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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70年代以来，蒋经国就没有停止过本省化的努力，蒋经国的第一任总统期间的副总统，就是本省人谢东闵。但是谢东闵这样的被许多台湾本省人称作“半山仔”，所谓的半山仔，是说他们在台湾出生，但是很早就离开台湾去了大陆追随国民党。早期蒋经国时代的高层本省人，有许多是这样的“半山仔”。
        李登辉从政的政绩不错，是本省人，又有美国教育背景，是个专家型的技术官僚，这样的副总统人选，是不错的选择。
        1984年，经蒋经国提名，中华民国国民大会选举，李登辉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总统。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蒋家王朝结束。从此到2000年，是台湾经济增长和自由民主化的十二年。李登辉在竞选的时候，呼吁选民们支持他的“宁静革命”，这十二年里，台湾的政治制度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而这一切都是以不流血的和平方式进行的。
        1988年1月，国民党内部经历了一次危机，李登辉继任总统之后，国民党主席的席位依旧是空缺的。
        年事已高的蒋宋美龄并不信任李登辉，蒋宋美龄一直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迷思，她试图阻止李登辉成为国民党主席。
        1988年7月，在台湾省主席宋楚瑜等人的积极拥护之下，李登辉涉险过关，当选为国民党主席。
        李登辉当选主席之后，他提名了新的中常委名单，在31个中常委中，有16个是本省人。这一批人普遍是高教育背景的，同情自由民主的。这是国民党历史上，第一次本省人过半数。

        反对的力量在加剧

        民进党成立之后，在1986年12月的选举中开始发力，在国民大会和立法会的选举中，获得了22%的选票，这是民进党的一次大胜，新生的民进党在显示增长潜力。
        1987年7月15日，中华民国取消了戒严令。
        1988年1月，国民党放宽了对报纸的限制。
        戒严令取消之后，各地民众上街庆祝啦，游行啦，这些集体活动开始增多，国民党政府赶紧忙着制定新法律，限制规范民众的政治活动。
        1988年1月11日，中华民国颁布了集会和游行的法规。
        1989年1月，中华民国颁布了公民团体组织法，这是正式地承认了公民自由组织政党的权力。虽然在事实上，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后，台湾已经有了反对党，但是近三年之后，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这是合法的反对党。
        1989年，许多新的政党就突然冒出来啦，热心政治的人们开始组织这样那样的政党，虽然他们的规模都很小，但是看着也让人觉得高兴啊，这毕竟是体现出了结社自由啦。
        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些人要组织共产党的要求被拒绝了，因为此时的法律还没有修改。宣传台独和共产主义，还是属于非法行为。台湾离开言论思想自由，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距离哦。
        1989年4月，台湾发生了一起悲剧事件，郑南榕自焚案。
        1947年，郑南榕出生于台北市，他的父亲是外省人，是从福州移民到台湾的。
        1968年，他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
        郑南榕年青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刚烈的性格。根据什么这么说呢？郑南榕读台大哲学系而没有毕业，因为这娃拒绝学习“国父思想”这门课程。“国父思想”是啥啊？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啦，你懂的。那个年代，国民党的教育，也有些政教合一的劲头，读哲学的，居然必需要学国父思想。
        郑南榕的第一份求职简历是这么写的，我生于二二八事件的那一年，那事件带给我终身的困扰。。。我们家是在邻居们的保护下，才躲过了台湾人对外省人的复仇怒潮。
        大家要记住啊，那是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二二八这个词，是个大忌讳啊。
        1972年，他结婚了，他的妻子是辅仁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妻子理解他，也接受他。
        服完兵役之后，他决定从商，赚钱办杂志。郑南榕认为，他这样受过思维培训的人，应该办杂志，实践信仰。
        1984年3月，郑南榕创办了“自由时代周刊”，标榜“百分之一百的言论自由”。为了防止被查封，郑南榕申请了18个杂志执照，查封一个再用一个。
        郑南榕的自由时代周刊，有两个同仁，一个是陈水扁，一个叫李敖。日后李敖在台湾被边缘化，转往中国大陆宣传他的爱国思想。但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李敖和朱高正类似，也是党外知识份子中的曾经活跃过的一朵奇葩。
        郑南榕，陈水扁和李敖，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理念，人身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这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把他们联接在一起的，是对言论自由的渴望。
        1986年6月，郑南榕被捕入狱八个月，这是一次没有经过审批的囚禁。
        1987年2月4日，郑南榕公然挑战蒋家王朝的白色恐怖禁忌。他创办“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郑南榕在各地游行，演讲，呼吁调查二二八事件真相，平反昭雪，促进族群和解。
        1987年6月的一场集会上，郑南榕再一次挑战禁区，他大声说，我叫郑南榕，我主张台湾独立！从此之后的每次演讲，他的开场白是，我是外省人的孩子，我主张台湾独立！
        1989年1月21日，郑南榕收到台湾高等法院检查署发出传票，他被控“涉嫌叛乱”。
        1989年1月27日，郑南榕出庭公开宣称，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
        从此郑南榕开始拒不到庭，自囚于杂志社，预备自焚殉道。
        1989年4月7日，台北市警察和宪兵出动，强行冲入杂志社拘捕郑南榕，郑南榕自焚拘捕。
        从他留下来的文章来看，郑南榕是立志要为言论自由而殉道。郑南榕的妻子说，他的自焚是为了追求百分百不打折扣的言论自由。
        郑南榕追求台湾独立，他说，我们虽然是小国小民，但是我们是好国好民。
        在他的笔记本上，他写过这么一段话，当一个哲学家被处死的时候，山河都将为之落泪。
        郑南榕的妻子叶菊兰，弃商从政，高票当选立法委员，从此成为民进党中的一员。
        日后台湾民主化成功之后，郑南榕受到许多人的纪念和歌颂。有的人歌颂他是为言论自由而殉道，有的人歌颂他是台独建国的殉道者。
        在这个悲剧发生的时候，李登辉总统没有发表过评论。许多年以后，退出政界之后，李登辉回顾这件事情的时候，李登辉说，自由化的过程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地改善。。。郑南榕真的有需要用那样的（自焚）方法么？我不知道。。。这样得到了民间的感激，但是效果呢？不一定吧？
        1989年12月的选举，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选举，国民党，民进党，以及各新成立的小政党都投入了这场选战。
        这是1949年败退到台湾以来，国民党第一次在选举中遇到一个反对党的正式挑战。
        国民党获得了总选票的53%，而民进党则赢得了38%的选票。
        国民党获得了75个席位，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获得8个席位。包括殉道烈士郑菊榕的妻子叶菊兰在内，民进党党员赢得了立法会中的21个席位。这21个立法委员的席位意味着，民进党可以独立发起议案了。他们将可以给国民党制造难题，让国民党出洋相，在议会斗争，两党斗争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
        从选举程序来说，这是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
        各合法的政党和个人，都自由地参加了这场选举。台湾的自由民主进程，又进入新的阶段啦。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4 22:05

正文249

        二月政争，野百合运动和戡乱结束行宪

        1990年2月，李登辉总统任期将满。国民党应该推举出总统候选人，提交国民大会选举通过。从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以来，一直就是这么操作的，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和之后的蒋经国，由国民党提名，然后作为唯一总统候选人，由国民党大会选举通过。
        但是李登辉不是蒋经国，他开始遭到了党内势力的挑战。
        蒋经国去世之后，国民党内最有实力的人物一个是管理党务和政务多年的李焕，另一个则是担任总参谋长职务多年的郝伯村将军。
        李登辉就任总统之后的这两年里，保守的国民党人已经开始感受到“党国”体系受到了冲击。
        1988年5月，李登辉下令恢复被囚禁了33年的孙立人将军的自由。许多老一代的国民党人都还记得，孙立人将军是坚定的军队国家化的倡导者。
        1988年7月，李登辉当选国民党主席之后，中常委里，政治倾向自由民主的常委占到了多少。
        从1988年开始，李登辉也开始了政府内的人事洗牌，这次大调整一直到1990年才结束。大批年长的外省籍官员被替换了，取代他们的都是年青而又有技术背景的本省籍人士。在这一批本省少壮人士中，有14个和李登辉一样，有着美国博士学位，连战就是在这一次的人生调查中，出任外交部长，开始进入高层。
        法律还正式给予了公民集会游行和结社组党的自由。
        1989年12月，李登辉升任郝伯村将军出任国防部长。
        军队的这个人事变动，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郝伯村是坚定的老派国民党员，忠于党国，他在参谋总长的位置上已经多年，直接掌握军队的调动和军事情报系统。
        蒋宋美龄用Please listen to me为开头，要求李登辉不要调郝伯村离开参谋总长的职位。在英文的语境里，蒋宋美龄这么说话，是带着训斥，命令的口气的。但是李登辉依旧行使了自己的总统权柄，将郝伯村调离了参谋总长的职位。
        1990年2月的国民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会上，李登辉作为国民党主席遭到了公开挑战，有人推荐本省籍的林洋港作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陈诚的儿子陈履安为副总统候选人。经过争执，大会还是通过了李登辉作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这是1949年以来，国民党党主席第一次在党内遭到如此公开的挑战，大家把李登辉的支持者称作主流系，而把李登辉的挑战者们称为非主流系。
        会后，非主流系的努力更为激进。
        1990年2月底，几名国民大会的代表宣布推举林洋港和蒋纬国竞选总统，他们都是资深的老国民党人，都是那批万年国代中人啦，你懂的。
        1990年3月，有国大代表在台北的三军军官俱乐部成立誓师大会，推举林洋港和蒋纬国竞选总统。之后开始散发各种传单宣传品，有传单称，李登辉是共产党人，要毁灭国民党；有传单号召三军将领们，继承东征和北伐的光荣革命精神，阻止暴徒行暴。
        所幸的是，此时的军队并没有发挥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国民党广州大革命传统，保持了克制和中立。
        李登辉方面终于劝服林洋港，退出总统竞选。李登辉度过又一次危机，台湾岛也度过一次危机。二月政争中的非主流系，就是日后最早脱离的国民党的“新国民党连线”（新党）的起源。他们在二月政争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蒋宋美龄，蒋纬国，李焕，郝伯村，俞国华，陈履安，蒋孝武这一批保守倾向的国民党人。
        此时岛内开始有谣言出现，军人政变之类的谣言是比较吓人的啦，同时万年国代们又一次成为社会话题。报纸开始出现舆论，质疑这批从1948年开始就存在的国大代表们，他们议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有“抗税，罢税”的言论在报纸出现，在坊间流传。纳税人养这么一批万年国代，不合理嘛，这些人这么控诉说。
        有民进党代表率领支持者前往总统府前请愿，要求召开国是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并且拒绝离开，阻挡交通，被警察强行抬离，场面极其不斯文。有人抗议自己受辱，矛盾开始激化。
        1990年3月16日，9名台湾大学的抗议学生，到达中正纪念堂前静坐抗议，打出“我们怎么能够再忍受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标语，为期六天的野百合学生运动就此开始。
        媒体记者，社会运动人士闻讯迅速赶往现场围观，消息开始在岛内传播，事态开始扩大，报纸上开始刊登报道这批学生的诉求。
        1990年3月17日，台湾大学有自由派教授们开始呼吁“柔性罢课”，宣称要将课堂改在中山纪念堂前，进行“民主课程教育”，嘿嘿。当天有超过一千的台大学生赶往参与静坐抗议，国民党内的“二月政争”开始引发出大规模社会反响。
        1990年3月18日，民进党发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声讨国大，声援学生。
        1990年3月18日，各学校赶来参加静坐抗议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数千。学生领袖们成立了联合的组织管理机构，确定了“自主，隔离，和平，秩序”四大原则，继续学生们的抗争。学生们将静坐抗议区用绳索隔离，以便和声援的民众和党派势力作区分。
        学生们正式提出他们的请愿要求，解散国民大会，重建一元化国会制度；废除戡乱，恢复行宪；召开国是会议，全面商谈共度危机；提出民主改革时间表。
        1990年3月19日，在没有得到当局回应之下，10名学生决定发起绝食抗议。学生运动组织者通过了决议，“野百合花”成为三月的象征，学运文选组开始印发“野百合也有春天”的宣传材料，向社会各界和当局阐明他们的追求。
        “野百合也有春天”对此次运动诉求作出了详尽的说明，野百合是原住民鲁凯族人一生最高荣耀的象征。野百合花，象征了学生们追求的本土认同感（自决），草根性（野花），对抗不义的勇气（生命顽强），青春的活力（盛开于春天），理想的道德境界（纯洁），学运参加者们的荣誉（崇高）。
        1990年3月20日，学生数量已经超过五千。社会各界人士开始前往探望，各级各地议会议员也前往慰问。学生运动组织者们坚持他们超越党派政治的超然立场，拒绝接受任何政界人物发表演讲。
        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李登辉总统已经决定召开国是会议，处理宪政体制建设和政治改革问题，并且将制定改革时间表。
        三军总参谋长发表谈话，肯定学生是爱国运动，但是建议学生尽快恢复上课。
        军队的这个行为，让人产生了联想，这件事情，国内的政治活动，军队应该发言么？这个时候的台湾，好像还是有点枪杆子说话的意思哦。有人开始产生一些不安的联想。
        教育部和各校校长们开始呼吁学生们尽快结束抗议行为，恢复上课。
        1990年3月20日，李登辉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他的总统职位，就是这个国民大会选举通过的啦。这是老传统啦，国民党提交唯一候选人，国民大会选举通过，你懂的。
        1990年3月21日，李登辉总统下令会见学生代表。李登辉和数十名学生代表们进行了商谈，双方各自妥协之后，达成共识。
        学生代表们回到静坐抗议现场，向同学们播放了和总统会谈的录像带。有学生代表呼吁大家，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后又学生代表进行投票表决，21:1的压倒性优势通过结束抗争的决议，各大学学生组织成学联，“全国学生运动联合会”将继续保持联系。
        1990年3月22日，学生们撤离现场。为期六天的“野百合学运”到此结束。
        从三月学运的全程表现，以及“野百合也有春天”宣言来看，我们会看到，这是截然不同于五四运动，爱国革命传统的一场学生运动。
        三月学运中学生们所表现出来的理性，秩序，超然于政党之上，追求草根性，道德纯洁性，荣誉感，纪律性，以及最后的妥协性，值得人们的称道。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5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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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6月，李登辉总统召开“国是会议”，除了政府高官和议会代表之外，美丽岛案件受刑人和海外黑名单人士，也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止戡乱，恢复行宪的决议，同时也确定了修改宪法以增加条文的方式进行，这是类似美国修改宪法的作法，以修正案的方式，逐条往上加。同时也讨论了第一届资深代表们的退职安排问题，万年国代，将从立法院和国民大会中退职。
        1991年4月30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临时会议通过决议，中华民国宪法（47宪法）第一次修正案获得通过。这次修正案，主要内容有第二届民意代表的选举的具体办法和制度。同时中国共产党不被再被定义为叛乱团体。
        1991年5月1日，李登辉总统宣布停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华民国恢复行宪。随着动员戡乱条款的废弃，依附于这个条款的一系列法规也就全部作废了。
        1992年12月，1948年选举产生的立法院，监察院和国民大会中的全部委员退职。
        1993年，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结束，在总共161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了53%的选票支持，赢得了95个席位，而民进党则获得了31%的选票支持，赢得了51个席位。
        我们会看到，反对党的势力，在国会内又壮大了啦。
        到这个时候，在法律制度上，台湾已经走向自由民主，但是还是有存在着许多的弊端，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是“黑金”政治。也就是黑社会和金钱啦，你懂的，这是一个渐进的改善过程。
        在这个时候，对自由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胁，是军队的力量。
        长期的传统，中华民国的军队是党军，国民党的军队。二月政争之中，保守派人士呼吁军队发扬东征北伐的革命传统，以及三月野百合学运中，军方人士的发言，都让我们感到了一些不安。
        1945年国共谈判的时候，“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共识。1947年所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中，也明确写明了，三军应该超越一切个人和党派，效忠国家，爱护人民。但是一直到1990年这个时候，中华民国的军队，依旧是一只效忠于国民党的军队。

