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中，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主体部分，它应该是有边界的。一个词汇所表达的具体内涵和外延都应该是有共识基础、具有确定性和适用范围的，并且针对词汇的解读阐释权都应该是基于社会共识的结果，不应该是某个体的专有权力，否则就会在各个领域出现“指鹿为马”、语义含糊不清的结果。
中外历史中，诸如清朝“文字狱”、西欧教廷的“裁判所”，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根据其需要自由解释定义各种言论、社会现象、新生事物，这就从根本上对语言进行了限制和垄断。自然会模糊一系列法律、道德、世俗文化之间的界限，由此必然会带来思想领域的混沌，好坏不分、善恶不明，道德和法律也就模糊了边界。
当语言丧失了确定性，不再有边界，对任何语言的定义和解读，就成了掌握语言解释权个体的特权。此时此刻，针对任何语言载体的具象化体现，即社会现象的解读，违拗掌握解释权个体好恶和利益的任何阐述，都是一种对它们权威和利益的侵蚀，这也是它们所不能容忍的挑战，社会的裂痕就此埋下。
日积月累，混沌语境下成长起来的族群，他们不会去探究作为语言载体社会现象的深层含义，对语言不再抱有想象，对未来不再抱有希望。一切行为逻辑都是基于现实，对语言背后解释权的幻想和奢望，笃信权力，崇尚权威，渴望权力的怜悯，跪求更高权力的恩赐。求而不得，鸿沟只会更大更深，直到天平被打破，不堪重负推倒重建，不对语言内涵和外延的探究给予其普世、确定性的界定，族群只能陷入再一次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