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会”前两周，外卖电商巨头“美团”和“京东”先后宣布：将为旗下的全职或稳定兼职外卖骑手缴纳社保，次日，另一外卖平台“饿了么”也表态，将逐步试点、推开缴纳社保。
“两会”上，第一个爆上微博热搜的话题也是灵活就业人员社保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李东生和多位一起提议，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险体系、或下调灵活就业人员基金缴费费率、减轻缴费负担、或建立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纳动态调整机制、或取消灵活就业人员部分险种的社保参保限制。此提案获众多好评。
目前，中国有超过1000万骑手。其中，美团的骑手以年均近20%的增速快速爬升到745万人，且持续增长。另一外卖巨头平台饿了么也有拥有逾400万骑手。仅这两个平台注册骑手数量就已经超过2023年香港常居人口人数，也超过整个海南省人口总数。
中国的社保体系脱胎于非常传统的国企制改革，和稳定的劳动关系密切结合。这导致在此次提议之前，平台经济、民工经济的劳工关系并不包含在传统的劳动关系界定里，作为灵活就业人员的一部分，外卖骑手的身分定位在灰色地带游走。
他们作为平等的商业主体，以自雇的形式、个体户的身分加入外卖平台，身分上并不受到中国职工保险的认同，需要自己购买居民保险。和职工保险相比，居民保险额度较低，报销比例也算不上高。
在新出的规定里，对于符合缴纳社保要求的骑手，美团将其定义为“全职或稳定兼职”，京东明确为“全职”，饿了么则目前并未明确给出骑手特征。
根据美团此前所公布的数据，在2023年，全年接单在260天以上的“高频接单骑手”约占总人数的11%，即81.95万人。
近年来，中国外卖骑手的保障问题愈演愈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保险问题，一经提起，社交媒体上就会爆发巨大争论，并落在人文关怀讨论上。即便如此，外卖骑手的“五险一金”问题迟迟未见落地。
为什么给外卖骑手们上社保如此棘手？
观望中的骑手但热闹的社会讨论并未过多波及骑手社群中心。
中国的外卖骑手以片区和站点为单位连结。在上海，多个片区的美团骑手告诉BBC中文，目前社保还未辐射到他们，在他们的日常交流里，“平台要给骑手交社保”这件事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在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熙熙攘攘的社保讨论里，来自骑手的声音也并不多。有中国媒体记者携相机前往骑手休息的站点访问，收到的回覆也极为敷衍。
“2月才承诺的事情，搬下来要3月，具体怎么样还要看4月的工资，到时候讨论会多吧？”一位骑手这样告诉BBC中文。
中国的社会保险是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总称。
对于大部分骑手来说，他们最关切的是其中的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
新华社报道称，2023年，中国共发生外卖骑手交通事故1.2万宗，近半数是因为逆行造成。以广州为例，仅2021年一年内，网约配送行业交通违法查处量为13万宗，同比上升278%。
美团、饿了么将骑手送餐效率和薪资奖惩制度严密挂钩的算法体系，用超时赔付规则倒逼外卖骑手以人身安全为赌注追逐效益。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的街头，超速、逆行、占道疾驰的外卖电动车并不少见，这也导致外卖员实际成为一个高危职业。外卖骑手因抢时间送单而导致车祸死亡、甚至猝死的新闻并不少见。
此前，外卖平台为骑手仅提供非常有限的意外险——每天开单之前，平台会自动扣除骑手3元服务费，对于大部分骑手来说，这就等于“投保”，此外平台对他们再无保障。
2020年末，北京一位饿了么骑手猝死在送单的路上，家属料理后事时才发现每日自动扣除的3元服务费里仅有1.06元用于意外险，这意味着一位因工去世的外卖员只能拿到不足4万元的赔付。
几个外卖平台在事发后稍有调整赔付款项，但依然闭口不提供保事宜。这也导致在更多的中国骑手维权案例里，保险成为一个金额小、麻烦多的灰色议题，大部分骑手甚至实际上并不清楚自己是否购有保险。
中国社科院孙萍团队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2020年，北京有60%以上骑手并无社保。
为什么给骑手上社保这么难？32岁的李先生在去年末加入了美团骑手的行列，他告诉BBC中文，就像大部分近两年加入骑手行列的人一样，他是因为破产才来做外卖骑手的。此前他在上海做餐饮行业，疫情后生意并不算好，做外卖骑手就是为了钱：“家底都亏进去了，得养家，年末关了店舖就来做骑手，跑一单是一单，补贴一下家用”。
看到社保铺开的消息，他和同一个站点的多位来自“外地”的骑手心态一样——以观望为主：“稳定做骑手才能上社保，但谁会稳定做骑手？这不还是等于没有？”
