据切韵构造出中古标准语（长安方音），尽管在某些细节（如声调）存在一定的争议。[5]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则认为中古音应分为以切韵音（公元601年）为代表的早期中古汉语和以韵图，如韵镜、切韵指掌图等（约10世纪后叶）为代表的晚期中古汉语等两个阶段。[6]
现代汉语方言的语音（闽语以外），以及日语、韩语、越南语的汉字读音，都是源自中古音的，同时也是重建中古音系的重要语言材料。 而按对中古入声字的继承方式的不同进行分类，亦是汉语方言分类的判断基准之一。
盛唐开始长安音变得强势，佛经的音译有了明显变化，到了中唐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不仅推崇秦音，甚至贬低切韵音为吴越之音。而秦晋音确立优势后，安史之乱、五代纷争又使中原人口南下，再次冲击中国南方语言。 但要说明的是自周朝以来长安、洛阳间交通便利、人口流动频繁，虽然语音有异，但与南方相比，却是差别不大。
宋代宋代定都汴梁，称标准语为“正音”、正语、“雅音”。唐晚期的长安音影响虽然仍在，但根据邵雍的《皇极经世・声音倡和图》宋朝音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即使如此，当时《广韵》是陈彭年等人根据更早的《切韵》、《唐韵》等韵书修订成的一部韵书。陆游《老学庵笔记》有“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依然以切韵音为宗。 南宋迁都杭州，但根据《七修类稿》语音仍以汴洛音为主。
在元朝时，以北方官话及大都一带腔调为基础，制定了天下通语，推行到全国。《中原音韵》元代周德清编著，有“欲正语言，必宗中原之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但在《中原音韵》收了更多元代口语音，《中原音韵》对于当时以及以后的北曲创作起过很好的指导作用。[13][14]。
明、清时期国语称为“官话”，字面意思是官方语言，明代官话基础为南京官话，不过民间仍使用方言[15]。南京官话与现在南京话是否相同，学界仍有争议[16]，王力等学者主张南京官话主要仍是受北方汉语影响。
明以中原雅音为正，明朝以前中原地区经多个北方民族融入，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语。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从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约40万占北京人口一半，南京音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而南京官话则通行于整个明朝。
清定都北京，将南京官话的声调定主流标准语，并以满语为国语（主要是满族使用），直到20世纪初，尽管在日常生活与政府工作中满语已基本不再使用，满语作为国语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清朝以来，南京官话腔调逐渐染上以北京语音和北方话的腔调，这种含有北京声调的官话——北京官话逐渐分化出来，作为汉语标准音的官话从而逐渐分为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两支。清代早期，南京官话仍为汉语主流标准语，雍正八年（1730年）清政府设立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而北京音是在元朝时旧北平话与南京官话（明都北迁时北京城内南京移民过半）相融的基础上，融入满族及北方发音的一些要素而成。到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取得国语的地位。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此即清末的国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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