        军队国家化的努力和第三次台海危机

        1990年4月，二月政争之后，行政院长李焕辞职。
        1990年5月，李登辉任命国防部长郝伯村升任行政院长，而国防部长一职则由文人陈履安担任。“国民党四公子”之一的陈履安虽然不是军人，但是他是国民党内非主流系保守人士认可的一个人选。郝伯村任行政院长，陈履安出任国防部长，这样的人事安排，并没有遭到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
        郝伯村将军，参加过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在防卫金门的战斗中，郝伯村因军功而崛起。1981年，郝伯村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出任参谋总长，从此一直在这个职位上到1989年升任国防部长。郝伯村将军对蒋经国和蒋宋美龄夫人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和敬意，他是一个保守的国民党人。郑南榕生前，公开指控郝伯村为“军头”，发表社论抨击郝伯村强人干政，党军意识强烈，破坏体制。
        1990年，李登辉总统任命郝伯村出任行政院长，人称“李郝体制”。消息一传出，台湾岛内倾向于自由民主的报刊舆论哗然，有知名作者宣布封笔七七四十九日，因为“国之将亡，必出妖孽”。
        有报纸甚至爆了粗口，标题说“干！反对军人干政”。字大如斗，言语粗俗，表达强烈的不满。
        又有学生上界游行，民进党对李登辉发出强烈不满，扬言要抵制郝伯村内阁，最终在国会议案表决中，国民党占优势的国会，否决了民进党提出的罢免案。
        针对反对派指责李登辉要带领政府走回军人政治老路的指控，李登辉辩称，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是军人背景，郝伯村嫉恶如仇，对黑社会的打击，是台湾目前所需要的。
        郝伯村内阁，行事硬朗，强力打击犯罪，并且推动大型建设项目，在郝伯村任内，很有争议的“台塑”和政府投资巨大的“六轻”项目都获得通过。在当时，郝伯村内阁的民意调查支持率一直挺高的。
        与此同时，立法委员叶菊兰指控郝伯村紊乱体制，破坏军政军令分立制度，侵犯总统统帅权。她的主要指控依据是郝伯村每月召开军中高级将领会议，却排斥文人国防部长陈履安。
        民进党开始据此对郝伯村大加抨击，郝伯村向总统寻求支持。李登辉没有公开维护郝伯村，相反，总统发言人称，每个人都应该向国家效忠，这是新方向。
        自从王升被流放之后，国民党军队中的政工体系的人员，士气和凝聚力已经大受打击。
        江南命案之后，政工体系人员已经失去了上升的空间，归属于郝伯村管辖统领。郝伯村再调离了军队指挥之后，政工干部们更对前途产生了担忧。许多人选择了脱离政工体系，甚至移民海外。
        在这个期间，一批高级将领得到了升迁。这些人是外省籍，但是“党军意识”淡漠，倾向于军队国家化，这些人都不是“郝系”将领。
        1993年，中华民国第二届立委选举结束，这个时候，中华民国的立法院人员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民进党获得了51席议席，已经达到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本省籍和外省籍的人员比例，由第一届议会时的3:7，转变为第二届议会的8:2。在年龄构成上，台湾本地出生长大的中青年一代，开始成为绝对的主流。
        此时郝伯村内阁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不仅是遭受到民进党的围剿，而且国民党内也有立法委员对郝伯村表示不满。
        1992年12月，大选选情基本明朗之后，李登辉要求郝伯村辞职，理由是行政院应该向立法院负责。郝伯村拒绝了，他说要国民党中委会通过决议，他才会辞职。
        1993年，中华民国立法会上，民进党和部分国分国民党立委大声鼓噪，呼喊“郝伯村下台”。当众受辱的郝伯村大怒，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消灭台独！”。
        1993年2月，郝伯村宣布辞去行政院长职位。李登辉接受了这个辞职要求，任命连战出任行政院长。
        1993年8月，国民党举行代表大会，李登辉当选为国民党主席。郝伯村，林洋港和连战当选为副主席。
        1993年8月，一部分国民党人出走，创立“新党”，这是国民党的一次分裂。
        新党以“小市民的代言人”为呼召，鼓吹中国统一，坚持三民主义，追求政治清廉，公义均富。他们是比较原教旨主义的国民党人，最初的起源，就是1989年二月政争中的“非主流系”。他们的出走，意味着国民党内李登辉以主流系的领袖，变成了绝对主流的党主席。
        1994年4月，李登辉接受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访问，访问中，李登辉称，我没有枪，拳头也很小，我能够维持到今天，是因为心中的台湾人的声音。台湾人期待我，我一定要做。
        在这个期间，中华民国国会又进行了两次修宪。
        1992年5月和 1994年7月，国民会议又通过了两次宪法修正案。这两次修宪的主要内容有，
        1. 将选民定义为“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选民”。
        2. 成立宪法法庭，解读宪法，裁定政党违宪行为。
        3. 总统和副总统由全体选民直选产生，任期四年。
        4. 赋予地方自治明确的法源基础，开放全体省市长直选。
        之后在2008年，大法官解释宪法中的“意见自由”，明确阐述，人民宣扬共产主义和国土分裂，在言论层面上属于言论自由。
        1995年6月，李登辉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并发表演讲，在李登辉的英文演讲中，李登辉宣称，中华民国已经实现“主权在民”的现代民主体系。会场响起口哨声和欢呼声，为校友的成就，为台湾民众的成就而欢呼。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5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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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6月，李登辉接受母校康奈尔大学的邀请，访问美国，是历史上，中华民国总统第一次访问美国国土。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反应，中国当局宣称，美国的作法破坏中美关系，违背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美国国务卿向中国外交部长作出了解释，希望中国能够理解美国当局的尴尬和困境。
        1994年，李登辉访问南美，途径夏威夷加油。当时美国方面拒绝发给他入境签证，李登辉只能坐在飞机上等待加油，他抱怨自己遭到了羞辱。
        李登辉此次的遭遇，经过公关努力，在美国得到了同情。草根民粹政治的美国嘛，民间舆论力量很强大的啦，你懂的。
        1995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入境。在众议院，这个提案以396:0票通过，在参议院，这个提案以97:1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接受美国国务卿的解释，中国指控李登辉分裂中国，同时决定加大压迫力度。
        1995年7月7日，中国新华社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军事演习，这就是第三次海峡危机的开始。
        中国的这次大规模军事演习，被外界解读为台湾两岸关系走向的一个重大推手。
        1996年，台湾迎来了行宪之后第一次总统大选，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直选总统。
        国民党方面以李登辉搭配连战，参加本次总统大选。
        在民进党方面，林义雄挑战彭明敏失败，民进党推出彭明敏搭配谢长廷参加本次总统大选。
        在二月政争中，林洋港在国民党内，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呼声一度高过李登辉。
        1993年，林洋港宣布将参加1996年的总统大选。
        1996年，没有获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林洋港决定以无党籍总统候选人的身份，独立参选，郝伯村也参加了他的努力。林洋港搭配郝伯村，参加总统大选。国民党宣布开除这两人的国民党党籍。郝伯村和林洋港得到了新党的支持。
        监察院院长陈履安宣布辞职，监察委员王清峰律师宣布辞职。陈履安和王清峰脱离国民党，以无党籍身份，搭配参加总统大选。
        随着1996年3月23日总统大选日的临近，台湾岛内选战战情开始热烈。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演习也开始升级，1996年3月8日开始进入第二阶段，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在台湾海峡上空。
        美国政府在东亚地区集结了自从越战结束以来最为庞大的军事打击力量，1996年3月，克林顿总统下令中东驻军增援远东，两艘航空母舰作战集群驶入台湾海峡。
        李登辉发表电视讲话，号召台湾民众不要畏惧“国家恐怖主义”。根据选前的民调和军演后的投票结果来看，许多分析家相信，中国的军事演习，为李登辉带来额外5%左右的投票率。
        幸运的是，中国方面保持了克制和冷静。
        1996年3月23日，台湾各地举行了总统投票选举。
        李登辉和连战获得了选战胜利，李登辉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直选产生的总统。
        四对候选人的得票情况如下，国民党候选人李登辉和连战，获得54%选票；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和谢长廷获得21.1%；无党籍候选人林洋港和郝柏村获得14.9%；无党籍候选人陈履安和王清峰获得了9.9%的选票。
        1997年7月，第三届国民大会对中华民国宪法进行了第四次修正，其中一条是“冻省”。
        1998年，依据民国86年第四次修宪条文第九条，台湾省政府不再具有“自治法人”资格，改变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变成一个有名而没有权力的机构。
        1999年，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提出了著名的“两国论”。李登辉称，1991年修宪以来，已经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合法政府和一个叛乱团体的关系。
        1999年，李登辉出版了他的“台湾的主张”。书中有两个主义观点，一，中华民国在台湾。二，中国七块论，中国应该分割为台湾，西藏，新疆，蒙古，华南，华北，东北，七块各自发展竞争，以维持稳定。
        李登辉认为，中华民国的宪法已经修改，政府结构也已经重组，台湾也已经冻省，这已经是“第二共和国”啦。
        2000年总统大选，是选战战情白热化的大选。
        国民党方面，推出了副总统连战搭配行政院长萧万长参加总统大选。当时就有批评者认为，连战形象稳重，但是官宦世家子弟的背景以及拙于言辞的形象，难以赢得选民的亲切和认同感。
        宋楚瑜出任台湾省长期间，官声很好，颇有人望，没有获得国民党内提名之后，宋楚瑜出在国民党，以无党籍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大选。和宋楚瑜搭配的，是本省籍名医，长庚大学校长张昭雄。宋楚瑜的出走，许多人相信，带走大批国民党的票源。
        民进党方面推出了陈水扁搭吕秀莲，陈水扁在之前寻求台北市长连任的选战中，败给了新崛起的马英九。民进党将陈水扁包装为“台湾之子”，穷苦人家的娃，自强努力，追求公义，为官清廉，反正就是倍儿亲民，倍儿励志的形象，在这个时候。阿扁还会自称是“土狗”，以显示他和连战这样的官宦子弟完全不同。
        在党内初选败给陈水扁的许信良，选择了退出民进党，以无党籍人士的身份参选。
        新党方面，并没有发生国民党和民进党这样的党内提名之争，作家李敖，满怀着娱乐大众，自得其乐的心态，高调参战。
        这次总统大选，选情认真是激烈啊。因为不像1996年那次大选，李登辉民望领先度比较高。这一次，连战，宋楚瑜，和陈水扁，选前民调显示，很迫近哦，都有得一拼哦。
        海外有投票权的人们纷纷组成了“还乡团”，返回台湾参选。
        台湾乡亲们表现出近乎狂热的选举热情，狂热到啥地步呢？有的出租司机，如果听说客人不是阿扁的支持者，会勃然大怒，把客人轰下车去，嘿嘿。
        还有的老父亲，听说儿子儿媳要回台湾来参选，不选连战而投宋楚瑜的票，勃然大怒，不允许儿子儿媳回来。
        当然，这些都是极端的事例啦。只是在说明，当时台湾各界民众，是非常投入这次选举的。
        选前有三件突发事件，拒信是帮助到了阿扁最后获胜。
        第一个是国民党在1999年12月，突然抛出重磅炸弹，以“兴票案”，指控宋楚瑜父子，涉嫌贪污公款。这起诉讼一直纠缠到2005年才告结束，但是在当时，使得宋楚瑜公正形象大受影响，选票流失。
        第一个是投票前，中国总理朱镕基发表高调讲话，不管是谁，只要搞台独，就没有好下场！这种恐吓性质的语气，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增加了陈水扁的选票。这以后，中国方面不再在台湾大选时期，发表公开评论。
        另一件事情，则是李远哲博士，在投票前，突然公开挺阿扁。
        1994年，李远哲博士放弃美国国籍，回到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台湾享有很高的声望。
        在大选投票前，李远哲先是发表文章，呼吁选民支持阿扁，他并且到现场替阿扁站台呐喊。李远哲的诉求，打动了很多人，反黑金，需要清流。国民党的政治运作，有许多黑社会和金钱腐败成分，而民进党则干净的多，李远哲呼吁大家，台湾需要清流，洗涤黑金政治。
        大选结果出来，连战得票率为23.1%，宋楚瑜为36.8%，陈水扁为39.3%。陈水扁以三十万张选票的优势，击败宋楚瑜，当选总统。
        中华民国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和平方式的权力交替，民进党成为执政党。
        （呆湾的故事到这里结束啦。。。。）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5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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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从解放到独立 1949-1958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新中国的发展道路

        1945年，赫尔利试图将国民党和共产党撮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赫尔利建议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们，联合开会，讨论战后中国的重建。
        1946年，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宣布停火。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界人士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中华民国的宪法草案和联合政府组建事宜。但是最终在讨论联合政府的组建的时候，这个会议破裂了，共产党退出了政治协商会议。
        在共产党的抵制之下，国民党政府还是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并且在1946年12月25日，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
        到这里，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和平谈判希望已经破灭了。
        1949年1月，当国民党试图和共产党重新开始和平谈判的时候，毛泽东提出来要废除1946年的宪法，惩办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战犯，并且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此时要求，政治协商会议不应该包括“反动派”在内。
        1949年夏天，共产党占领了北平之后，共产党军队将征服全中国的前景已经明朗，共产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除了共产党人士之外，还有倾向于共产党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到这个时候，共产党已经取代了原先国民党的角色。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论文，阐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共产党的地位，人民民主主政概念，以及新中国的内政和外交路线。之后的新中国，就是遵循这个论文所阐述的道路在发展，这是毛泽东思想（毛主义）的一个重要纲领性文件。
        论人民民主专政，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解读的混合体，日后中国所发生的许多灾难性现象，都可以在这个论文中找到理论根源。
        毛泽东公开宣称，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是新中国的国家条件。
        毛泽东强调，马列主义是真理，大家必须理解马列主义，才能有正确的世界观。共产主义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懂得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懂得辩证法。
        毛泽东接下来简单讲述了1840年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俄罗斯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中国人找到了马列主义这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人的命运才发生了变化。
        二次大战以后，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受到损失。美帝国主义要奴役全世界，它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倒向苏联，中国是属于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面的。毛泽东批判了希望从英国美国获得援助的思想是幼稚的。
        在内政方面，毛泽东说，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必需独裁，人民民主专政，或者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的，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
        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
        “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们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孙中山所说压迫平民的近世各国的资产阶级，正是指的这些人。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在这个论文里，我们会看到，毛泽东在外交上，已经确定了“一面倒”倒向苏联，他认为社会主义阵线和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线是你死我活的，老虎和武松的关系。
        在内部，毛泽东公开提出来了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剥夺他们发言的权力。在这里，只要一个人被定义作“人民的敌人”，那么就可以“专政”啦，你懂的。
        只要是“反动派”，“坏人”就可以被“专政”的思路，深刻地铸造了许多中国人的思维定式。
        在论文中，毛泽东提出了工农联盟是基础，但是，毛泽东强调，农民必需经过“教育”。
        而工人呢？工人一样不可靠的。在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所作的“城市工作的问题”包括中，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并不可靠。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宣传，所有的阶级，所有的人民都需要接受再教育，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这个再教育的过程。
        当我们读完这个论文之后，我们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有人民都需要接受再教育，由共产党进行再教育。那么谁来教育共产党呢？
        如果共产党自己出了问题呢？之后我们会看到，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出了大问题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1949年9月，共产党和一批代表们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布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通过了包括首都，政府组成，国歌，国旗在内的一系列决议，其中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是以论人民民主专政为基调写成的，我们会看到，在第五条中，赫然写着，政治上的反动份子，被剥夺了思想，言论，集会，出版，结社，通信，自由迁移，宗教，财产，和示威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调，就是这么建立的，后人不应该通过隐瞒曲解历史，去单方面地指责共产党，或者毛泽东个人。至少参与政治协商会议的党外各界人士，是认同这份共同纲领的。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6 21:21

正文253
        共同纲领中，表达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宏伟计划。这是明显的苏联模式的国家计划经济模式，由中央进行系统性的计划，指导发展国家经济。
        共同纲领中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明确了妇女的平等权利，共同纲领宣称，将结束压迫妇女的一切“枷锁”。
        这是中国进入现代体系以来，第一份极权主义的宪法性质的文件。中国的国民，只要在政治上被定义为反动派，就将被剥夺一切人权。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而郑重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时的中国民众中的许多人，应该是充满了自豪和期待。
        但是在事实上，尽管有着许多自主独立的宣传口号，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依附追随着苏联的，苏联被公开地定义为“老大哥”。不仅是中国的内政外交，追随在苏联之后，甚至1953年，苏联领袖斯大林去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和各地的党员干部们，集体戴孝服丧，中国的各大媒体，服丧致哀。
        中国真正摆脱苏联，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要到1958年。
        在1958年，毛泽东公开驳斥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宣称中国将走自己的道路。
        1958年8月，在没有得到苏联同意，也没有知会苏联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向金门展开了攻击，中国正式而公开地作出了独立的行动。

        1949-1950的新中国初步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政府面临着许多方面的挑战，抑制通货膨胀，恢复农业生产，恢复在战火中被破坏的重工业生产，恢复社会的法律和秩序。
        如果要一步到位地将中国农村和城市按照共产党意识形态中理想的状态进行改造，那必需需要大批的指导干部，而在此时，中国共产党所培训出来的干部力量还很薄弱。
        中国的初步改造政策，是不论其政治倾向和政治忠诚度如何，鼓励受过教育的技术和管理精英阶层，为新政权服务。
        类似的政策还体现在外国人，尽管新中国进行着激烈的反帝国主义宣传，但是在这个阶段，西方国家的技术人员，以及此时还在中国境内的西方国家的商业机构，中国政府采取了允许和鼓励的措施，希望他们能为新社会服务。

