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股投资者将打新热情集中于快手之际，曾经的吸金冠军蚂蚁集团重启 IPO 有了新变化。

在周一（26 日）举行的线上达沃斯经济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主编鲁拉·哈拉夫（Roula Khalaf）的提问，当被问到蚂蚁集团 IPO 后续时，易纲说监管部门正依据相关法律框架，审查蚂蚁集团的业务风险和市场地位，（IPO）也会有结果：

鲁拉·哈拉夫：我想问个跟蚂蚁金服（Ant Financial） 有关的问题。去年十月份蚂蚁获得了中国证监会最终上市批准。为什么十一月又被叫停了？您是否认为证监会最初批准蚂蚁 IPO 是个错误。

易纲：这是一个复杂的议题。我首先想指出凡事都有法可依（everything is ruled by law），所以我们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办事。显然证监会和 IPO 主管部门发现了一些问题，相关部门也在调查（蚂蚁集团）涉嫌垄断的问题。

但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程序都是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而且我们强调保护产权。

我们也强调这是一个对金融市场的不间断的服务。你可以看到支付宝提供的移动支付功能一直正常运作。实际上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对蚂蚁集团是满意的。

所以我觉得只要按照法律的框架，一切按照法律的程序去做，而且还要与社会广泛沟通，了解广大消费者要什么、遇到什么问题。比如有人认为他们隐私被侵犯了等等。我想说这是一个过程。一旦问题解决了，就会回到轨道上，继续依法考虑。

鲁拉·哈拉夫：是说 IPO 重启？（Lead to an IPO?Presumably.）

易纲：我想说只要按照法律指导的标准去做，就会有结果。

自去年 11 月 3 日蚂蚁集团 A+H 两地上市暂缓以来，金融主管部门很少公开回应蚂蚁 IPO 后续进程。

期间，包括央行、证监会、银保监会在内的多家金融监管机构至少在 11 月和 12 月联合约谈过蚂蚁集团。后一次约谈结束后，央行曾分管金融稳定局的副行长潘功胜说蚂蚁集团 “法律意识淡漠，藐视监管合规要求”，并要求蚂蚁集团 “回归支付本源”。

这一度被视作监管打算拆分蚂蚁集团的信号之一。因为尽管央行之前也对外警告过蚂蚁的经营风险，但是措辞没有这么激烈。比如它曾在 2018 年版的《金融稳定报告》中建议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防范金控集团野蛮生长风险，并点名蚂蚁集团有金控集团之实、存在 “大而不能倒” 的监管风险。

今年 1 月初，《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不仅考虑对蚂蚁集团信贷业务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标准，还计划要求它将业务数据报送至央行征信系统，或者与百行征信公司共享。蚂蚁集团没有对此置评。

此外，市场也曾猜测央行会允许蚂蚁集团保留一部分业务，然后要求它把另一部分业务（比如理财、银行业务）放入新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

在市场充斥各种传言之际，1 月 15 日，央行另一位副行长陈雨露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蚂蚁集团已经在金融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成立整改工作组、抓紧制定整改时间表，并与金融管理部门“保持密切的监管沟通”。

五天后，央行出台支付新规草案，首次具体提出了针对 “市场支配地位”（即垄断）的预警和认定标准。如果央行认定某些支付公司构成垄断，它可以建议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干预，严重的话可以按照支付业务类型拆分该支付机构。

对此，东吴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马祥云在报告中说，无论具体测算标准如何（其实有标准），考虑当前第三方电子支付市场的强垄断格局，支付宝与腾讯财付通（微信支付）显然是唯二的监管目标。

也许为了避免被过渡解读，银保监会 —— 另一家可以决定蚂蚁集团某些业务去留的金融主管部门  —— 在 1 月 22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近期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举措、反垄断调查“不是针对民营企业，也不是针对某一家企业，不会影响相关企业正常业务发展…部分互联网平台企业被约谈后整改的态度较为积极，有了初步的效果。”

而等待 IPO 重启期间，蚂蚁集团付出巨大经济代价。

除了本身估值大打折扣外，自其  IPO 折戟至今，全球重要科技公司在疫情反复以及量化宽松的刺激下，迎来了一轮大幅上涨。腾讯（6.89 万亿港元）和美团（2.23 万亿港元）加起来已经占了港交所 17% 的市值。这是此前四大国有银行加在一起也没有达过的集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