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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媒体报道，福建女子小芳被丈夫张成打成重伤，做了两次开颅手术，多块头骨被取掉，如今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张成有严重精神障碍，事发后被送往精神病院。
儿子张勇认为父亲是“残忍的杀人凶手”，之前多次将母亲打到不省人事，不认为父亲有精神病，希望他接受法律的惩罚。
从表面看，这本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夫妻俩以务农和陶瓷为生，收入不错，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在北京工作，儿子正在上大学。
可因为张成的精神障碍和施暴倾向，全家长年活在暴力的阴影之下。
儿子张勇说，父亲经常把母亲打趴在地上，几十年下来打了几十次，好几次鼻梁骨都断了。
张成的姐姐张月讲述，张成有十年的抑郁症病史，事发前有段时间没有吃药了。弟媳小芳比较老实，挨打了也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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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迷63天的小芳
这是一起非典型的家暴案件。
张成的精神疾病，既为家暴的发生增加了不确定的风险，也让外界的介入难以发挥作用。
一般的施暴者通过公权力的警戒教育，迫于法律的惩戒，还能有所收敛、悬崖勒马，但精神病人发病期间，行为无法自控，对自己的暴行缺乏实质的辨认能力，日后有很大可能逃脱刑责。
对于被殴打的受害者而言，她们不仅难以通过法律为自己讨还公道，还可能因身为监护人，需要履行看管和照顾精神病患者的职责。
她们似乎走入了一个死胡同。
这样的处境，对于受害者而言，肯定是极不公平的，法律也不允许。
要知道，精神病不同一般疾病，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问题。
对它的防治，不能仅靠个人和家庭的孤军奋战，需要政府、医院和家庭的协作，共筑一张严密的防护网。
按照法律的规定，在这张防护网中，政府要对重症精神病人进行筛查；
社区要为重症精神病人提供用药指导和治疗服务，并实现定期随访、观察、评估其病情。
对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若有发生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或有这方面危险的，需要强制送医。
当地卫生院的一份文件显示，2016年，张成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当时家属还签署了“参加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知情同意书”。
这说明他处在防护网的覆盖范围之内。若严格按流程操作，能有效降低他肇事伤人的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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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极目新闻
可现实是，张成多次家暴妻子、把人打到不省人事，把鼻梁骨打断，事后却相安无事。
对于这样一个“危险分子”，没有人将他强制送医？
小芳屡次被打，村干部也是知情的，但她还是活得孤立无助，被打后只能回娘家待几天。
如果防护网真的发挥作用，外界及时介入，她何至于被丈夫下这样的狠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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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极目新闻
当然，张成是不是在发病期间殴打小芳，还有待鉴定，他的儿子想要父亲接受法律惩罚，一口咬定父亲没有精神病。
如果说张成的精神障碍问题，需要专业的医疗诊断，而精神病方面的医疗资源普遍短缺，当地出手时有所顾忌、现实跟不上理想还能理解，但家暴的事实是铁板钉钉的。
即便精神病防护网没能发挥作用，小芳也应有另一张保护网兜底——地方的反家暴机制。
《反家暴法》实施5年，各地构建了一个多机构联动干预的体系。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调查取证，视情况对施暴者给予告诫书或治安处罚。
警方前期介入后，妇联随访跟踪，民政部门视情况为受害者提供救助和临时庇护所，法院可为受害人颁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此外，妇联、村委会、居委会等应当对加害人进行法治教育，监督他不再施暴。
可这一切，在小芳的悲剧中，几近隐形。
尽管她被打了几十年，尽管村里、亲戚都知道她被毒打，但她依然身处家暴的“孤岛”。
这不禁让人好奇，这么多年来，她有没有报过警，有没有向外寻求过帮助？
是她太过于软弱，不知道保护自己，主动地摆脱危险，还是求助之后依然陷入绝望，集受害者与监护人角色于一身的她，只能独自一人面对强势的、随时失控的施暴者，除了忍让之外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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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说，母亲是被父亲打成植物人，目前已经全身瘫痪了。
很难想象，小芳这些年的生活是怎么过来的。
守着一个有精神障碍、有严重的暴力倾向的丈夫，终日战战兢兢，一次次地被打趴下，又一次次回到施害者的身边，继续生活。
忍让没能为她换来安宁，而是让她付出了惨重、几乎不可逆的代价。
儿子说，她目前全身瘫痪，能活多久不知道。而她丈夫的姐姐，却指着她弟弟早日从精神病院回来，照顾被他弄致重伤、昏迷不醒的妻子。因为儿女各有各的工作、学习，不能长年累月地在床边照顾。
这或许是符合生存实际的选择，但对小芳来说，她所经历的这一切，算什么呢？
小芳的遭遇，不能徒留下一声唏嘘。
因为她本有很大的可能，走出暴力的阴影，拥抱正常的生活——无论暴力是来自一个精神病人，还是一个普通的施暴者。
受害者的勇敢发声、自我反抗固然很重要，但周围打破沉默、完善权益的保护网络更为重要。
即便受害者出于各种原因不敢维权，地方也应该通过各项预防、普法和排查的工作，提早发现危险，积极主动地介入，为受害者提供有效的保护。
比如可以完善强制医疗各个环节的操作细节，落实责任主体，让强制送医可以落地；
在反家暴方面，完善村委会、居委会的职责，督促其主动帮助受害者维权。
精神病人防治，是公共安全问题，家庭暴力是“公害”，需要政府更加细致的干预，更加有担当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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