李先生的顾虑主要来自社保对于自己每月到手的当下工资的抽成，对于他来说，按照他每个月一万元的收入估算的话，社保推开后，他将每个月少拿七百元左右。
中国的社保体系由三方组成：企业、个人以及国家。也就是说缴纳社保意味着每个月骑手的薪资会抽取一部分，结合国家和企业缴纳的部分构成完整的社保资金池。
中国社科院孙萍团队在2021年再次进行的一个社会调研也显示，外包环境下，超过一半的北京骑手表示自己不缴纳社保。和长远的保障比起来，他们更需要短期收入。
这样的情况在十年前的广东流动工人的“蚁族”中也有出现，民工与企业达成共谋，以放弃社保来换取更高的薪金。
劳工维权人士林东对BBC中文表示，此前他在东莞协助工友维权时亦发现这样的情况在工龄较少的工友中更为常见，他们对社保的不信任度更高，对短期内获得的物质收益更为注重。年稍长的工友涉及社保证明劳资关系以及退休保障的问题，对社保的认识显著更高。
“没有人想60岁了还要继续工作谋生，这就是社保的作用，”林东这样说。“但年轻人很少考虑怎么让自己60岁就不用工作。”
近年来，中国外卖骑手的保障问题愈演愈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保险问题，一经提起，社交媒体上就会爆发巨大争论，并落在人文关怀讨论上。即便如此，外卖骑手的“五险一金”问题迟迟未见落地。
今次美团和京东率先提出给外卖骑手上社保之后，中国社会舆论反而开始聚焦“谁来为社保买单”这个问题，投不信任票的质疑声几乎远盖过支持者的呼喊。
中国的社保系统由三方共同缴纳组成，除去骑手本人的工资抽成，企业需要支付等额或更高的保险金部分，剩下由国家缴纳。中国媒体计算推出，以美团为例，给11%的“全职骑手”上社保已经意味着美团每个月起码需要支付数十亿人民币。
几个平台目前尚未公布社保将如何具体实施，企业在社保系统中扮演的角色悬而未决，社会担心对于外卖行业来说，企业会把为了保障经济效益、以涨价的形式让消费者和商家共同承担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保金部分。
林东告诉BBC中文，地方政府常为招商引资与工厂达成“潜规则”，在缴交社保基准线上做文章，默许了企业大规模不缴社保的行为。他提起2014年东莞裕元鞋厂大罢工事件，当时，裕元鞋厂未按国家规定给工人购买社保，缴交标准混乱，劳动合同不清。林东当时奔走协助工人维权。
林东回忆，在2014年，已经有工人和企业签订合约主动放弃缴纳社保的需求以换取更高的工资。十年过去了，根据中国媒体报导，这样的情况并未改善，演变到今天，给骑手上社保的问题引起剧烈社会讨论，依然落在谁来支付社保金上。
“工人自己不愿缴社保这个问题和他们没有权力去和企业谈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密切相关，工人不该陷入主动选择放弃社保还是选择更低工资的两难境地，”林东这样说。
扩大社保覆盖面长期从事中国社会制度研究的香港教育大学温卓毅教授告诉BBC中文，中国一直在用政策强制推动社会保险覆盖面扩大落地，在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背景下，“缴费的人越来越少，但是缴保险的人越来越多的话，财务可持续性很成问题。”
温卓毅提出，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社保扩面“非常成功”，已经完成了“八九十的一个覆盖面”。他认为接下来几年的重点是严格执行社会保险法，用行政手段强制将外卖骑手这样应该纳入职工保险的人从居民保险中解放出来。
温卓毅表示这样的操作必然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利润降低、并反过来影响就业机会和劳动力市场，但社会保险的推开作为最基础的社会保护手段有其必要性，“没有一个特定的更好的办法，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在探索。新加坡在讨论，香港也在讨论”。
“我们一直强调应保尽保，没有纳入的都应该能够纳入进来，用不同的新的项目把不同的人群都覆盖上，这是一个总体的发展方向。”
林东亦提出，此次社保范围再次扩大与老龄化背景下国家社保基金池承受的巨大压力有关，需要新鲜的血液去填补社保金的空缺，避免造成断付。
温卓毅认为骑手和社会对于社保的讨论和信心不足源于对社保制度认识的不足，缺乏投资信心，以及国民身分认同的缺失。
“大家一是不清楚社保的作用和性质，对于社保基金的投资表现也并不清楚，此外，大家也没有形成像西方福利国家那样处于同样的保护伞下面、有团结互助互济的身分认同心在，目前来看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温卓毅表示，要加强民众对社会保险的信心，落实社保个人帐户很有必要，让民众实际看到缴纳的钱款如何转换为以后可以拿回的钱有助于建立对社保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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