        农村的改造工作

        共产党的农村土改改革政策，在农村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基础，是共产党军队力量迅速壮大的一个重要成因，农村工作一直是共产党工作的重心。
        另一方面，共产党认为，这个阶段的改革中，不应该把富农处于对立面，因为富农是农村生产活动中重要的一个人群。针对党内一些干部的不满思想，毛泽东在1950年6月的一个报告中，明确地说，富农对于新中国农村经济的再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毛泽东说，富农在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争年代，是危险的，而在消灭了国民党力量之后的新中国，富农已经不再构成威胁。
        此时东北和华北的土改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将在广阔的乡亲复制华北经验，推进农村土地改革。
        每一个镇上，派驻了土改工作小组，这样的小组有大有小，从三个人到三十人不等。工作小组的成员中有经验丰富的土改干部，同时还有青年学生们，这些青年学生，接受了短期的培训，接受了土改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程序的培训。
        工作组会选择当地一些“关键性”的村子，进驻村子，和当地新成立的农会合作，实施推进土改工作的进行。
        工作组和农会合作，对地主进行了识别，确定了斗争的对象，同时打破农村原有的可能维持地主势力的旧传统和旧制度。
        地主家庭们也采取了许多行动，试图隐瞒他们的地主身份。
        比如，他们会突然间大幅度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使地主家庭的衣食住行，看起来和穷人一样。
        地主也会把牲口吃掉或者卖掉，以此来减少自己所拥有的财产。
        地主们也会中止了以往村子里公益性质的“善事”，这些行为会暴露他们有钱人的身份。
        但是工作组在农会的帮助下，通过细致的工作和深入的调查，把这些地主们都一一甄别出来了。
        农村妇女成为土地改革中的一个受益群体，根据1950年中国颁布的婚姻法，没有结婚的，离婚的，以及丧偶的妇女们，都可以获得自己名下的土地。
        同时受益的人群还有行商小贩，和尚，尼姑，以及失业返乡的农村游民。随着内战发展和城市经济的恶化，许多原本在城里谋生的人们，逃离了城市回到乡下。
        这一个时期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具体数据很难获得，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已经获得的资料进行接近事实的估算。
        据估算，在中国的中南部地区，工作组和农会从地主手中剥夺的土地，占到到当地总耕地数的40%，这些征收的土地，在农村进行了再分配。农村60%的农民，是这次再分配的受益者。
        每个人头所获得的土地，从1/6到1/2英亩不等。也就是说，一个五口之间的农村家庭，应该会获得接近一英亩，或者略高于二英亩的农地。拥有这样的土地，并不能让一个农村家庭过上安乐富足的日子，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新开始，尤其是对于那些原本处于赤贫状态的人们来说。
        土地改革有效地破坏了农村里原有的地主精英阶层，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们鼓励发动了暴力性质的斗争。贫农，雇农和普通农民被教育，引导，发动起来，对地主们进行了残酷的斗争。
        根据一些存留下来的记录，一些针对地主的暴力行为，血腥野蛮的程度，是骇人听闻的。
        再一次，我们缺乏一个可靠的资料来源对这次暴力运动的受害者人数进行统计。如果我们假设这样一个数学模式，一个六口之家的地主家庭中有一个人遭到了杀害，这样推算的话，在这个时期，应该有一百万，甚至更多的中国人，遭到了屠杀。
        当时的中国新闻和文学作品，对这样的农村土地改革，进行了庆祝和歌颂。土改中针对地主的暴力行为，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是正当而且正义的。
        大家还记得丁玲么？在延安时期，她的文学作品曾经犯过思想错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遭到了批判。丁玲的思想已经改造成功了，她积极地投入到解放区的土地改造运动中去。1948年，她写出了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对农村土改工作的描述和解读，是合乎党的思想的。
        1951年，丁玲的这部小说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
        当时参加农村土改工作组的青年学生，许多是城市去的志愿者。他们留下来的一些日记，讲述了那个年代农村里，农民们革命斗争的激情。这些新投身于革命事业的城市青年们，在当时，自己也深受这场社会革命运动的感染，他们以指导者的身份参与了这场社会革命，他们以学习者的身份，接受了社会革命精神的洗礼。

        城市的改造工作

        在同一个时期，共产党政府在城市里，则是采取了和农村完全相反的路线。新中国采取措施，极力避免城市中出现社会对立和冲突，压制社会暴力，鼓励企业家和生意人们恢复营运他们的事业，呼吁工人们在工厂里工作。
        中国政府开始致力于成立工会，但是与此同时，非常审慎地甄别和打击传统会党势力。在天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青帮这些传统会党势力一直在工人中间存在着。
        但是在这个时候，共产党的城市干部人数严重缺乏，城市里的新干部还没有培训出来，常常被迫使用农村来的干部们，进入城市管理。而这些农村干部们，则缺乏城市生活和管理的经验。
        共产党在这个阶段，放缓了城市改造的步伐，大批地留用中华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级市政官员，警察和教师。在许多地方，95%的新政府的管理人员和警察，是中华民国时代的留用人员。他们被要求参加各种学习小组，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许多著作。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7 11:20

正文254
        共产党城市改造工作的初步重点，是在于舆论宣传，建立起城市里的群众运动基础。通过报纸，电台，戏剧，电影，群众集会等传播渠道，共产党的各项主张和思想，得到了大力的宣传。
        在城市中，共产党发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宣传维护金融稳定，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人民币”的稳定性，对“破坏金融的投机倒把份子”进行了强力的打压。不同于日本占领军从日本本土调运黄金对冲，蒋经国的打老虎运动枪毙几个奸商，共产党强有力地逮捕了在所有上海从事金融投机的商人们，并且处决了一批。
        在各大城镇里，建立起了委员会，负责处理政治，军事，艺术和教育问题。城市管理机构里，开始派驻了共产党的代表，党代表开始从上往下，逐步进入从高层到基层的各级政府机构。市民们被组织成立了各种学习小组，开始学习共产主义思想的新词汇，新概念，学习到它们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模式，开始得到了复制。在各种学习小组中，批评与自我批评模式得到了复制。小组成员会被党组织上要求进行自我思想的检讨，接受大家的批评和教育，走上他们从“专（家）”转向“红”的思想改造生活道路。
        在共产党建立起城镇政府控制体系的同时，共产党的领导开始深入基层，在城市的街道中建立起了管理委员会。哈尔滨所积累的经验，得到了成功的复制。这些街道委员会的骨干力量，是街道里弄居民中的积极份子，他们得到了教育和培训。街道委员会负责辖区内的清洁，供水，卫生健康，疫苗注射，儿童教育工作。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夜校，对街道内的居民们进行思想政治的教育工作。街道居委会同时还承担一部分的公共安全职责，作为警察的辅助力量，抓捕罪犯，维持宵禁，组织当地的巡逻队。
        街道居委会建立起来之后，共产党的各项社会改造运动的执行力得到了提高。共产党首先发起的运动，是消除妓女和鸦片。不仅是公开的妓院被取缔了，街道委员会还建立了一个高效的监视登记制度，卖淫嫌疑家庭的男性访客的到达时间和离开时间都进行了注册和登记。
        新中国对鸦片的打击和清除同样是高效的，所有鸦片吸食者的家人们被要求对抽鸦片者再犯的行为负责。共产党发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鸦片种植地被清除，鸦片贩子被枪毙，抽鸦片者遭到了群众的批判和监督。
        街道居委会同时也对奇装异服，有挑逗意味的发型的城市妇女们施加了强大压力和有效的打击。
        我们会看到，蒋介石在1930年代兴起的新生活运动中，试图废除鸦片，压制娼妓，取消奇装异服的努力失败了，而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这些现象都被有效地消灭了。
        新中国时期的许多城市管理者，他们是来自农村干部背景，或者是多年在延安和农村根据地生活工作的共产党干部。他们对于城市里的这些奇装异服，新奇发型的憎恶和鄙视，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对于中国城市的堕落和温柔，怀有鄙夷和唾弃。
        比如，当时主管上海的中国共产党首脑任务，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作为一个资深的干部，在1949年的时候，他公开这么批判说，旧上海是完全依赖于帝国主义经济而存在和发展的。
        1949年8月，一份上海的报纸说，上海是一个没有生产力的城市，是一个寄生虫一样的城市。上海是一个罪犯的城市，一个难民的城市，一个冒险家的乐园。
        饶漱石更进一步提出了非常激进的主张，他要求将上海的城市人口进行大规模的疏散迁移，将上海的学校和工厂，迁移到中国的内敛地区，并且将工业进行改造，完全进行满足国内消费需要的生产。饶漱石的宏大计划，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执行。但是他的观点和主张，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城市看法的矛盾性，一方面是以城市工人阶级的政党自居，另一方面又对大城市持怀疑和不信任的心态。
        在中国的南方，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一股强烈的不满势力。他们是长期在中国南方进行革命斗争的共产党人，这些人从中日战争时期就开始领导共产党的城市工作和乡村的工作。他们在艰难的条件下，经历了中日战争和之后的国共内战时期。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觉得自己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在南方当地的高层领导，都是北方过来的共产党干部。许多中华民国时代留用的人员，在政府里依然是处在官员的职位。这些南方的共产党员们被要求学习北方人的“普通话”，他们原来使用的南方各地方言遭到了打压。南方当地的共产党员们发现，根据共产党此时的政府组织发展计划，他们的职位将处于许多中华民国时期的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之下。而这些人，在1949年前，是他们所要打倒的“反革命”。
        苦毒的心态在一批南方共产党干部中蔓延，这一批共产党员干部中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抱怨性质的段子，“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新政府的组织机构

        自从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中国的中央政府就失去了对全国的有效控制。袁世凯和蒋介石都试图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他们都失败了。中央政府对全中国的有效控制，要到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才真正建立起来。
        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政府，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共产党组织，正式的政府组织，和共产党的军队。
        管理监督政府，军队意识形态和工作的，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已经积累起了有效管理政府和军队的经验，在新中国，基于这个经验发展出来的有效控制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加强。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拥有4,480,080名党员。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共产党开始对全中国进行统治的同时，党员人数出现了跳跃式的增长。
        1950年底，中共党员人数已经达到了5,821,604人。在政府里，群众组织里，法院体系里，教育和军队体系里，中国共产党员都已经渗入，并且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在这个阶段有一个44个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至少，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
        1949年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主席是毛泽东，此外还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陈云和康生这六个人。之后又加入了林彪（1950），彭真（1950），彭德怀（1953），邓小平，（1954年取代高岗），这九个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是中共的最高权力机构。
        从1949年之后，毛泽东，周恩来还朱德的高度公众曝光率，并不代表说，其余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政治地位低下，事实上，这更说明他们致力于党的内部组织建设，加强党的统治控制力量，中共有意识地让他们离开了聚光灯。
        此时五十岁的刘少奇，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高层核心领袖。
        1898年，刘少奇出生于湖南宁乡县。
        1920年，刘少奇进入共产国际特工在上海开办的留俄预备学校学习。
        1921年，刘少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去苏联学习共产主义思想。
        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刘少奇作为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中共内部崛起。
        1940年代初，刘少奇成为在日本占领区内发展共产党力量的主要领袖人物。
        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刘少奇所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们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必需学习的毛泽东思想经典论文。
        在论共产党员修养这篇演讲稿中，刘少奇将旧中国孔夫子主义传统中的道德和纪律性，混进了马列主义路线，以狂热的革命性语言，要求党员们加强“党性锻炼”。
        刘少奇的这篇论文，可以看作是对新的共产党员们的一次内心的启蒙。刘少奇向读者们展现了革命愿景vision的美好，并且将资本主义的丑陋与共产主义的美好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刘少奇强调说，无私的服务精神，是共产党员所要遵循的准则，奋斗的目标。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7 14:54

正文255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于中国的知识份子出身的共产党员们是有着重要的指导教育意义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工农”经历。刘少奇告诉他们，通过自我检查和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不论任何阶级背景，共产党人都可以超越自己的阶级背景，成为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者。
        中共核心层的第五号人物是陈云，他是中国共产党内，自学成才的经济理论权威人士。
        1900年，陈云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
        1919年，高小毕业之后的陈云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作学徒。
        1924年，陈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和刘少奇一样，陈云被中国共产党认为是理论权威性的人士。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陈云的论文也被推广学习。
        到1949年的时候，陈云被中国共产党内部认为是杰出的经济计划者，他被授予了重新规划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任。
        在共产党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最高的行政权力机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由56个成员组成。
        组成这个委员会的人士可以分成四类，一个是中共延安时期以来的领袖们，一个是中共1920,1930年代的领袖，他们因为历史的错误而被边缘化，失去了领导地位，在这个委员会中得到了安排。第三类人则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军阀们和国民党高层，他们变节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得到了安排，地方军阀龙云，傅作义和张治中，是他们的代表性人物。第四类则是共产党国民党之外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作为主席之外，这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还安排了六个主席职位。其中有三个是明显的荣誉性职位，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的代表人物李济深，和国民党外反蒋势力的代表人物张澜，他是民盟的领袖。
        六个主席中的另外两位，是朱德和刘少奇，他们是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成员。
        第三位则是高岗，高岗出生于1902年，他读过中学，在中学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高岗成为陕北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一位领袖人物。
        1935年，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在陕北根据地结束了从江西开始的长征逃亡，高岗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中的政治委员。
        中日战争结束之后，林彪率领军队迅速进入满洲，高岗负责黑龙江和吉林的党政工作。林彪率领他的军队，乘胜南下山海关，离开东北之后，高岗成为东北的首脑人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宣布成立之前，高岗已经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双方商谈了贸易合作协定，苏联答应帮助高岗领导的东北工业重建事业。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的这四个共产党人主席和副主席，他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有着丰富的军事和行政管理经验，他们协调着共产党和政府，军队之间的关系和运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是叫作“政务院”。周恩来是政务院的总理，政务院之下有多达二十四个部。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央政府能够有效管控发展中国经济文化事务的信心和决心，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政府最关注的关键问题。
        这二十四个部是农业部，交通部，文化部(小说家茅盾是部长)，教育部，财政部，食品工业部，外交部（周恩来兼任部长），林业部，煤炭部，重工业部，民政部，司法部，劳动部，法律部，轻工业部，少数民族事务部，海外华侨事务部，邮政和通讯部，卫生部，公共安全部，铁道部，纺织工业部，商务部和水利部。在这其中，司法部和卫生部的部长，是妇女担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政府的组织结构，又和共产党的许多组织是重叠的。而与此同时，政府和共产党组织又都在各自加强他们在社会团体组织中的领导力，这使得中国国内出现了一批不是政府部门，但是又有一定行政权力的全国性机构，比如，全国文艺联合会，中苏友好协会，全国民主青年协会，全国妇女联合会。
        全国妇女联合会的领导人是蔡畅，她在青年时代，就是长沙的一位激进学生。1919年，她参加了去法国的勤工俭学计划，在法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回到中国之后，蔡畅曾经是一个工厂女工运动的积极领导者，她之后去了江西苏区。蔡畅参加过长征，并且幸存了下来，她成为延安时代一位受人尊敬的女共产党领袖人物。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决定性力量。解放军在此时被分成六个大区，和中国社会融为了一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是完全不同于秦朝开始的郡县制度的方式，而是沿袭了根据地时代的边区模式，将中国各地组成了一个一个类似边区根据地一样的党政军高度集中的区域性政府。当时就有西方观察家在推测，这样的方式继续下去，会导致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么？
        中国被分成了六个大区。这六个大区是，
        1. 东北局，掌握黑龙江，吉林，热河，辽宁省。
        2. 西北局，掌握甘肃，宁夏，陕西，新疆和青海省。
        3. 华北局，掌握察哈尔，河北，山西和绥远省。
        4. 华东局，掌握安徽，福建，江苏，山东和浙江省。
        5. 中南局，掌握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和广东省。
        6. 西南局，掌握贵州，西康，四川和云南省。
        这六个大区，每个区都有四个关键的首脑职位，政府的主席，党的第一书记，军队的司令官和军队中的政委。
        从逻辑推算来说，这意味着全国将有24位这样重要的人物，但是事实上，在这一个层面的职位上，只有13个人，这意味着，其中有许多人同时拥有一个以上的职位。
        这一批地方大员中有五个人，是有着非常大的权力的，在他们中间最有权力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任副主席的高岗。
        高岗在东北局中拥有最高的职位，他一个人同时出任了第一书记，政府主席，总司令官和总政委四个职务。高岗本人和苏联的军队和政府高级官员们有着接触和联系，苏联对于在东北的铁路和矿产资源有非常大的兴趣，他们和高岗有着许多合作和联系。
        五个人中的第二个人则是彭德怀，他已经在他的多年军旅生涯中展现了他集结大规模作战的勇气，比如1940年的百团大战和1948年那次失败的对四川的突袭。彭德怀此时担任西北局的政府主席和军队司令官。
        第三个人则是饶漱石，他本人是新四军的一位组织者，他在华东地区有着自己的权力基础。在华东局，饶漱石一个人出任了三个职位，政府主席，军队的总政委和党的第一书记，他同时还是上海总工会的书记。
        林彪和邓小平则是剩下的两个人。林彪在中南局拥有三个职位，而邓小平则在西南局担任两个职位。
        这五个建国初期的重要人物，日后都遭到了毛泽东的清洗。当我们以旁观者的超然眼界去看新中国的政府组织结构，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一直存在于新中国统治体系中的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紧张关系。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问题，是超越了官僚体系，个人政治雄心和权力基础的问题，从明朝后期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于中国，它不会轻易地被根除。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7 17:23

