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大地主对佃户也订有详细的庄规。
沭阳大地主程震泰家族的庄规包括：偷一棵秫穗，罚秫3斗，偷山芋1个，罚山芋2担；缺少租钱，摘地刨屋；喊差讲嘴，打20个嘴巴；喊差不到，打20马棒；到主人家，不许坐板凳，等等。涟水县时码街集主兼大地主徐叔扬的庄规包括：扛场时不允许用笆斗卡，不许坐笆斗，如果看见就打；佃户、集丁不许盖好房子，等等。一日，徐叔扬见佃户石某乘凉时吸水烟，当即上前打骂，并带回家中进行刑罚。响水口周集区徐家规定佃户到主家不能坐；见到徐家人要立于道旁喊爹；不问火急，应差就到；甚至规定只有徐家人才有资格吃香烟。一年除夕，徐家派佃户王氏夫妇当差，因王妻生病，未能赶到，徐家当即上门暴打，拆其房子。而徐家声称这样做，就是要维护“规矩”。

阜宁大地主夏灿文，在城西区做过7年镇长，一次大雨天叫佃户陈二帮其挑水，陈哀求雨停再挑，夏当即拿起土枪对陈射击。宿迁极乐庵规定佃户不能随便读书，每一寄庄无论大小，只许有1名粗识文字的佃民。

淮安地区的大地主家中，大都设有私牢（庄牢）、黑房和马椿，“以供吊人打人甚至杀人之用”。涟水时码集徐家除设有私人武装“保家局”外，也设有“私牢”，以维护其庄规。道光七年在淮安县政府内竖立的“镇佃碑”铭文称：佃户“一经业主呈控，定即严拿，依照详定规条，从严惩办”。此碑一直立到1946年土地改革时期。从这里可以看出，主佃之间的尊卑关系是受官府保护的。

据1946年对淮安石塘区的调查，地主对佃户“高兴打就打，喜欢骂就骂”。据李棠回忆，“我们村庄里一个地主刘于田，儿子做保长，凭着权势，欺侮人，压迫入。整个庄上，他家是皇帝。一旦对群众不满意，他就打骂，什么坏话都可以骂出来，还用棍打。老百姓不敢回手”。地主徐叔扬让佃户王志强替其孵小鸡时少了一只，徐把王按在地上用马鞭抽打，称：“狗人的，你的命那有我的小鸡值钱！”20世纪30年代，宿迁前庵寄庄佃农韩四给极乐庵送草，因无法完成庵里繁重的劳动，被庵僧用扁担活活打死。其子给住持磕头赔礼，庙方才“恩赐”一口棺材。新沂王楼村，村民马玉新替马家站岗，有次稍微迟到，被马桓喝令下人用棍子打得死去活来。

1945年，淮安石塘区佃户黄幹生，欠地主3斗麦子，被常叔文活活吊死，最后由左邻右舍凑足麦子才算了结。平桥区佃户沈炳余和梁元生，因欠2升多大米和15斤柴草，被大地主、伪二十八师的营长管乐拖到乡公所活活打死。人虽死，但欠租仍不能少，管继续逼两家遗属出去讨饭。灵璧高楼区地主高志舫曾活活踢死欠其3 斗麦子的孕妇刘某，而被高志舫逼死的佃户达34人。

地主对佃农的妻女，可以随意侮辱、霸占。据1928年中共徐州区委报告，在地主下乡收租时，佃户们要献上妻室儿女供其淫乐。平时地主若看中佃户的妻女，常以服役为名，召至家中随意奸淫。

据土地改革工作者调查，直到1946年宿迁北部还保留着“初夜权”制度。佃户娶妻，要让地主先同房。另据20世纪40年代担任沭阳区农会会长、钱集区委书记的徐士善回忆，土改前沭阳地区的初夜权也很普遍，“有次在张圩斗地主，晚上让他的佃户看管他。结果，夜里这个佃户用棍子把这个地主打死了。后来调查知道，原来佃户的媳妇，娶过来的头天晚上，就被这位地主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