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来了。这个政策其实一点不奇怪，至于原因，大家都懂，在此不做赘述。

不过无论初衷是什么，只要是一件利好的政策，其实都没有必要去过度解读。为什么我说这个三孩政策是好的？因为就目前的政策条款来看，它还是自由的，没有上升到强制的层面。也就是说，不想生的该不生还是不生，想生的正好可以，也不用罚款，也不用担心孩子上户口的问题了。

难道不是么？

但很显然，经是好经，就怕一些人，尤其是那些砖家叫兽们，打着为国出良策的旗号，往往把一件好的政策往歪里带。

就好比昨天，看到中原地产的那个创始人兼董事，一个姓屎的，讲出来的话就带着满口的臭味。

他说：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建议立法让女性生育完两个孩子后，才有权利使用避孕产品。

写至此，怎么说。前段时间，一首《我为祖国生二胎》的歌曲火了。对这个谄媚的音乐人，我问了他一句很粗俗的话，就是当年你家老太太生你的时候，也是为了祖国才生的？

同样的，这个话题，今天也想问一下屎先生，当你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自己家的女性是何感受？

任何强制，胁迫，变相让人成为生育机器的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

几年前过电影《使女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原创是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发表于1985年的反乌托邦小说。

小说假想20世纪末美国在一起政变之后成了由男性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基列共和国。

故事的主体部分是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的录音，她通过叙述自己被迫成为“使女”—基列共和国的生育机器后在大主教弗雷德家的种种经历，披露了该国诸多违背常理的社会现象，其间穿插了她对政变前社会生活的追忆，表达对所处社会的男人和女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

而毋庸置疑，这种将女性只视为生育机器的思想，是极度反人类的。

在我国，全国人大的释法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早有明确规定：“我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规定：所有夫妇和个人都有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生育数量和间隔并为此获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公民依法行使生育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1966年，齐奥塞斯库为了使罗马尼亚人口从当时的2300万增加到2000年的3000万，他发布法令，把怀孕列入国家政策。

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禁止离婚、禁止避孕。罗马尼亚人要靠走私才能获得避孕套和避孕药。一般情况下禁止堕胎，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堕胎，例如40岁以上的、已生4个孩子的妇女才允许堕胎。

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

许多罗马尼亚妇女不愿成为生育机器，铤而走险偷越国境想到邻国寻求庇护，却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边防军的射杀；罗马尼亚国内地下流产与堕胎服务应运而生，却因卫生条件和医疗技术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导致怀孕妇女死亡率不断上升；更严重的是，由于当时罗马尼亚国内妇产医院、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的数量远远无法应对大量出生的婴儿，致使许多新生婴儿因得不到及时护理而死亡……

世间有一些事本来是好事，但如果国家采取惩罚措施来强制推行，就变成坏事了。齐奥塞斯库希望提高罗马尼亚人口的生育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如果罗马尼亚政府采取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对多生孩子的夫妇进行适当的经济奖励，但不惩罚少生孩子和不生孩子的夫妇，那么无疑会得到罗马尼亚人民的支持，效果也会好得多。

罗马尼亚的这一行为，让罗马尼亚陷入人间炼狱，人口不仅没有增长，反倒引起国际舆论。

1968年5月，在德黑兰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第16条规定：“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

1969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进步和发展宣言》第4条规定：“父母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量和出生间隔的专有权。”

1974年8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一次关于人口问题的全球政府间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指出：“所有夫妻和个人都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以及获得这种决定所需的信息、教育和方法的基本权利。”

1979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规定了“男女有相同的权利，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并有机会获得使他们能够行使这种权利的知识、教育和方法”。

罗马尼亚的现状，现在不需要说。贫穷，精神饥荒，社会没有朝气，皆来自于那一场灾难，换言之，人已经对那片土地失去了信心。

最后，再次谴责屎先生们。你们这不是为国出良策，而是要把这个国家毁灭。女性的生育权，只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男性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