曹立仁：毁三观的中国近代史

正文256

        新中国的外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建立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公开宣告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终于到达了莫斯科。这里从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就影响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进程。毛泽东此次去莫斯科的一个理由，是为了给革命导师斯大林祝寿，当时是斯大林的七十岁生日，中国精心准备了祝寿礼物。
        这次的莫斯科之行，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走出中国。而毛泽东此次在莫斯科的经历，可以说成是屈辱性和令人失望的。
        斯大林在很长的时间里，完全无视毛泽东的到来和存在。斯大林曾经在公开场合，表达过中国共产党和毛主义的鄙夷，他曾经认为，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是假的共产党。
        一位美国社会主义者所写的带有赞赏性质的毛泽东传纪，遭到斯大林的禁止，在苏联成为禁书。
        经过八个礼拜的漫长努力，毛泽东所得到的结果应该是远远低于新中国领导人们的期望。
        苏联和中国签署了安全条约，苏联承诺，如果中国遭到日本的攻击，苏联将提供武装保护。
        苏联同意给予中国三亿美元左右的信用额度，中国可以以此向苏联购买设备，这笔贷款将在五年之内分期全额偿还。
        苏联同意在1952年将旅顺和大连交还给中国。但是事实上，当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主动提出来要撤离旅顺的苏联海军的时候，毛泽东却希望，苏联军队应该继续驻扎在旅顺，以防卫中国遭到进攻。
        除此之外，就是对中国的打击，毛泽东被迫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在这以前，毛泽东和共产党曾经几次高调宣称，外蒙古将回归到中国统治之下。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希望能够将西北边境领土恢复到清国时代的努力，是必需放弃了。
        韩战爆发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承认的日程表
        1949
        10月2日 苏联
        10月3日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10月4日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10月5日 南斯拉夫
        10月9日 缅甸
        10月30日 印度
        1950
        1月4日 巴基斯坦
        1月6日 联合王国，锡兰和挪威
        1月9日 丹麦和以色列
        1月13日 芬兰和阿富汗
        1月14日 瑞典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回绝了联合王国在1950年1月6日提出的建交建议，理由是联合王国此时和台湾还有正式外交关系。
        到1950年春天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们，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外交方面。他们的工作重心，是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管理组织，重建国内的工业，遏制通货膨胀。
        1950年4月，林彪的军队夺取了海南岛。
        到这个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只剩下两个征服目标，西藏和台湾。
        自从印度在1947年宣布独立之后，英国已经失去了维持西藏作为缓冲区的兴趣。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征服西藏。西藏此时处于自治状态，而中国中央政府的理由是“从帝国主义压迫中解放西藏”。
        西藏当局发出了抗议，从谁手里解放？解放些什么？我们对目前的现状感到很满意啊。
        联合国，印度和英国，都没有介入这场争执。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年之内，基本征服了西藏全境。
        在台湾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服的事业会遇到比较大的挑战。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之后，追随他逃亡到台湾岛的军队人士，在一百多万。人民解放军很清楚，征服台湾的难度要比西藏大的多。
        1949年10月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发起了挑战。守卫金门的主力，是孙立人将军所训练的新军队，人民解放军的挑战被击败了。
        1950年2月，在浙江和福建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部队开始了解放台湾的战役准备工作。指挥官们开始向官兵们传达解放台湾的战斗决心，各沿海地区开始了战备工作。
        毛泽东和其他的共产党领袖们意识到征服台湾的困难性，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备战的工作。
        到1950年夏天的时候，解放军在华南的调动集结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大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福建沿海地区，但是他们并没有收到对台湾发起攻击的战斗指令。
        我们可以对这个迟延找到三个可能的解释原因，
        一方面，中国在后勤运输和船舶调动上还没有完全完成准备工作。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期待台湾岛内的民众会先发起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暴动。
        第三个原因则是1950年夏天的时候，在福建沿海的解放军中爆发了传染病，影响到了军队的战斗力。
        在积极准备着征服台湾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开始考虑减少庞大的军队开支了。
        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国民党的教训，在中日战争结束之后，国民党突然开始大规模的裁军，直接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中共中央的文件说，在保证解放台湾和西藏的兵力前提之下，要开始有秩序地准备裁军的工作。必需要做好计划和安排工作，以确保退伍的军人们回到家乡之后，得到安顿，能从事生产工作。
        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有足够的理由，不用担心美国的军事压力。
        1949年8月，美国国务卿就中国问题发表了白皮书，在其中谴责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之外，美国明确地表明，美国对国共内战的进一步介入是没有意义的。
        曾经出任驻美国大使的胡适，在一份白皮书的抄件上，用笔写下了圣经马太福音27章24节的经文，。。。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事，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留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杜鲁门总统坚定地相信，不介入中国事务，是美国正确而明智的选择，他并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再一次发表公开宣告，宣告称，美国不会对国民党军队防卫佛莫萨（台湾）提供任何军事援助或者建议。
        美国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开始预备台湾被共产党军队征服之后的外交发言稿。
        美国国务卿和麦克阿瑟将军分别发表公开宣告，向外界明确定义了冷战包围防卫圈在东亚的防卫岛链，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群岛。大家都看到了，台湾和南朝鲜，都不在包围圈的防卫线内。
        当时外交界的推测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将征服台湾。台湾陷落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进入联合国。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7 18:20

正文257

        韩战爆发

        这一条道路被1950年6月25日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打断了。
        1950年6月25日凌晨，北朝鲜的军队向南朝鲜的大韩民国发起了猛烈的炮击。之后北朝鲜坦克部队和步兵发起了对南朝鲜的进攻，装备精良的大批北朝鲜军队入侵南朝鲜。
        在几个礼拜的时间里，北朝鲜人民军攻势猛烈，迅速击溃各地南朝鲜军队的防御。汹涌的赤潮在几个礼拜时间内，就几乎吞没了整个朝鲜半岛，残余的南朝鲜军队集结在釜山地区进行最后的顽强抗争。
        1950年6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82号决议，谴责了北朝鲜方面对和平的破坏，呼吁北朝鲜方面放弃武力入侵，退回北纬38度线以北。
        1950年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83号决议，呼吁联合国各会员国帮助大韩民国，击退北朝鲜的武装攻击，恢复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秩序。
        美国，联合王国，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新西兰，加拿大，泰国，希腊和菲律宾等十五个国家各自派遣军队，成立了联合国军，其中美国军队成为联合国军的战斗主力。联合国军开始先后进入朝鲜半岛战争，帮助大韩民国军队作战。
        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宣布台湾海峡为“中立区”，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进行巡航，确保中立区内不发生战争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除非敢于直接挑战美国的军事力量，否则，从此失去了武力征服台湾的机会。
        中国在韩战爆发之后初期的反应，是立场不明的。中国的媒体谴责南韩是挑起此次武装冲突的侵略者，从此之后，朝鲜半岛的战事，并没有在中国国内得到大力的渲染和宣传。
        甚至北朝鲜军队对美国军队所取得的战场上的胜利，在中国国内也没有得到什么报道和宣传。
        针对美国第七舰队武装护卫台湾海峡非军事中立区的行为，中国政府表示出了愤慨。周恩来总理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表声明，声称美国的武装护卫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入侵”。
        在此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对台湾的武力进攻的努力，福建沿海的第三野战军部队开始出现了大规模调动。一部分调去了山东半岛，另外有一部分被调去了东北。
        1950年8月，联合国召开了调停会议。这次调停会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机会，中国帮助朝鲜北方走向和平谈判，作为回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将军此时已经出任联合国军的总司令官，他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麦克阿瑟将军告诉蒋介石，台湾此时已经被归入“岛链防卫线”内，美国空军将使用台湾的空军基地。但是麦克阿瑟回绝了蒋介石希望派遣国民党军队加入联合国军作战的要求。
        1950年8月底，联合国军队在南朝鲜战场上开始取得一系列战斗的胜利，空军部队开始对北朝鲜军队的补给线进行猛烈轰炸。同时集结到日本和朝鲜战场的联合国军队在兵力，坦克数量和大炮数量都开始占据优势。
        中国对美国的言论攻击开始趋向强硬和高调，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宣传机器突然发动起来，对民众进行了宣传教育。
        1950年8月，中国政府发表了声明，对美国和它的盟友们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声明谴责 “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入侵朝鲜的野蛮行径”，不仅威胁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且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这份声明还说，北朝鲜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被朝鲜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北朝鲜的国防就是我们的国防。
        1950年9月的朝鲜半岛冲突，又有了飞速的发展，据推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倾向了直接介入朝鲜半岛的战争。
        苏联在联合国发起的和平努力没有取得成功，美国空军战争学院的校长发表了谈话，他建议说，美国应该对苏联的核设施发起先发制人的空中打击。在这番言论之后，这位空军将领被撤职了。
        在仁川，麦克阿瑟将军策划发动了一场大胆的，带有赌博性质的敌后两栖作战登陆，取得了成功，北朝鲜军队遭到包围，军队开始出现崩溃迹象。
        周恩来透过印度驻中国大使，向美国方面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如果美国军队入侵北朝鲜，中国将介入干涉。
        1950年10月1日，联合国军越过了北纬三十八度线，并且向北挺进。
        1950年10月1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交了斯大林的电报，要求中国方面派遣五到六个师进入朝鲜，同时斯大林很明确地说，苏联方面不会公开介入这场战争。
        1950年10月19日，北朝鲜首都平壤沦陷，美国军队继续向北追击，残余的北朝鲜军队败退到鸭绿江边地区。
        1950年10月的时候，中国的军队就秘密潜入了北朝鲜境内帮助北朝鲜共产党作战，而美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并没有获得这个信息，中国方面也没有作过公开的宣布。
        麦克阿瑟将军非常有信心，他认为中国方面不会介入朝鲜半岛冲突，他对美国总统说，中国军队根本没有空军力量，如果他们派遣地面军队进入朝鲜，他们将遭遇一场屠杀。
        1950年10月底，大规模的中国军队突然向美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发起攻击，猝不及防的美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开始溃败。
        此时美国的情报部门还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国军队进入了朝鲜战场，事后的估算是，在这个时候，已经有25万左右的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进入了朝鲜，这个数字在后来会攀升到70万。
        中国方面的统帅是彭德怀，据他事后的讲述，当他得知他将率领中国军队入侵朝鲜半岛的时候，他几个晚上不能正常入睡，被迫借助安眠药的帮助。
        在战场上，彭德怀表现出了优秀的组织协调统帅能力，他统帅他的军队，经过艰苦而顽强的奋战，到1950年11月的时候，已经将联合国军驱逐回了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
        1951年1月，彭德怀的军队继续向南挺进，夺取了已经沦为废墟的汉城。
        重整后的联合国军又一次攻占了汉城，从这个时候开始，战线开始胶着在三十八度线北部的一片山区地带。
        双方进行了残酷的厮杀和反复的争夺，伤亡惨重。这个时候，人类战争历史上，第一次的喷气式飞机集群混战出现了。也是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开始第一次使用直升飞机运输军队，投入战斗。
        苏联方面的飞行员们升空作战至少八万多次，他们表现出了娴熟的作战技巧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他们得到指令，如果被击落必需自杀而不能被联合国军队俘虏。
        曾经有一位身穿中国志愿军军服的苏联空军被击落之后，降落在联合国军的控制区域之内，在他自杀之前，遭到了米格飞机的射杀而死。
        这是一场奇葩的战争，苏联没有宣布介入这场战争，中国方面也没有宣布介入这场战争。朝鲜战场上人海汹涌的是中国的“志愿者”，连苏联飞行员，都变成了“中国志愿军”。
        固执的麦克阿瑟将军发表了一系列不合总统指令的公开讲话，麦克阿瑟将军一再暗示说，联合国军的空中力量，将对中国境内的苏联空军基地和中国志愿军的后勤基地进行打击。
        1951年4月，杜鲁门总统将麦克阿瑟将军撤职。
        此后双方进入了长达两年的痛苦厮杀之中，一直到1953年7月。
        当艾森豪威尔将军竞选总统的时候，他的一项承诺是一但当选，他将结束朝鲜半岛的战争，在1952年的时候，作为选战的一部分，艾森豪威尔还专门访问了一次南朝鲜。
        1953年入主白宫之后，艾森豪威尔展现出了军人的强硬，他发表了措辞强硬的高调威胁。
        艾森豪威尔总统称，如果朝鲜半岛的战争还不能够尽快结束，他将扩大战争规模，对中国本土进行军事入侵和打击，甚至不惜使用核武器。
        1953年7月，朝鲜半岛战争结束。
        作为联合国军的主力部队，美国方面伤亡惨重，共有超过十六万的人员伤亡，其中阵亡人数达到了36,570，失踪人数达到了8,176人，被俘人数达到了7,245人。南朝鲜方面的伤亡人数在二十五万左右。至于中国方面，从来没有正式宣布过伤亡数字，因为中国政府并没有正式介入这场战争，在朝鲜作战的只是中国去的“志愿者”而已。美国军方估计中国方面的伤亡人数在七十万到九十万之间，此外有两万一千多中国志愿军官兵被联合国军俘虏。
        战争结束前的一年，苏联空军退出了战斗，美国空军对中国志愿军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
        彭德怀意识到，中国军队必须发展成为一只现代化的军队，像苏联那样拥有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否则中国军队是无法在传统战争方式中对抗西方军队的。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7 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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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喜欢玩飞行射击优秀的，有一款游戏是米格走廊。米国空军对战苏联空军。粉有挑战性的一个要求是，追击到鸭绿江边，子弹不能射到中怪境内喔。
        苏联是一直不承认参战，直到苏联崩溃解体之后。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7 23:01

正文258
        中国共产党参加朝鲜战争，应该是取得了一些短期的收益的。如果美国军队在1950年10月，完全消灭了北朝鲜残余的武装力量，那么朝鲜半岛将出现一个统一的非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如此一来，中国的东北，将直接紧邻着一个统一有活力而且仇共的韩国。而中国东北，则是当时中国重工业最为集中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一样，并不相信条约的力量，并不相信和平谈判的力量，“你死我活”的世界里，这样的前景，是令中国不安的。
        另一个短期收益则是，中国取得了苏联的信任，两国间的关系，大为密切了。
        但是中国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在巨大的人员伤亡之外，这是一场对中国本身的外交战略而言，失败的军事行动。
        事后的研究表明，1950年北朝鲜对南朝鲜的武装侵略，幕后有苏联的主导力量，而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中国方面在这中间扮演的角色。但是中国参战的事实，让外界看到了，中国是这场侵略战争的同谋，虽然中国是以“志愿军”的身份派遣军队参战。
        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失去了用武力征服台湾的勇气，共产党从此在很长时间内，只能在内部以“一定要解放台湾”作为宣传教育口号。

        朝鲜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惊人的伤亡数字中，有一个人是毛泽东的儿子，他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两个儿子中的一位。他出生于1922年，毛泽东当时正忙于组织湖南的工农运动，他之后被送去莫斯科接受教育，后来回到了中国。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朝鲜的土地上，毛泽东的另一个儿子，毛岸青则一直有着精神上的问题，长期接受治疗。
        朝鲜战争对于中国国内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是中国丧失了数以十万计的年青官兵的生命，中国方面虽然能够以贷款的方式向苏联购买武器用于战争，但是中国志愿军的装备还是很简陋的。士兵们在严寒的作战条件下，缺乏足够的防冻御寒装备，缺乏足够的食物，承受着敌军压倒性优势的炮火打击。中国士兵们会不顾伤亡地对着联合国军征地发起勇猛但是代价惨重的冲锋，看到这一幕的外国军人们表示非常难以理解，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产生了一个新的神话，中国人的忍耐力和英雄气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电影，戏剧，以神话讲述般的笔法，歌颂牺牲精神和革命精神的价值。
        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也因此更为密切了。苏联开始承认并且欣赏中国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忠诚，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虽然这些军事物资必需中国人自己花钱购买。
        除此之外，这场战争被用来宣传教育中国民众，西方帝国主义的邪恶，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成为了中国的头号大敌。美国加入朝鲜半岛战争这个事实，被讲述成美国要霸占东亚的证据。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仇恨和敌视，在小说和报告文学中得到了宣传。中国民众所接受的宣传教育是，美国试图威胁，入侵中国，中国必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中国国内的这一波宣传教育攻势，带来了另一个国内事务的变化。中国当局开始驱逐大批生活在中国境内的西方人，不论是生意人还是传教士。有一大批外国人遭到了逮捕，其中有一些是传教士，他们被指控为美帝国主义的间谍。
        中国政府同时也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群众们满怀热情和仇恨地开始协助抓捕国内的间谍和特工。民众中对旧时代里曾经和国民党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人们，以及在外国公司，大学，或者教会里工作的人们，本来就已经有了不满和敌视，这股情绪在群众运动中得到了释放。
        最后中国政府被迫公开承认，武装解放全中国的事业暂停了。台湾将不会被解放，它将成为轰炸中国，对中国进行破坏活动的基地，它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保护。美帝国主义和台湾反动派，都是新中国的敌人。
        在美国国内，就像和中国国内一样，朝鲜战争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在美国民众中的形象。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人海”战术，又一次唤醒了曾经存在于美国的一种偏见，中国人是漠视生命的价值的。而这一次，美国民众开始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机器人一样听话的奴仆，完全顺从于共产主义苏联的指令，完全丧失了独立外交的能力。
        之后又有消息传回美国，说是中国试图对美军战俘进行洗脑教育。美国民间对中国的憎恶和恐惧感再一次加深。
        在朝鲜半岛的停战谈判中，双方有一个争执了很久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军人战俘问题。中国方面要求所有中国战俘都必需遣返回中国，而美国方面则坚称，应该尊重被俘虏者本人的意愿。最后在被俘的两万一千多中国军人中，有一万四千多选择不回中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后来去了台湾。
        中国共产党在朝鲜半岛战争中所展现出来的对美国的敌意和军事力量，也使得美国人开始重新审阅1940年代的记录。阿奇森报告，Acheson’s report已经在1949年公开出版，这是一份1054页的大部头记录和分析报告，面有许多数据，图表，附录，以及分析报告。有的人是出于政党的政治斗争原因去复查这个报告，有的人则是出于自己内心的良心，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憎恶。许多人对这份报告对延安的同情和支持立场，开始了质疑和批判，甚至有人提出了叛国罪的口头指控。
        早在1945年的时候，赫尔利大使辞职的时候，他就指控说，国务院内部有亲共势力在破坏美国的外交判断力。朝鲜战争之后，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了这个阵营。
        许多人都似乎忘记了这么一个事实，在1944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和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都曾经很认真地讨论过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提供训练和军事物资援助的问题。他们两个人希望能够帮助共产党军队强大起来，以便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
        韩战引起的这股美国国内抓捕共产党间谍的风潮开始蔓延，移民法，劳工法，好莱坞的编剧们以及其他的媒体都受到了这股风气的影响。
        这股风潮的最高潮，是参议院麦卡锡提出来的，共产党正在实施阴谋，颠覆美国。
        麦卡锡及其国会内的支持者们，并没有对1940年代，这十年间中国社会情况和美国的外交决策过程，进行再一次的研究和分析。麦卡锡把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归咎于当时情报专家们所作的报告，从而推出，共产党间谍们，提供了误导性的报告。
        麦卡锡发起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伤害到了许多美国人。
        国务院内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开始遭到一轮又一轮的忠诚度调查，他们被解雇，或者被调离到无关紧要的工作岗位，远离了世界舞台。他们中有许多人，是那个时代美国最好的中国问题学者，学生和新闻记者，他们被剥夺了再次进入中国的机会，他们失去了和他们在中国的好朋友们保持私人联系的机会。
        局势发展到这个时候，“失去中国”的悲情在美国社会开始蔓延。一直到最后，大家都没有调查出来，所谓“失去中国”的成因是什么，是因为叛国者们故意提供假情报？是因为交流沟通中的失误？是因为军事和经济援助措施上的不足？
        当然，更没有人去质疑“失去中国”情节的前提，美国曾经得到过中国么？中国真的曾经把美国当作一个友好的朋友过么？
        失去中国情节，在草根政治的美国社会蔓延，造成了一个这样的外交政策上的后果。
        从中国之后，只要有政府遭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不论这个政府多么腐败，剥削，肮脏，美国政府都会选择对他们进行援助。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8 12:34

