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身为“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3月1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65%受访者对香港未来政治环境没有信心，52%对经济前景无信心，21%的人计划永久离开香港。另一项由香港行政会成员汤家骅担任召集人的智库“民主思路”3月22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32.7%的受访者表示有打算移民海外。如果这两项民调精确反映现实，那意味着可能离开香港的人数将超过100万。

自去年6月30号港版《国安法》颁布后，多位民主派人士走上流亡道路。流亡海外的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梁颂恒、许智峯等人被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安法》通缉，他们宣布与还在香港的家人断绝关系。

没有离开香港的人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政治环境。今年三月，47名泛民主派人士因参与去年不具法律效力的立法会民主派初选，被以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香港警方的声明说，截至3月2号，依照《国安法》逮捕了年龄介于16到79岁的83名男性和17名女性，当中56人被起诉。被捕的人包括仍在关押中的媒体大亨黎智英、活动人士周庭，以及去年十月被便衣警察抓捕，被指进入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被拒的前学生动源召集人、19岁的钟翰林。

位于纽约的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现在模糊已经结束，我认为《国安法》划清了界限。我们现在看到《国安法》的后果和持续进行的逮捕和拘留，正是这种情况加剧，我认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以任何方式在香港发声，都可能无法在香港过上安全的生活。”

曾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任教30年的法学教授戴大为(Michael C. Davis)表示，《国安法》给一国两制带来根本性的破坏，《国安法》下的四个罪名—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和勾结境外势力罪定义模糊，且未以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方式制定和执行。他指出，几乎所有因国安法被捕的人都是“因言获罪”，包括手持标语牌的人士。香港的言论自由受到侵害，反对派人士在香港蒙受危险，而他们所做的仅是发表了反对港府或北京的言论。

(顺便说一下：那些说港人运动是“暴乱”的“爱国人士”，可以查一下同期被起诉、定罪的“暴乱分子”有多少？按理说，真要是几百万人规模持续了几个月的暴动，判他个万儿八千的“暴徒”应当不是问题的罢。可为啥现在抓的都是政治犯哩)

戴大为说，香港和其他中国城市的区别已经越来越小。北京所谓的“爱国者”指的是支持政府的人，否则就不是爱国者。

戴大为说：“然而在美国，我们知道很少有人支持当权政府。也就是说，通常有一半的人口反对执政党。所以北京对‘爱国者’的定义，意味着你的所有政治权利都基于不得反对政府，这是香港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在所有过去举行的选举中，通常只有一半的立法会议席是直接选举产生，而大部分的选票都投给了反对派。所以反对派过去是完全合法的，一直到九个月前（国安法实施），所以这是巨大的改变。”

国安法实施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为香港人推出特别签证渠道或放宽政策。英国推出的“5+1”签证计划允许拥有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身份的香港人持签证携带家眷前往英国生活、读书或工作五年，之后可申请永久居留权，再过一年可申请英国公民。

今年二月，美国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和梅嫩德斯重推“香港安全港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参加过和平示威并有充分理由担心被当局迫害的香港人将有资格作为难民移民到美国，而且不受同类避难申请的名额限制。美国国会亦重推上届国会众议院两党无异议通过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以帮助香港人在美国获取庇护。

曾担任黎智英多年助手，据报被港府通缉、目前定居新泽西州的马克·西蒙(Mark Simon)对香港人才可能为前往国做出的贡献的有非常正面的预估。他认为，二战后来到美国的犹太人对社会作出杰出贡献，可说是“希特勒送给美国的礼物”。而现今因为政治环境改变，来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的香港人，正是“习近平送给世界的礼物”。人才出走对香港来说是悲剧性的，但对美国来说会是巨大胜利，很可能因此得到最好最优秀的香港人。

尽管香港政府否认“移民潮”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资金外流，加拿大金融监管机构数据显示，2020年经电子转账方式由香港银行体系转至加拿大的资金超过347亿美元，较前一年增加约一成，创2012年有记录以来新高，相当于香港银行体系1.9%存款外流。

法学教授戴大为说：“香港有公积金(退休金保障计划)制度，许多想离开的人会从公积金中取出他们的钱，因为他们需要一些钱才能在海外开始生活。所以我们还不知道是否会通过设置这类障碍来阻止香港人出走。”

亚洲协会的夏伟认为，这么多人被迫离开生养之地，对中国来说是一大悲剧，而自己的人民在海外寻求庇护，对中共更是一种耻辱。中国若想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国梦”，就必须找到容纳不同族群和声音的方法。

他说：“否则中国永远不会在世界上感到自在，人们会继续离开，这是一种耻辱，精确地说是令中共蒙羞的历史问题。有谁会背叛到中国去？没有。但好多中国人离开了中国，实际上，投奔自由，来到海外。我认为除非他们能对此作出补救，否则可怕的矛盾会继续存在于整个命题核心，而中国永远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保有尊严、受到完全的敬重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