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新婚之夜”做文章，算得上是“正能量作品”的传统节目，最近这些年最具轰动性的代表作是南昌铁路职工的“新婚之夜抄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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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从小说中读到此类情节，还是撰写硕士论文时，将“农村题材小说”一路读下来，发现越到后面，“表现无私品质和忘我精神”的作品越多，虽然主题越加单一，但花样却日益丰富。
真正雷到我的，还是当时的大作家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作品写于1957年，首发《人民日报》。算是具有相当之权威性的了。
此作以新婚之夜为背景，说是新婚仪式上，新郎突然失踪了！诸位猜猜是去哪里了，出了意外事故？与其他人私奔了？突然穿越了？被外星人抓走了？
NO,NO,NO!
答案是：新郎不放心农业合作社的红薯种，打着灯笼在地窖里查看着呢！
这就奇了个葩，都说人生四大喜事，其中“洞房花烛夜”是具兴奋要素的：终于可以对新娘子一亲芳泽，算是“人事”的开始，甚至可以说还有点彩票开奖的期待效应吧？
但在这样一个激动人心且“见证奇迹的时刻”，这个“一心向社”的男青年居然还对社里的红薯种心心念念，其一颗红心立马就昭然若揭了！不知要羞煞多少急吼吼只等着“开奖”的新郎官呢！
无独有偶，随后又读到一篇小说，也是写新婚之夜的。虽然篇名和作者（也是一个名家）都忘记了，但却记得那个异曲同工的结尾。按当地风俗，谁家新婚小孩子都会去洞房外“听房”，听来的一般都是些让人面红心跳的内容。但没想到这回是一对“又红又专”的新人，新婚之夜居然在商议订劳动竞赛计划。谁说女子不如男？妇女主任型新娘子要和民兵营长型新郎官争夺生产队里的标兵呢。
老魏不知道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新郎新娘，如果有的话，至少在我看来是非常可怕的。何也？在最能见证真实人性的当下，还可以让“社会性”压倒“生物性”，这样的人实在让人敬而远之。
2016年11月16日，贵州铜仁市公安局一青年民警为了参加公安特警大比武，放弃了与新娘的结婚拜堂礼。媒体报道时，配发了新娘在家人的祝福中一个人拜堂成亲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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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说起过一件事，说是一个人蹲在厕所里忘记带手纸了，让蹲他隔壁的这朋友给分一半。见这朋友犹豫，那人就自报家门说自己是某某，“副处级干部”呢。朋友乐了，回他说：“你这么大一个官位还不能抵一张手纸用来擦屁股吗？”于是不再犹豫，弃那个“副处级干部”而去，也不知道那人后来怎么出的厕所门。
还见识过经常在朋友圈对组织和领导表忠心的伙计，就连网名都取得像是形势动员会上的演讲稿。微信朋友圈本来是个即时通讯工具和交际空间，居然给他搞成了一个宣传各种精神的黑板报，看得人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通过压倒人性来展示“进步”和“敬业”，确实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居然就能屡试不爽，还能给“宣传工作者”和材料中的当事人带来现实的利益。比如宣扬“三过家门而不入”“告别新婚妻子”“孩子不认识亲妈”“对亲戚朋友铁面无私”“请恕儿子不孝不能参加父亲的葬礼”……这类的新闻层出不穷。
老魏非常不能理解的是：现在又不是战争年代，谁他妈重要到离开几天单位就要垮掉事业就要崩溃？你只有一个父亲，你的父亲只有一次葬礼，你他妈的有什么紧要任务必须“忠孝不能两全”？
多少宣传工作者和和宣传平台硬生生将先进人物往这个框架中按，比如某大学一个学生舍己救人，光荣牺牲了。整理其生平事迹的人，就给弄出其“一贯舍己为人”这么一个逻辑主线来。其中一个细节是：高中时期他本来要被评选为“优秀学生干部”，可以在高考中加20分，但他高风亮节，坚持要让给另外一个同学。
这就莫名其妙了：如果按规则该是他得的称号，为什么要让给别人？假如这种“让”就是美德，那么不让和被让的人岂不就是一种劣迹？
公平竞赛本身就是对规则的尊重，要不然所有的体育比赛就都没办法进行，大家你推我让的，谁还好意思争第一啊？得第一不是人品不好的表现吗？
这么简单的常识，整理宣传材料的人却都不顾及，怎么反人性、反人情、反常识就怎么去整理，去概括，甚至去臆造，目的是呈现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完美英雄”。
除了新婚之夜，人之将死的弥留之际，也是“正能量作品”的一大开掘题材。一个人行将离开这个世界，自然要对最亲的人说心里话和做后事安排。譬如我一个朋友的父亲，最后对儿子的叮嘱就是“偷情打死都不能认账”，这叮嘱看上去让人啼笑皆非，但却是一个父亲能对儿子的最后忠告，因为这哥们为人太实诚，很可能因此而爆发家庭危机。
倘若这老父亲说：“儿子啊，你今后一定要加强对革命经典作品的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和道德水平，争做社会主义四有新人！”那你说这老父亲的神志还正常不？
但在不少特色经典作品和主流新闻报道中，就多的是这种描写。《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死不瞑目是因为灯盏里多了一根灯芯，费油呢！这是刻画他的吝啬成性。到了特殊年代，某某杂志为表现青少年热爱伟大领袖，就用了一个“感人的细节”：几岁大的小女孩在火灾中紧紧抱住领袖画像。
最常用的套路，就是某某历经生死考验，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别管我，某某某要紧！”这个“某某某”可以是一幅画像、一个勋章、一项任务，当然也可以是老乡的牛羊。总之一句话，自己和自己家里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某个可用于宣传的包含特别意义的什物。
譬如一个教师临死，舍不得的是教鞭；一个军人之死，放不下的是军徽；一个邮递员之死，牵挂的是“王阿婆的电报”。
唯一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写过乞丐典型，要不然完全可以想见他最后的念想，那必然是“天下苍生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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