正文259

        伟大的党，伟大的群众运动

        从中日战争爆发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快速而稳健的势力增长期。
        1945年初，中共党员的数量突破了1百万，1947年，党员数量达到2百万，1948年，党员数量达到了3百万,1949年，这个数字突破了4百万，到1950年，中国共产党拥有了超过5百万的党员。
        但是中共的领袖们并不满足于建国之后迅速发展壮大党员人数，事实上，在1950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他们更关注于提高共产党员的政治觉悟性和党的组织纪律性。
        许多新吸收的党员，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筛选过滤，也没有接受过党的彻底教育，同时党内也出现了国民党曾经出现过的干部腐败的苗头，而共产党的党员构成，在城市人口中，也缺乏坚实的权力基础。这些问题，都是1950年的时候，中共的领导层所关注的工作重点。
        在1949年之前，中共的控制和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农村，而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将变成城市，大批农村背景，游击战背景的党员，如何可以面对城市工作的挑战？这是一个问题。同时，中国共产党急迫地希望，能够在城市居民中，尤其是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发展提拔合格的党的干部。
        共产党认为，通过在城市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运动中识别那些忠诚的社会主义者，有领导能力的人，进行提拔，是一个快速有效的办法。
        在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已经掌握了一套有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教育改造模式，通过群体的压力和威胁，达到党员的思想统一。
        在1950年代的各次群众运动中，整风运动模式在中国得到了复制和推广，只不过到了1950年代，党所追求的已经不再是党内的思想统一，而是社会民众的思想统一。
        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第一个大规模群众运动，是“抗美援朝”运动，这个运动的重点，是中国内的外国人群。
        共产党开始命令警察逮捕有间谍嫌疑的人们，开始征收包括收音机，手枪在内的各种私人财物。
        共产党开始发动群众，监视和调查各个和外国有联系的社会群众组织，他们可能是文化组织，宗教组织，健康卫生组织，科学研究机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罪行”，和外国有联系。
        这场群众运动吓到了许多和外国有过联系的中国人，他们开始努力隐瞒或者完全切断和外国曾经有过的联系。
        1950年12月，中国冻结了一切外国在中国的生意资产，不论是公司还是银行。
        外国人的买卖并不是完全都遭到了征收的命运，他们被迫开始低价出售他们在中国的生意，离开中国，而他们还被迫要交纳一笔“回征税”。
        外国人开设的企业和工厂的职员和工人们被组织起来，开始以群众集会的方式对外国老板们进行控诉，有一些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开始指控外国老板们存在有残酷虐待的暴行。
        不过中国共产党对这些外国企业主们，表现出了宽容的一面，外国企业主们并没有经历中国企业主的那些折磨，中国当局没有强迫他们参加这些群众集会，接受群众运动的批判。
        接下来，这个群众运动的发展，就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了清国时代，士绅们组织的民教纠纷和民间自发的义和拳暴乱啦，群众运动的矛头开始指向了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
        1951年初，广州的五位加拿大籍修女被指控杀害了超过两千名中国儿童。虽然这五位修女没有像天津教案中的遇难修女那样遭到屠杀，但是愤怒和仇恨的怒火，已经在中国民众中间蔓延，这些万恶的帝国主义帮凶，太邪恶啦。
        各种关于基督教会残害中国儿童的宣传材料，开始被传播，基督教会在中国的罪恶历史，开始上朔到了天津教案时代。
        到1951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已经被迫离开了中国。
        中国的基督徒们，被命令要到政府当局进行登记，他们必须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自爱国运动”，切断和外国教会的联系，尤其是梵蒂冈教皇之间的联系。
        拒绝参加三自运动的中国人的教会领袖开始被逮捕，他们的罪名有各种各样的，贪污啦，奸淫妇女啦，外国间谍啦，各种各样的理由。
        随着朝鲜战争的进展，和爱国宣传教育的升级，中国民众的愤怒和爱国激情在急剧增长。中国发起了第二波针对中国人的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下达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正式开始。
        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因为曾经参加过国民党，或者国民党的青年组织，或者国民党的军队，或者土匪和会党组织遭到了抓捕和调查。
        1950年开始，台湾的国民党，曾经派遣过破坏小组进入中国大陆，他们的破坏行动，得到了国民党潜伏间谍和特工的帮助。
        1951年夏天，共产党在各大城市组织大规模群众集会，举办各种展览会，告诉民众，反动派反革命份子要颠覆新中国，号召群众积极投入到这场抓捕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去。
        群众运动开始趋向骇人听闻的野蛮和残暴，大批的中国人，没有经过合法，公正的司法程序审判，就遭到了逮捕，甚至处死。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到底有多少无辜的中国人遭到了刑囚和杀害？我们无法知道确切的数字。
        前面讲述到的台儿庄会战中的池峰城将军，就是在这场镇反运动中，因为“历史问题”被捕入狱，不久病死在狱中。
        在上海一地，各街道组织了超过了两千个的委员会，上海市民们参加了许多次的群众集会，据上海当局的说法，集会中收集的反革命证据，超过了四万人。
        广东当局在1950年10月和1951年8月之间，曾经公开宣布，逮捕了52,620名“土匪”，89,701名“其他犯罪份子”，破获了1,571起“反革命案件”。在这个期间，广东当局公开的宣告是，有28,332名中国人遭到了处决，在这批人中，有239人是共产党的公安和司法系统内的人员。
        在天津，1950年的春天的时候，处死了492人，这其中有许多起处决，是当众公开执行的。义愤填膺的天津民众，观看了“镇压反革命”。天津当局对反革命的镇压，是很早就开始的，这里有着庞大的传统会党网络势力，他们在城市工人和运输业苦力中，一直有着影响力，像青帮一样，他们控制，剥削着城市的底层劳工群体。
        天津群众运动的另外一个打击对象，是当地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民间宗教组织，一贯道。这是一个教义比较背离各种传统主流宗教，将各种宗教的成分混合在一起的民间宗教。
        四千多个一贯道的领袖人物在群众大会上遭到了批判和控诉，他们被迫当众认罪，并且指认其他的宗教组织成员。镇压一贯道运动的高峰出现在1951年的4月，在一场群众集会上，15,000名一贯道成员在一天之内，接受了大规模的群众批判。这一万五千人中，过半数是妇女，他们全部被迫当众认罪，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到1951年结束的时候，通过会众的相互指认和群众揭发，至少有280,000一贯道的会众遭到了处置和批判。
        中国政府也利用这次镇反群众运动，对民间的武器装备进行了收缴。在广东一省，在镇反运动中，就收缴了超过五十万支步枪。
        镇反运动中同时出现了一项政策，这是明显违背1949年的共同纲领的内容的。所有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如果要想迁移去其他地方居住，必需获得当地公安机构的批准。
        在全中国的范围来说，我们很难估算这场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中国人遭到了迫害，也许永远无法知道。
        1954年的时候，中国官方曾经宣布，杀死反革命71万余人。有一千多万反革命份子遭到逮捕。
        1996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称，有87万多人在镇反运动中被处死。
        我们看到在这场镇反运动过程中，中国各界民众对反革命的仇恨，对运动投入的激情。我们没有看到反对的声音，没有看到呼吁司法公正的声音。这场运动，让我们对中国的民主和秩序，失去了信心，这是一条中国各界积极投入的暴民运动。
        这是1950年开始的事情。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8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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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清楚哥写的喔。认真看不惯所谓民猪人士对前门猫的污蔑指责和控诉。沦家粉纯情要民猪的闹，沦家被前门猫欺骗乐闹。
        欺骗个叉啊。共同纲领，论人民民猪专政，论联合整富。
        这些知识粪纸是文盲？
        镇反运动，不是全民踊跃？
        什么样的忍民，什么样的怪家。
        全面底层化，暴民化。
        这里跟贴人的用词语言，还不够清楚么？
        民猪自油个叉啊。认真把自己作好，正三观，过好小日子，尽自己的本份，才是粗路。
        中怪大部分摆脱唯物主义邪教，回归良心和理性，啥国体政体，都不会太差。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8 15:39 

正文260

        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

        在发动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策划着对党内的腐败行为发起一轮群众运动。在镇反运动还没有结束之前，共产党已经开始发起了动员，开始了“三反运动”。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主要的斗争对象是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第二个群体是政府内的非共产党员的官员们，他们中许多人曾经是国民党员，或者是党外的知识份子，他们是中华民国灭亡之后留在政府体制内，或者新中国政府招募进来的；第三个群体则是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比如工厂里的经理。
        三反运动最初开始于东北地区，1951年的时候，在东北党的第一书记高岗率领下，东北开始了三反运动，此后开始扩展到全国各地。
        三反运动并没有像镇反运动那么血腥暴力，但是一样是一次彻底的群众运动，政府内和企业内的错误嫌疑人，遭受了群众运动的公开侮辱，许多人并且被剥夺了管理职位。在这场运动中，还真的的确找到一些证据确凿的贪污官员，但是整个群众运动的性质，使得这是一场暴民运动，而不是一次司法公正的贪污行为打击行动。
        三反运动大大加强了共产党对于城市工人的控制力，在三反运动中，共产党的干部们组织动员各城市的工人们对他们的管理人员和老板们进行了批斗。愤怒的工人群众们积极地参与了对他们经理和老板们的揭发和控诉，共产党同时鼓励他们参加党领导的工会，根据共产党的介绍，加入了工会。共产党说，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的工会，他们的权益可以得到保障，不再像“万恶的旧社会”那样，遭受资本家和工厂经理们的剥削和欺压。
        三反运动和之后发起的五反运动交织在一起，同时进行，开始改变中国城市经济生活的生态。
        五反运动的斗争目标不同于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是针对城市企业主阶层的。中国的唯物主义语境里，他们被称作“资本家”，“资产阶级”，不论他们是否以资本投资为主业。
        所谓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和反盗抢国家经济情报。
        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其实是非常难以明确定义的，换一句话说，共产党认为你是“资产阶级”，你就可以以“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被划分进入这个阶级。我们至少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位唯物主义学者，能够对所谓的“资产阶级”，进行一个逻辑标准上，明确的定义。
        1952年1月，五反群众运动正式开始，当时朝鲜半岛的战争正陷入艰难的僵局之中。
        在中国各地的城市，五反运动都轰轰烈烈地进行了起来。因为上海的特殊性，这里存在一个规模巨大的生意人群体，报纸和广播业发达，使得我们可以把上海作为一个研究的样板，大致了解一下，在那个年代，发生了些什么，五反运动，大致是怎么一回事情。
        当我们追述上海五反群众运动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延安整风运动所开创的党内群众运动模式，是如何成功被地复制，在中国城市里，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发起一轮又一轮的社会革命运动。
        在1951年的时候，上海的共产党干部们就开始认真而仔细地教导一批工人组织的骨干成员，让他们对雇主们的经营活动进行监视和观察，注意收集雇主和经理们逃税漏税和其他错误行为的证据。
        这个目的，可以说是完全合法的哦。但是这种做法，本身是一种利益冲突的行为，一个雇员首先是应该忠诚于自己的雇主，一个雇员进行不利于自己雇主的活动，在这个行为的过程中，雇员对雇主的忠诚，这种传统的忠诚概念，被颠覆了，被革命了。
        这个秘密的调查活动，有两万多党员和六千多经过特别培训的店员们参与其中。
        到1951年底的时候，随着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发展壮大，共产党已经在上海培训出了一万五千名的宣传员，这些宣传员担负着一个重要而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他们将教育，“唤醒”雇员们的革命觉悟。
        党员干部和宣传员们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要打碎工人（雇员）和雇主之间的私人，感情甚至家庭关系的纽带，让他们具有革命的觉悟，有勇气站出来，背叛揭发他们的雇主。
        在许多小企业，小店里，雇主和雇员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他们有的甚至还是有血亲纽带的亲戚。经过工资可能很低，但是雇主和雇员们朝夕相处，他们中间有岁月积累的感情，个人关系的纽带，不是短期的革命思想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就能够唤醒的。而且从事实上说，有许多小企业的雇主们，他们也不见的比雇员们富裕多少。
        其实城市里发生的这一切，也可以让我们想到农村里的地主和雇农之间的关系。
        共产党所作的这一切宣传教育，是要“唤醒”雇员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觉悟，打碎传统的道德人伦传统，这是一个社会革命的使命。唯物主义者们会通过从小学开始的教育灌输，和社会群众运动，持续地进行这场社会革命。
        1951年12月底的时候，上海成立了五反运动的领导机构，这个机构有49个成员组成，它的名字叫作“上海增产和执行经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中，核心成员是一批资深的共产党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他们曾经在日本占领时代和国共内战时期，就从事着地下活动，组织群众工作。他们中还有一批人是“爱国资本家”，另外还有一批是知名的知识份子。
        根据新中国的要求，所有的私营企业主，都必需成为“工商业者联合会”的成员。
        经济委员会要求工商业者联合会中的企业主们，必需在1952年1月结束之前，在自己的企业内成立“五反委员会”，并且派代表参加遍布于城市各街道的委员会分支机构。
        五反运动开始的第一个月里，企业界的领袖们被迫在群众讨论会上进行自我批判，并且作出深刻检讨忏悔，主动交代出自己在以往经济活动中曾经从事过的经济犯罪行为，或者不道德行为。
        起初的时候，有几个企业主主动地当众忏悔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不法行为，但是绝大多数企业主们选择了避实就虚的空洞的自我批评。
        共产党的干部开始私下里作工作，教育和胁迫并行，要他们进行相互的揭发和批判，打破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忠诚。一但一个人接受了这个指引，第一个站出来，对他曾经的老朋友进行了揭发，之后曾经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友谊，信任和忠诚就被打碎了。再之后，就开始有了反击和报复行为，越来越多的揭发行为出现了。
        这个层面上，是“阶级内的揭发”，批判与自我批判。
        与此同时，五反群众运动中的阶级斗争的因素也开始正式浮现了。上海组织成立了店员联合会，发起了群众集会，由革命觉悟高的店员们，开始对企业家们进行控诉和批判，这些被公开批判的企业家，都是党组织挑选出来的斗争对象。
        1927年的时候，上海租界里的企业家们曾经遭受过一轮国民党的勒索和压迫。
        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的企业家们将遭遇一场他们不曾设想过的灾难。
        到1952年2月初的时候，上海至少举办了三千场的群众集会，估计有超过16万工人参加了其中一场，或者多场的集会。
        宣传队以锣鼓喧天的巡逻队的方式，开始挨家挨户的群众发动工作。群众运动的积极份子们热心地投入了这项社会革命性质的群众运动，他们在主要的街口架设起了高音喇叭，甚至深入到居民住宅区内部进行高音喇叭的宣传教育工作。
        居民们都被革命的宣传教育所渲染，居住在里面的企业家们遭受到了强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像麻风病人一样，遭到了社区里许多人的厌恶和回避，连他们的子女，都受到了牵连和影响。
        与此同时，各街道还成立了读报小组，不识字的市民们被组织起来，由党员干部和活动积极份子，为他们阅读报纸，宣传教育他们群众运动的革命思想觉悟，鼓励他们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爱国群众运动。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8 17:29

字数太多 还是你赢了 争了输赢又如何？该是什么天下还是什么天下 也不见变天 哎

谢谢分享

他没有成为天涯神贴是有原因的！贴主的视野太小了！仅仅是中国思想的高潮期，他完全没有说对。汉末魏晋是第二个高潮期。中华文化最有风采的第一是春秋战国，第二是汉末魏晋，第三是清末民初。

正文261
        到1928年2月第一个礼拜结束的时候，上海的一个街道的委员会宣称，它收到了18,000封的揭发信件。到2月20日的时候，一个工会组织宣称它收到了21万封的揭发信。
        这里面有许多是针对同一个人的揭发信，也有许多人一个人写了许多封揭发信。曾经有一个年青工人，光荣而自豪地宣称，他一个人写了80封的揭发信。
        到1952年3月，共产党已经准备好了将这场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进行升温，使它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万两千名干部，接受了特殊的培训，他们将带领这场运动走向新的高潮。
        他们在上海所作的，就类似于土改工作组在农村土改中所作的一样，挑选几个关键性的村子，直接介入指导，制造社会运动的样板模式。
        上海工人们被组织参加了五反工作团，根据他们居住的街道，他们的工作性质和他们的雇主，这些工人们被分配到了不同的组织。
        这些工作团的规模都不大，每个工作团的成员都不超过20个人，他们都有着革命的觉悟和对党的忠诚，他们都已经庄严地向党旗宣誓，他们将投入这场社会革命运动的洪流。
        他们的工作，是在组织上安排的各工厂，组织，发动，带领，指导群众运动的发展方向。在1952年4月里，上海各地的群众批斗大会开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企业主们被迫当众接受各种批评和侮辱，当众对自己的“罪行”作出忏悔和检讨。
        五反运动最初阶段，斗争的对象是小企业家小业主们，这是一个积累斗争经验，调动群众革命精神，逐步升温的过程。
        1952年4月这一个月里，有七千多上海的企业家们遭到了群众的批斗和羞辱。
        大企业家们随着事态的发展，已经开始失去继续抵抗的勇气和信心，他们开始“主动”出来认罪和忏悔了。最高的记录是，一天之内，有一千名企业主“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少数剩下来的固执地顽抗着的大企业家们人数已经很少啦，他们成为了群众运动高潮阶段的斗争打击目标。
        共产党开始组织群众集会，对他们进行批判和羞辱，甚至他们的家人，都被教育和胁迫，参加了这场对自己亲人的批判斗争大会。
        我们可以看看一个大老板，上海大华铜业公司的业主，他在五反运动中的个人遭遇。
        他被迫交代认罪说，他曾经非法获得过50百万元（人民币）的利润，但是他的雇员们不断地逼迫他更进一步地交代自己更多，更大的罪行。在他自己的家里，他的岳母和他的女儿，也不断地督促他交代罪行，她们告诉他说，有一批大企业家，因为交代罪行认真，最近已经“过关”了。
        他最后病倒了，但是这场群众运动还是没有结束，他还被迫要交代更大的罪行。他最后“交代”说，他曾经贪污过20亿元！这个数字给了他暂时的安宁，但是在这之后，他又将为这个数字付出新的代价。
        1952年4月30日，上海当局光荣而自豪地宣称，五反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1952年5月初的时候，上海公布了中小企业的五反运动评估结果。
        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成果
        小企业 中型企业
        合法 59,471（76.6%） 7,782（42.5%）
        基本合法 17,407（22.4%） 9,005（49.1%）
        半合法 736（0.9%） 1,529（8.3%）
        严重违法 2 9
        总共 77,616 18,325
        中国其他的城市，则显露了出比上海更为严苛的评估结果，在天津，五反运动后的评估结果是，只有10%的企业，是被评为“合法”，62.4%是“基本合法），21%是”半合法“，而5.3%是“严重违法”。
        在整个中国而言，三反五反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生态。中国共产党已经公开表明了它的态度，它不再会像1949年时那样，对私营企业采取宽容的立场。
        中国的企业家们，之前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将遭遇“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一样的命运，他们将得到“专政”。
        这些企业家们开始遭到威胁和逼迫，他们会接到数目巨大的罚款要求，而且其中有许多案例会告诉我们，这些罚款的依据，根本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朝鲜战争的发展，恶化了企业家们的处境。战争需求产生了大量的订单和工作机会，共产党不觉得私营企业家的存在，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我们会看到在战争经济效益明显的天津，私营企业遭到了严厉的打击。
        政府向企业家们开出数目巨大的罚款之后，开始会借贷给企业主，让他们用以支付罚款，政府开始成为私营企业的债权人。
        三反五反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要确认和加强政府对工人组织的控制，结束企业主和职业官僚们独立的运作模式，使得企业和政府运作，都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在党的控制之下运行。
        和镇反运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反和五反运动中的受害者们，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屠杀。他们遭到了群体恐怖暴力的威胁和羞辱，他们被迫支付巨额的罚款，他们还必需被迫支付那些他们在群众运动中“交代的犯罪金额”。他们中有的就此完全破产，他们的财产被征收，他们被关进了劳改营。
        三反五反运动中所展现的威力巨大的群众运动斗争技巧，并没有随着1952年4月五反运动的结束而消失。
        与此相反，各企业内成立了“劳资会议”，通过这个会议，党的领导干部和工人组织领袖们把握了企业营运的话语权，从此企业家们不能再根据自己的意愿，营运自己的企业了。
        中国各地城市开始了细致的“阶级成分”划分，复查和登记，这个步骤，就像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农村进行过的一样。
        城市里的居民们，被多增加了许多新的类别，城市居民开始被贴上不同的“成分标签”。他们可能是“工厂工人”，“三轮车工人”，“手工工人”，“城市赤贫”，“无业”，“小业主”，“小商贩”，和“公司职员”，诸如此类。
        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城市中新崛起了一批人，他们的革命忠诚和革命能力，得到了政府的赏识和信任。在上海这一个地方，就有四万多工人，在五反运动中，以他们的宣传组织能力，证明了他们革命的觉悟和革命的决心和能力，他们会成为历次运动中的骨干力量。同样的，在中国其他城市里，也都出现了这样一批新的革命积极份子。
        这批人都被吸收进了共产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
        到1952年底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了六百万的党员。中国共产党有理由对此时的党员队伍的城市工作能力具有信心啦。
        这一批新的党员，他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游击战和农村土改的社会革命运动，但是他们在城市群众运动中，已经接受了社会革命的洗礼，他们是坚定而忠诚的革命者。他们是共产党城市工作可以信任和倚重的力量，他们的革命精神，将带领中国城市，走向更进一步的革命。
        中国，已经走上赤色革命之路，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选择。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8 18:57

正文262

        计划一个新社会

        中国的农村土改改革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城市里的企业家势力已经被城市的群众运动所击碎，朝鲜半岛的战争也已经结束，1953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开始专注于制定中国经济的发展计划。
        中国采用的是苏联模式的经济发展计划，以五年计划的方式，对政府控制的工业生产进行量化的计划和控制。
        中国为什么决定选用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中国人对苏联的经济模式其实非常陌生，作出这样的选择，其中的合理性在那里？中国当局没有作出解释说明，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我们可以试图找到两个原因，首先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高层，包括自学成才的经济理论权威陈云在内，对西方的经济学，并没有接受过体系型的培训，苏联经济模式，或许是他们认为非常有效的经济发展工具。他们普遍认为，苏联的经济模式，是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中国的教育材料中看到，中国的教育说，苏联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另一方面，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基本是偏向于西方的，而国民党时期的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个现象，可能使得中共的高层们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缺乏足够的信心。
        还有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的，它或许觉得苏联模式的强硬有力的国家控制模式，是更为安全可靠的国家经济发展路线。
        为了预备经济的重建事业，中国的领袖们开始制定官僚招聘和工资待遇制度，开始制定新的行政管理流程，将每个城市里的工作人员按他们所属的工作机构进行登记管理。中国称之为“单位”，每一个党，政和企业的人员，都有各自所属的“单位”，建立起可追踪的记录档案。中国城市社会的人口控制和管理追踪体制，开始建立起来。
        1954年的时候，中共高层进行了一系列艰难的讨论和争执，他们所争执的内容是如何重组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结构。最终，中央集权的倾向取得了上风，1949年开始的军政合一的六大区划分被取消了。在中央政府新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国防部，国防部隶属于北京的政务院之下，全中国各地的军队，属于国防部管理。
        取消了六大区之后，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加强，各省的党书记监督各省以及省以下各层政府严格贯彻执行党中央所确定的政策。
        全中国被分成了二十一个省（台湾是第二十二个省），五个自治区（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和广西），以及两个直辖市，北京和上海（天津之后也成为独立的直辖市）。
        在这些省级政府之下，全国各地设立了2,200多个县政府，再往下，则是一百多万个党的最基层组织，分布渗透到镇，村，军队的连级，矿石，学校和企业。
        和这个政府组织方式大变革同时发生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高层政治清洗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1953年底到1954年初，两个主要的受害者是高岗和饶漱石，他们分别是东北和华东两个大区的首脑人物。他们也都是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中的重要成员，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一个重要的机构，此时这个委员会正在评估和规划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尽管他们两个人都是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但是中国官方对于他们突然失去一切权位的原因并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说明。中国当局只是对他们作出了含义模糊的“发展独立王国”，或者追随了“错误”的经济路线这样的公开指控。
        这两个人似乎是想取代周恩来和刘少奇的位置，成为毛泽东之下的中国第二号和第三号人物。他们曾经就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进行过激烈的争执，他们指责周恩来和刘少奇过于保守和谨慎。除此之外，他们也曾经煽动过其他党内高层干部们的怒火，让他们觉得他们所获得的党内权位和他们所付出革命努力是不相称的。
        他们两人在他们自己的诡计中走的太远啦，毛泽东在1953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这样的公开表态，当时高岗也在场。毛泽东声称，现在党内出现了两个司令部，一个是由我领导的，煽明风点亮火；另一个司令部是其他人领导的，煽阴风点暗火，搞地下工作。
        在作完这次公开的，但是意味含糊的表态之后，毛泽东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三个月的时间，他宣称他要休假啦。毛泽东将权柄赋予了刘少奇，刘少奇指挥了这次对党内团结情况的调查和清洗工作，这次调查工作的结果是，高岗和饶漱石遭到了清洗。邓小平在这次事件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领导作用，他积极领导了对高岗和饶漱石的调查。
        1953年，邓小平在党内作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经过这个事件之后，邓小平取代饶漱石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取代了高岗进入中央政治局，邓小平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最高核心层。
        邓小平稍后宣布高岗“畏罪自杀”，而饶漱石的下落则从此无人提及。后来的说法，他是被逮捕关进了监狱，最后在监狱中去世。
        虽然经历了这次高层权力斗争的危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在工业品生产方面，计划完成情况相当令人瞩目。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3年到1957年，但是具有喜感的是，到1955年的时候，这个五年计划的细节才对外公布。
        当时的解释是，内部就许多程序上的问题还存在着争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计划好就实行的计划，一边整理一边干一边计划，嘿嘿。
        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第一个五年计划最终的完成情况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这一段时期也是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苏联向中国派遣了数以千计的技术顾问，援助中国的工业建设。他们帮助中国人建设工厂，进行工业发展计划，建设水电项目，拓展铁路网络，甚至帮助中国人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我们会在今天还看到一些那个事情苏联援建的建筑，他们和原本的城市建筑风格显然的不和谐啦。
        苏联模式的高工业化增长，可以概括为五个基本元素，
        1. 在整个计划期间，重点拉动高增长项目的需求。
        2. 注重重工业的发展，将重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甚至说唯一看重的指标。
        3. 坚持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以确保增长可以持续。
        4. 对农业进行制度性的改造，将农业生产改造成工业化生产的模式。
        5. 固执地偏爱资本密集型投入，将这个方式视作经济增长的有效办法。
        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学生们很认真地学习了苏联导师们的这些经济观念。
        当然，中国也创造性地在苏联模式中加入了中国元素。中国对农村实现了一种残酷的“剪刀差”政策，强迫农民将超过他们四分之一的产量，以极其低的价格，出售给国家。这个对农村的残酷剥削，中共的领袖们有他们自己唯物主义者的逻辑存在。他们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应该通过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进行掠夺性的压榨，用以补贴中国的城市，刺激中国城市工业的发展。将来中国城市工业化程度高了，再反哺农村，带动农村发展。
        在城市里，中共的计划者们采取了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以推进“男女平等”和城市人口充分就业。低价从农村收购来的粮食，可以使得城市人口在低收入的情况下，维持一个不错的生活。在城市里，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起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开始进入二元世界，在城市里开始建设了各项社会福利制度，而在农村，则是另外一个世界。
        中国政府同时采取强硬有效的措施，遏制通货膨胀的出现，以保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
        到1951年3月，东北流通的内战时期共产党发行的货币已经完全退出了市场，全中国进入统一的人民币时代。
        中国政府为了达到收支平衡，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毅力，甚至不惜大幅度缩减政府和军队的支持，中国政府对政府行政预算和军队预算的缩减幅度，让外界有理由担心，这种大幅度的缩减可能直接伤害到政府和军队的运行效率。
        1950-1957年 政府支出分配
        1950 1952 1957
        经济建设 25.5% 45.4% 51.4%
        社会，文化和教育事业 11.1% 13.6% 16.0%
        国防 41.5% 26.0% 19.0%
        政府行政管理 19.3% 10.3% 7.8%
        其他 2.6% 4.7% 5.8%
        总收入 （百万元人民币） 6,810 16,790 29,020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8 22:41

正文263
        在控制支出的同时，中国政府对税务制度进行了重组，从城镇居民中获得了更多的收入。
        当我们仔细查看这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政府支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高增长的计划里，公共健康，文化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支持，是惊人的低微的。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更容易理解，若干年后，中国城镇和乡村，出现完全不同的生态的一个内在因素。
        但是尽管投入非常少，我们会看到，由于结束了长年的战乱，基本卫生条件的改善，疾病和害虫的控制，（这一切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运动方式进行的）使得中国各地的人口数量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只有广西省是一个例外。
        我们比较确定的是，1953年的时候，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现代标准的，全面的人口普查。根据这份人口普查数据，1953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已经比清国末年的时候，增加了一亿人，到达了582.6百万，到了1957年，中国的人口上升到646.5百万。
        共产党政府解决财政赤字的办法，不是像国民党政府那样印刷钞票，也不是像北洋时代那样借外债，共产党政府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发行国债，并且发动群众运动，鼓励群众“自愿”捐款。
        共产党政府有意识地压低控制了消费品的生产，使得消费品一直处在一个供应稀缺的状态，储蓄率因此就更高啦。中国银行更是大幅度地调低了存款利率，这更加强了民众对于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银行存款的年利率从1949年12月的70%到80%，下降到了1950年的18%,到了1951年，银行存款年利率下降到了3%。
        为了增强城市居民对经济的信心，鼓励他们存款到银行里，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
        比如，中国政府会公布一个“商品篮子”价格指数，这个篮子里，包括了居民生活必需的食品，布匹，煤炭，烹饪用油等商品。在中国的各大城市，政府每隔七天到十天，就会公布一次最新的篮子指数。政府同时承诺，每个居民将钱存入银行时候的指数，将作为计算标准，保障这个居民取钱的时候，本金依据取钱时的篮子指数进行换算，另外再加上滋生的利息。
        从1952年到1957年，中国零售价格年上涨幅度，都被控制在1.5%到2%之间。
        当然啦，经济发展不可能都是事事顺利啦。
        建国之后由国家投资而迅速扩大的城市工人群体中，有许多是缺乏产业工人培训，工人意识的新工人，他们中更有许多是文盲，他们的许多工人纪律性和工人素质是令人担忧的。比如，许多价格昂贵的工业设备遭到了损坏，而造成损坏的原因中，有许多令人看了摇头的原因。他们有的在安装的时候，居然没有被水平安装，有的工人在操作设备的时候，居然没有依据指示先添加机油。。。
        由于计划经济注重产量，许多产品的生产，根本不注重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的喜好需求，更不要说生产设计中的多元化和想象力啦。
        产品质量的问题开始日益恶化，到了1955年，中国一份报纸发表了这样一个文章。基于中国的新闻报纸是以宣传为目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文章是一件真实的事件，还是一个编造出来要达到教育目的的宣传材料。这个文章这么说的，某位工厂的高级经理，命令他手下的质检员小李将不合格的产品，打上质检合格的标签，这样可以按时完成生产计划。负责任的小李愤怒地拒绝了这个指令，高级经理于是将小李提拔成为助理经理，由小李负责管理质检员们的工作。改变了工作职位的小李，开始和他原先的工作同事，那些质检员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因为现在小李获得了提升，他现在的工作职责，是负责保障生产计划能够按时完成。
        中共高层的经济计划者们，对于指定经济计划的许多基本常识和流程是处于无知的状态。他们制定计划的过程中，也有许多明显的错误。他们制定的计划，还有许多生产瓶颈是根本无法突破的，北京的经济计划制定者和各地的实际计划执行者之间的争执在加剧。为了按时完成不可能完成的生产计划期限，各地的生产者们开始了作弊行为。他们会事先生产出库存，这样可以帮助到他们按时完成生产计划指标。各行业之间，也缺乏应有的协调和沟通，生产供应链的概念，在计划经济的中国，反而是没有的。
        原本存在的国语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有限度的竞争，到1955年之后也消失了。经过了三反和五反运动之后，中国在1955年开始了公私合营运动。企业主们被迫将股份出售给国家，组成了公私合营企业，企业主丧失了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中国只剩下两种工业企业啦，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进行，中共高层意识到经济发展，工业生产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进一步加强对经济的计划和控制。
        1955年，中国政府新增加了一批部门，他们是“农业供应部”，“煤炭部”，“电力部”和“石油工业部”。在电力部和石油工业部中，有许多工作人员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新一代共产党员。他们成为共产党内部标准的“知识精英阶层”，他们是党内同辈人中，接受过最高教育的一批留学人才，这两个部里的年青人，日后会在党内崛起，成为中国政府和经济发展中很有发言权的一股势力。
        到了1956年，中国政府又增加新的部门啦，这一年，中国出现了水产部，建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金属工业部，电力设备部，国家农垦部，木材工业部，城市建设部，和城市服务部。
        对于城市里的工人来说，新中国的工作机会，是一份非常有保障的工作，而工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丧失了个人的流动自由。辞职换工作，换企业，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所有的工作调动，工作的转换，都必需是由“组织”上批准的。通过新中国的工会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共产党对工人们进行了有效的控制，这是国民党根本无法做到的。
        我们如果拿一个上海最低收入工人家庭1956年的年食物消费量和1930年进行对比，我们会看到，1956年的工人家庭的食物要丰富的多啦。当然，此时的上海工人家庭，在物质标准来说，还是远远算不上舒适。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中，工业化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和农业的发展关联度很高。这个应该是和中国是农业国的背景以及中国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国家有关系。
        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原材料，需要从中国农业中获得。中国政府以配额的方式，向农村以超低的价格，购买了大批的生产资料。
        一五期间的农村改造
        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之后，在全国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血腥的土改改革运动。这个工作在全国范围基本进展顺利，到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还有三个南方的省份，土改工作还没有顺利完成。
        这三个省份是广西，广东和福建。
        在中央高层的严厉批评和督促之下，广西的土改取得了顺利的进展。但是福建和广东两省，土改的工作依旧难以顺利推广。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9 00:13

正文264
        这三个省存在着特殊的复杂性，我们之前简单地讲述过旧中国的历史。从汉朝末年开始的每一次中原地区的战乱，都会产生中原居民向南移民的浪潮。从唐朝之后，这股移民潮的目的地，从江浙一带，开始向南进入到福建，广东和广西。南下的中原人，通过征服屠杀和通婚的方式，和南方的原住民，百越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这一批祖先从中原南下的人们，他们固执地保留了许多他们祖先的传统。
        在明清两朝的修家谱热潮中，他们开始建立起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宗亲体系。在清国覆灭之后，士绅阶层在中国社会消失了，但是基于血缘纽带的宗亲势力却在南方被固执地保留了下来，这是南方三省的农村特殊性。
        另一方面，南方这些省的本地共产党干部们也有着特殊的地方。他们从中日战争时期，就开始投身于革命事业，他们和当地的地主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的是和地主们存在着宗亲关系，有的本人就是地主家庭出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战争年代还得到过地主们在物质上的支持帮助，甚至有的地主还庇护或者搭救过他们的性命。
        这些南方的“地方干部”，一方面对着南下来的干部们有着不服气和不满，他们的革命资历比许多南下的干部们更老。另一方面对着地主们缺乏北方土改中共产党干部们的革命决心和勇气。
        党中央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将大批土改不力的南方地方干部进行了撤换。从山西山东等土改革命基层好的地方，调集了大批土改干部南下担任干部职位，同时从军队中抽调有革命觉悟和工作能力的军官，让他们退出现役，转入地方党政部门出任干部职位。
        通过党中央的督促和干部队伍的调整，到一五期间，广西和福建的土改工作基本顺利完成，而广东的土改工作则要到一五结束之后，才基本完成。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农村的投入是严重失衡的。
        我们会看到，58.2%的政府支出是用于工业投资，19.2%是用于交通和通讯事业，而仅仅有7.6%的投资是用在农业上。
        我们也会看到，对于一五工业建设顺利完成起到重大帮助作用的是苏联和东欧的专家团，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这一批技术专家的帮助，中国可以完成一五计划。苏联直接供应和帮助建设了156个核心的工业设施；12,000名来自苏联和东欧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帮助中国对重大的建设项目提供了蓝图和施工技术指导；他们并且培训了至少6千名中国大学生和7千名技术工人。
        但是在农村建设和发展方面，我们却没有看到什么苏联专家团的介入和帮助。
        在完成了土改改革之后，共产党在中国农村进行了下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土改完成之后第一步的改造工作，是鼓励农民们组成“生产互助组”。一个生产互助组一般由六个或者七个家庭组成，党员干部们教育农民说，大家相互合作，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农具和牲畜的使用效率，互相帮助，达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富农，甚至一些地方的中农，遭到了歧视性的对待，他们被归入了另一类。
        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的“阶级成分”划分，又作了更为细致的说明，和城市里的阶级成分划分一样，农村社会的阶级成分，又出现了一批令人难以捉摸，定义含糊不清的新成分。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划分的论文，开始在农村干部中流传，组织大家学习理解领会，有许多新名词，这些农村干部是完全没有听说过的，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来了“半封建”社会的农村阶级划分。
        地主阶级们也得到了更为细致的进一步划分，比如“隐藏地主”，“破产地主”，“海外华人地主”，等等等等。中农也出现了“新中农”，“旧中农”，“比较富裕的中农”，这些细致的新归类。
        农村生产互助组的农民们，本来在收获季节之后就结束了互助组的关系。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在农闲的时候，被组织起来，学习理解这些农村社会的革命概念和许多新名词。
        在1952年和1953年，中国在一些地方的农村积极推动了一场社会试验。农村干部们将生产互助组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规模开始扩大了。30到50个农民家庭，组成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合作社模式下，土地和劳动力由合作社统一进行管理，但是到这个时候，土地的产权在名义上，还是归于被加入合作社的各农民家庭所有。
        合作社的作法，使得大片土地连成了一片，农民们不需要象以往那样来回奔波，一些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也可以被推广使用，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了。到每年年底，在完成了配额方式的“公粮上缴”之后，合作社所获得的金钱，一部分被划拨用于合作社的生产投资，剩余的部分则分给了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家庭。各家获得的金钱多少，有两个标准构成，一个是“地分”，就是各家庭所贡献的农田面积，一个是“工分”，就是各家庭所贡献的劳动力。
        共产党把这个阶段的合作社，称作“半社会主义阶段”，因为在这种合作社机制下，富农们因为土地比较多，他们的“地分”高，他们获得的收益也高。共产党的干部们常常将这种模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称作“低级阶段的合作社”。
        合作社的管理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管理工作，它不仅会牵涉到敏感的阶级成分问题，工作方式和具体的任务安排问题，它还涉及到种植什么农作物的选择，大片土地如何合理分区耕作的选择，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问题，以及管理者在合作社内的权威问题。
        1953年12月，中国正式宣布，在全国农村开始低级阶段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运动。但是事实上到这个时候，中国有些地方土地改革还没有完成，另外还有很多地方，农民的生产互助组还没有建立起来。
        党中央此时强调说，合作社运动必需尊重自愿参加的原则，并且告诫各地，不要冒进追求合作社运动的发展速度。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中国计划到1957年的时候，将三分之一的农村家庭，组织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
        实际的进展是，到1955年中的时候，全中国只有15%的农村人口，加入了这个低级阶段的生产合作社。
        随着一五计划的进行，中共的高层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农业的产出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工业所需要的农产品资源供应，开始出现问题。
        对于农业增长落后的成因和解决办法，又存在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解读。一种是，合作社运动造成了农业增长的落后，应该放缓合作社运动。另一种则是，更大规模的合作社运动才能够促进农业的快速增长。
        毛泽东本人是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他认为加快合作社运动步伐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加快农业生产增速，满足工业生产的供应需求，更在于将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化的改造。
        1954年10月，毛泽东公开呼吁，农村合作社的发展规模应该扩大六倍，当时党中央绝大多数委员们都支持毛泽东这个积极大胆的要求。
        但是事实上在农村的合作社运动却依旧进展缓慢，有一些地方的合作社在成立之后，就又解散了，因为当地的农民们并不喜欢这样的方式，而当地基层的干部们也同情农民的意愿。
        这个情况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他认为，如果土改后的农村依旧保持旧的土地私有制度，将会演变发展成1949年之前，旧中国农村的模样，剥削和压迫现象又回在农村重新出现。
        1955年7月，毛泽东对全国的省委书记和宣传干部们作了一次公开讲话，他告诉这批高级干部们，在中国的农村，富农们又开始抬头了，许多贫穷的农民们的生活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他们缺乏生产所需要的足够资源，他们开始负债过日子，甚至将土地出售给农民。。。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建设一个新农村，将全中国的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并且批评了许多干部的想法，他说，有些同志像小脚女人一样，行动缓慢，还一直抱怨我们走的太快了。他们有着太多的抱怨，他们自己树立起了许多禁区，他们认为缓慢的发展才是农村群众运动的正确方向。他们是错误的，他们的道路是错误的道路。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9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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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黑白妹这样的可怜人科普一下，海关外的世界吧。可怜的娃，认真是地球村的法盲啊。
在当年，万恶的纽约市议会立法，公共场合禁烟。所有餐厅哦，包括酒吧哦。
万恶啊。。。
这里粗现一个状况哦。
一个老板，一个酒吧或者餐厅老板，可以成立私人俱乐部。不对公众开放。成为特殊群体的聚会场合。一般是会员制度的啦，比较贵的啦，你懂的。
然后，万恶的老板宣称，哥的会员制酒吧，全面抽烟哦。
随便抽哦。啥？纽约立法会？纽约立法会是个叉啊，它制定的法律，能管道哥的私人地盘？
反过来，在不禁烟的产烟州，南卡那些的，会有这样的情况。
一个公司，悍然规定，哥的地盘，包括停车场哦，包括任何露天场所哦，不允许抽烟。
谁要来起诉哥侵犯抽烟权？滚粗。
哥的地盘哥做主，哥制定的法律，就是这样。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9 10:47

正文265
        毛泽东此处说到的“有些同志”，指的的是党内一些负责整体计划和农业计划的领导干部。就在毛泽东发表这次公开讲话前几个礼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作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报告，李富春宣称，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也就是十五年的时间，才能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完成。很显然，李富春的立场和毛泽东是相反的，而李富春的立场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们的支持。
        毛泽东的作法，是违背了正常的组织纪律的。根据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党中央的决策，是有正常的传达渠道的。而毛泽东则绕开了这个程序，直接对来自全国各地的省级干部们，宣布了他激进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主张。这一批省级干部们，是基层农村工作的直接领导者。
        毛泽东违背党的组织纪律，而党中央却没有对他的违纪行为作出批评和处理。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个人已经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啦。
        1955年10月，在毛泽东擅自将激进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指令下达给了省级干部们之后，党中央被迫正式批准了毛泽东的主张，党中央决定在一些地区先进行试点试验。
        1955年底开始，在一些选定的地区，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开始开动起来，党员干部们开始教育发动农民们进行大规模的合作社改造运动，这个阶段的合作社运动中，“地分”的比重开始降低，“工分”的比重开始增加。为了迫使富农和中农参加合作社，干部们开始采取了各种教育，鼓励和胁迫的措施，其中包括，对他们停止了信用贷款的发放，不再允许他们借用一些设备和设施，党的干部们要他们明白，加入高阶段的合作社，会使得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
        高阶段的合作社是规模庞大的，一般由200到300个家庭组成。这么大的规模，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自然村庄的范围，共产党开始指派专职的干部管理这样的合作社。
        到1956年，农村的高阶段合作社运动开始加速推广，各地高阶段合作社的数量开始增加，而低阶段合作社的数量开始减少。与此同时，政府已经不再发展“互助组”。
        1950年到1959年间 中国农村所有制变化（家庭为单位）
        年 互助组 低阶段合作社 高阶段合作社
        1950 10.7% N/A N/A
        1951 19.2 N/A N/A
        1952 39.2 0.1% N/A
        1953 39.3 0.2 N/A
        1954 58.3 1.9 N/A
        1955
        秋天 50.7 14.2 0.03
        年底 32.7 63.3 4.00
        1956
        一月底 19.7 49.6 30.70
        七月底 7.6 29.0 63.40
        年底 3.7 8.5 87.80
        1957 0 N/A 93.50
        我们会看到，到1957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这个阶段，尽管绝大多数的土地都加入了高阶段合作社，农民们还是被允许保留一小块自留土地，这种作法使得农民们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私有土地概念，也使得他们有地方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劳动力。这些自留地是以合作社的总耕地面积的5%为上限，各地具体规定略有不同。
        农民们在自己的自留地上投入了充满激情的勤劳劳动，他们可以将这些自留地上的出产拿到城镇的市场上去出售。这笔收入，补充了他们从合作社获得的工分收入。
        农民们通常在自留地上种植蔬菜，蔬菜的市场售价要比粮食作物高好几倍嘛，你懂的。
        1956年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这一年，各地农民家庭收入中的20%到30%来自自留地。
        另外有一个惊人的数据显示，农民所养的生猪，83%以上，是靠自留地获得的金钱收益和自留地里的菜叶在维持的，农民们出售自留地的出产获得金钱之后，买猪种和猪食，同时将菜地里的烂菜叶混合在一起，饲养生猪。这种组合也被用来饲养其他的家禽。猪和家禽产生的粪便，又被农民们利用成肥料，使用在自家的自留地上。
        这个现象，引起了毛泽东和一批党内领导人们的警觉。他们开始担心，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农村又会出现贫富分化加大的现象，又会有新的剥削阶级出现。
        在1956年和1957年这两年里，普遍来说，中国农民的吃的比1950年代好了，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甚至超过了城镇人口。与此同时，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已经浮现出来了。农民们通过自留地的发展，养殖的鸡鸭猪越来越多，他们的蛋类和肉类消费也开始增加了，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城镇人口的平均消费水平。
        这个现象，是超乎了共产党领导们的想象的。中国投入了那么钱和人力在城市，是为了大力加快城镇工业化的发展，提高城镇人口的生活水平。将来再反哺农村，因为根据唯物主义的理解，城市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他们也有着更高的革命觉悟。
        中国农村出现的现象，给共产党领导们带来困惑。中国政府下一步的农村政策应该如何调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关键性的一段历史时期。

        外交政策和“少数民族”政策
        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努力

        在清国的时候，中国（那时候被称作大清帝国）是东亚绝对的大国。清国以上国自居，往往自称“中国”，清国是东亚文明圈的中心，清国的皇帝和士大夫们甚至真诚地相信，清国是天下的中心。
        清国作为朝贡体系的中心国，在东亚享有至高的大国地位，中国是文化价值观的输出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整个东亚文化圈，都受到中国输出的孔夫子主义书籍，汉字，和中国历法的影响。东亚国家，都仰视文化价值观的输出国，中国。
        1840年之后，这一个朝贡体系逐步瓦解崩溃了，中国的文明大国地位也崩溃了，甚至中国自身都走上了全盘学习西方的道路。
        但是曾经有过的大国情节，却一直存在于许多中国知识份子的心中。
        我们会看到不论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还是后来的蒋介石，他们都执着于这样一个梦想，带领中国走向统一，然后走向富强，重归大国地位，可惜他们一个又一个都失败了。
        1950年代之后，中国的领袖们也在努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邱吉尔曾经刻薄地说，蒋介石时代的中国“大国”地位，只是纸上的大国。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出来的实际能力，根本不能算上大国。
        虽然中国没有公开宣布加入朝鲜半岛的战争，但是中国志愿军是共产党中国所派遣的这个事实，世界各国其实都看到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更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加复杂化了。中国明确了自己一面倒归向苏联的真诚和决心，同时中国明确显示出了它对于美国的敌意。朝鲜战争之后，台湾将不再在中国的控制之下，中国也失去了进入联合国的机会。
        1953年，中国在国内积极推进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加强了提升改善自己国际形象和地位的努力。
        这是一段中国国际形象相当正面的时期，中国以一个新生，乐观，而且负责任的国家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与中国国内所进行的一系列激进极端的社会革命不同，此时中国呈现给世界的，是一个温和文明的形象。
        这一阶段外交工作的总设计师，是周恩来。他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领袖，他是中国政府的最高行政首脑，政务院的总理，同时又负责中国的外交部工作。除此之外，周恩来还是中国最高权力核心的成员，他是党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委中的一员。
        周恩来是一个资深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他又在二次大战期间在重庆积累了丰富的外交谈判经验。我们或许可以从三个方面寻找他成为一位成熟的外交官的原因，他的家庭背景出身，他青年时代在法国的经历，他在共产党内多年斗争中所积累的灵活性经验。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9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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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立之后，周恩来最初的外交努力是发展和印度的良好关系，他同时和独立后的印度领袖尼赫鲁，建立起友谊关系，这是基于相互尊重的友谊关系。在周恩来的努力下，1950年和1951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力征服西藏的时候，印度选择了接受和不介入干涉。之后印度成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信使，在朝鲜半岛停战谈判中，往来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传递消息，同时也以居中调停人的身份，在中美之间的艰难谈判中起到帮助作用。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开始出现明显转变，不再那么强硬好战，朝鲜半岛的和谈僵局在这之后被打破。艾森豪威尔总统关于入侵中国，甚至发动核打击的威胁，成为一个不体面的威胁而已。各方在朝鲜半岛达成了停战，和平终于回到了朝鲜半岛。
        周恩来去莫斯科出席了斯大林的葬礼，出于没有解释的原因，毛泽东选择了在北京为斯大林戴孝服丧，而没有去参加伟大革命导师斯大林的葬礼。假如毛泽东去莫斯科的话，他将发现，他的地位，中国的地位，已经大大提高了，不再是他第一次去苏联时候的处境。
        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受到了苏联方面高规格的接待和尊重。在斯大林的葬礼上，周恩来被安排和苏联的三个领袖，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站在一起。在武装护卫的斯大林棺材之后，是赫鲁晓夫和周恩来他们四个人。周恩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在苏联新领袖们心目中的地位，显然大大提高了。
        赫鲁晓夫完全改变了斯大林时代的作法，他以平等和尊重为原则，处理和中国的关系。1954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五周年，赫鲁晓夫此次的访问，为中国带来了令中国高兴的外交成果。
        在莫斯科之行的前后时间里，周恩来一直努力加强和接壤的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1952年底，周恩来和蒙古共和国签署了经济和文化合作协议，之后又和北朝鲜的金正日签署了条约，中国正式承诺对北朝鲜的战后经济重建提供援助。
        中国同时也和越南境内的共产党造反革命武装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中国在广西省内加快了公路和铁路的建设，以便于向胡志明的武装力量输送援助物资。中国对胡志明领导的越共革命武装力量，提供了大批的物资援助，支持帮助越共和法国殖民政府之间的武装斗争。苏联对于此时越共的革命斗争，并不热心扶植，真正对胡志明的革命事业提供巨大帮助的，是中国政府。
        周恩来还和缅甸的总理吴努建立起了良好关系，缅甸和印度此时正在发起和平共处运动，周恩来的努力，使得中国和缅甸，印度的友好关系更加深了。
        中国真正获得国际外交界的关注度，则是在1954年4月的日内瓦会议上。这次国际会议的议题，是越共和法国殖民政府之间在越南的战争。周恩来以调停人的身份，周旋在苏联，法国，美国和越共之间，周恩来所表现出来的耐性和谨慎，被认为对各方最后的和平协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越共统治的越南北方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两年之内，南北越将举行全民大选，选举成立南北越统一的联合政府。越共同时承诺，他们将停止在南越地区的武装革命斗争。越共同时承诺，从老挝和柬埔寨将越共革命武装力量撤退出来。
        在日内瓦会议上，有一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周恩来走进一个房间的时候，他发现房间里除了别的外交官之外，还有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杜勒斯是一个固执坚定的反共人士。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迅速传播了世界各地，大大提高了周恩来在国际社会的声望值。
        周恩来主动向杜勒斯伸出手来，试图和杜勒斯握手，表达彼此间的敬意和问候。看到周恩来伸出手后，杜勒斯居然傲慢而失礼地转过身子，走开了，一边走，杜勒斯还一边说，“我不能够。”I cannot。
        遭到杜勒斯如此显然失礼的对待之后，周恩来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懊恼和失控，他只是一耸肩膀，面带微笑无视了杜勒斯的粗鲁冒犯行为。周恩来此次的表现，得到了当时室内旁观人士们的赞赏和尊敬，他开始赢得国际社会外交界的声誉。
        在日内瓦会议中，中国被告知，中国没有资格担任任何一天会议的主席。周恩来对这样的安排，非常冷静成熟地接受了，而且表现的非常合作。
        国际社会开始觉得，周恩来是一个文明人，有着文明世界的礼仪和修养。
        周恩来接下来的一件公共举动，不仅羞辱了美国，而且再一次提高了他自己的声望值。
        周恩来邀请电影明星卓柏林共进午餐，畅谈人生啦，理想啦那些的。卓柏林当时正在美国国内遭到激进人士的政治迫害，他被迫流亡居住在瑞士。
        在日内瓦开始赢得国际社会的知名度之后，周恩来继续他的外交事业，他继续致力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1955年4月，二十多个亚非国家在印尼召开了万隆会议，中国也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们必须先理解一些这次万隆会议的历史背景。
        中国所支援的越共革命武装力量在越南战场上所展现出来的军事实力，使得一批东南亚反共国家产生了恐惧。
        1954年9月，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马尼拉签署军事互助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形成。这个条约的目的是组成军事互助的盟友关系，防止共产主义运动的扩散蔓延。东南亚条约并没有专门成立军队，但是各缔约国承诺相互间的军事援助，并且在泰国曼谷设立的东南亚条约总司令部，司令部下设几个机构，用以协调缔约国之间的公共关系，区域安全，文化事业，和经济合作项目。
        中国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悲愤控诉，中国称，中国正努力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和人类的发展进步事业，然后在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策划和支持之下，一个针对中国“侵略包围圈”正在形成。
        1954年秋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福建炮兵部队，对金门开始了炮轰，同时还派遣一架侦察机飞越了台湾上空。
        国民党方面出动空军对中国大陆进行了一系列的轰炸攻击。
        1954年12月，美国和台湾正式签署了双边防务条约。
        为了消除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万隆会议的发起国，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尼和锡兰（斯里兰卡）决定邀请中国参加万隆会议。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非常有技巧地把中国以一个和平爱好者，中立不干涉的形象，推向了各国。同时周恩来警告参加会议的各国，要小心哦，美国是有着霸权主义倾向的。在万隆会议中，周恩来抛出了一句名言，“亚洲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颗原子弹是在亚洲的土地上爆炸的。”
        周恩来应邀参加万隆会议之后，又开始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东南亚华人的问题。
        东南亚华人给中国国内的亲人们汇回了大量的外汇，中国方面不希望失去这么大的外汇收入，中国方面不希望他们对所在国的忠诚度遭到怀疑。
        在印尼，马来亚，越南和菲律宾，居住着数量庞大的华人移民，他们往往在当地具有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包括零售行业在内的许多经济行业，几乎完全被华人社区给垄断了，各国对他们的国家忠诚度有着怀疑，对国家的经济安全表示担心。
        当时最担忧华人忠诚度的国家是马来亚（新加坡此时还没有独立），马来亚共产党自从1948年发动武装叛乱以来，一直在各地进行着恐怖袭击活动。之后他们开始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模式，在农村建立起了“解放区”。马来共产党的成员中，有90%是华人，马来当局因此怀疑，当地的华人是受中国共产党当局操纵的，马来共产党是受中共操纵的。
        马来当局的这个怀疑的依据，其实是牵强的。马来共产党的成员中90%是华人，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当局所忽略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包括新加坡在内，马来亚华人社区的绝大多数华人，却是极度憎恶共产党的。
        而在共产党革命武装力量活跃的印尼和菲律宾，华人参加共产党革命武装的，则微乎其微。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9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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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外华人群体问题之外，东南亚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华人问题，这是国共内战的后果。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武力压迫之下，有数以万计的国民党军队逃进了中国西南边境以南的密林地带。
        1948年，缅甸获得独立之后，缅甸政府一直没有对边疆地带进行有效的管理。
        李弥将军率领着国民党军队的残部，成立了“反共救国军”，他们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
        这支部队得到了美国方面的一些援助，但是他们主要的经费来源则是鸦片种植和贩卖。
        1953年，有七千多官兵撤离了这个地区，去了台湾。
        但是到万隆会议召开的时候，在缅甸和老挝边境，还存在着七千多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另有数千人则割据在泰国北部边疆地区。
        清国以来，中国中央政府是一直把移居海外的华人看作本国的国民。清国时代，清国驻外公使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管理和维护大清国海外臣民的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到目前还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
        东南亚各国担心华人效忠中国，颠覆当地政府的担忧，引起了中国当局的关注和回应。
        1955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政府签署了中国的第一个双国籍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居住在印尼的华人们，必需在两年的时间里作出自己的选择，或者选择作中国人，或者选择作印尼人。
        但是由于中印两国内部流程的问题，这个协议最终正式生效，是要到1957年啦。
        虽然日后中国的作为，完全无视中国曾经的承诺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但是至少在1950年代的这个时候，周恩来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开放性，和文明谦恭，使得东南亚各国开始对周恩来和中国产生了好感和敬意。
        在台湾问题上，周恩来此时也表现出了一个外交家的成熟。
        当时美国曾经建议蒋介石，完全放弃在行政区划上属于福建省的金门各岛屿，完全切断台湾和福建的关系，美国愿意武力保卫台湾宣布独立。美国一直认为，悬而未决的台湾问题是一个潜在的火药库，台湾宣布独立之后，这个问题就明朗简单啦。
        周恩来说法中国政府，放弃了对金门等岛屿的武力征服。
        1955年5月，周恩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周恩来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尽一切努力，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至少到这个时候，新生的中国，以一个负责任，和平文明的形象，开始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好感。

        少数民族政策

        西学东进，中国开始全盘西化，这是一个渐进漫长的过程。“民族”这个曾经兴起于欧洲近代历史的社会学概念，开始传入了中国。
        我们已经讲述过，民族这个词是如何被翻译到中国，又如何被张冠李戴地搞出一个“民族者，人种是也”的皇汉民族，炎黄子孙。
        在中华民国的时候，中国是五族共和。国民党奉行的是皇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但是国民党倒并没有在民族划分这个问题上表示出太多的激情。
        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情况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共产党中国一面倒倒向“老大哥”苏联之后，全盘学习苏联，苏联的“民族”概念，又被引入了中国。
        中国开始了新一波寻找“少数民族”的运动，我们无法理解这些民族划分的统一标准是什么，但是好在我们知道，如何区分中国的少数民族，汉族，中国的户口本上，多了一栏，“民族成分”。
        日后经营广西的多年的李宗仁归顺中国，他惊奇地发现，广西出现了一个“民族”，叫作“壮族”。
        经过一段时间，唯物主义专家学者寻找民族的努力之后，中国成立之后，迅速出现了54个“少数民族”，他们的总人口占到了30百万。
        这些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中国的边境地区，中国开始向少数民族地区派出了共产党干部。工作组开始进入这些少数民族生活地区，他们一般会先去寻找当地的头人，和这些头人们交朋友，有的时候，他们也会遇到一些会说汉话的人。
        工作组接下来会进行一些帮助工作，比如帮助这些原住民治理沼泽，控制瘟疫，兴修水利灌溉工程。
        在这个阶段，原住民的传统和习俗得到了共产党工作组的尊重，比如当地的一些饮食禁忌，当地的一些习俗规定，工作组都会尽力尊重并且不冒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事例，由于无知，工作组很长时间不能和原住民改善关系，后来他们才知道，他们无意中破坏了传统。访客必需坐在篝火的左边，而他们却有人坐在篝火的右边。
        在白天，工作组帮助原住民一起工作，和他们一起耕作，打水，或者从事别的工作。到了晚上，工作组会表演一些宣传教育目的的小话剧，歌舞剧，向原住民们教育灌输阶级剥削压迫的概念。在这些表演中，汉人的官员们，一般被描写成邪恶凶残粗暴的恶棍。他们代表的是万恶旧社会的反动派，阶级敌人。
        接下来，熟悉了当地社会之后，工作组会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被剥削阶级”，比如，在西藏的铁匠。在藏民社会中，铁匠的地位低下，他们往往在当地的议事会里缺乏话语的权力。
        随着工作组工作的开展，原住民开始对工作组产生不信任了。有的原住民说，“石头不能作枕头，汉人干部不能作朋友”，有的地方的原住民则说，“如果我们学了读书，我们的肚子会疼，我们的庄稼会枯萎，我们的女人会不能生孩子”。
        汉人干部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醒来会发现，游民民已经趁着夜色离开了他们。
        在西藏，有一些和汉人干部们合作的藏民，遭到了自己的族人的攻击，有的甚至被杀死。
        1950年代初期的时候，甘肃的穆斯林爆发了武装暴动，这场暴动和中国的血腥残酷镇压，让我们想到了1870年时候的回变。在一些城镇，回民被禁止进入，汉人和回人的紧张对立在加剧。
        记录显示，至少到1957年的时候，在西南地区，一个“彝族”的奴隶主头人，还是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尽管有这些禁止对立，误解，甚至公开的暴力仇恨行为存在，共产党的干部们还是在努力在少数民族招募发展党员，对他们进行党的革命思想教育和培训。
        1956年，共产党自豪地宣称，他们拥有了第一批藏民党员。（之前在长征时期，曾经有些藏民加入了共产党，他们不被计算在内。）
        1957年的时候，民族团结杂志自豪地宣称，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了40万少数民族。（当时中共党员众人数是12,720,000），并且还拥有60万的少数民族共青团员。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来说，共产党在边疆少数民族人群中的发展壮大，让他们觉得，边疆原住民存在的问题和麻烦，应该是可以逐步解决的，就像他们在广大汉人社会中取得的成就一样。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9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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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改革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朝鲜战场上勇猛作战，但是他们却遭到了屠杀性质的打击。虽然中国方面没有公开公布过数据，美国军方估计中国志愿军的伤亡人数在70万到90万之间。根据战场上的观察，中国军队的医疗设备严重缺乏，食物短缺问题严重，中国军队甚至没有准备好应对朝鲜半岛寒冷冬天的保暖装备。在冬季战役中，至少有90%的中国士兵遭到了冻疮不同程度的伤害。中国军队配置的武器也缺乏标准性上的一致，他们有的美国武器，日本武器，德国武器，俄罗斯武器。甚至一个团里面，四种制式的武器并存。
        1951年之后，大集群的苏联米格战机加入战斗，中国军队的处境得到了一些改善。但是在海上力量来说，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可以阻止骚扰美国军舰巨炮打击陆面部队的海上力量。
        在1953年，朝鲜战争正式结束之前，中国已经开始了军队现代化改革的努力。
        中国的军队改革目标，是要将共产党军队改造成一只现代化，职业化的军队，能够在现代世界里，进行一场常规战争的对抗。
        彭德怀在朝鲜战争之后出任中国国防部长，他坚信，中国军队建设的出路，是应该学习苏联模式，建立起一只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应该抛弃掉1930,1940年代形成的游击部队的传统。彭德怀的这个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共领袖们的认同。
        1953年，毛泽东发表公开讲话，号召全中国人民掀起向苏联学习的高潮。
        解放军的训练手册里，出现了毛泽东的讲话，美国反动派的军队虽然是纸老虎，但是他们的训练和武器装备都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完全不同。要彻底打败，消灭美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军队，要建立起一只现代化的国防军队。
        中共的领袖们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如果要建立一只装备良好，训练精良的现代化军队，必需对共产党的军队进行大规模的裁减。
        在朝鲜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中国国内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裁军行动。一但一个官兵的原籍城市或者乡村，预备好了他的就业机会，他就将退出现役，返回原籍。
        1950年的时候，共产党拥有5百万多的军队。到1935年，人民解放军的数量下降到了3.5百万。有近3百万的军人退出了现役，另外招募1.5百万的新兵。到1956年，军队数量下降到2.75百万，到195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规模已经裁减到2.5百万。
        1954年发生的高饶事件，其中的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许多中共的高层干部们担心，建国初期的六大区制度，使得各地方拥有了太强大的实力。
        1954年，六大区制度被废弃，全中国的军队被划分成了13个大军区。大军区的司令官向解放军总部报告。而解放军总部则有两条汇报线，一个是彭德怀领导的国防部，另一个则是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职位。
        一个大军区，通常下辖两个省，有的是三个省。这种新的制度，缩小了地方可能形成的对抗中央的实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到此时已经开始浮现出一些迹象。中国军队开始出现工程兵，铁道兵，通讯兵这些技术型的兵种，同时出现了ABC部队。所谓的ABC部队，是防核武器，防生化武器，和防化学武器作战部队。
        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划，中国军队实现了现代化的改装。到一五计划结束的时候，中国军队已经普遍装备了统一制式的现代陆军武器，比如步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中口径野战炮。因为成本的原因，中国军队在自走炮，装甲运兵车，重型工程设备和坦克方面，装备率还是过于低下。
        人民解放军在南京，北京和大连成立了军事院校，培训新一代的军事指挥官，同时也有大批的中国军官被送去苏联基辅的军事大学留学培训。
        1955年，经过两年的试验之后，中国颁布了征兵法。
        根据征兵法，中国所有18岁到20岁的青年男子都必需注册登记，接受征兵官员的检查和挑拣。有犯罪行为和“被剥夺政治权力”的人，则没有资格参军。家里的独子，中学和大学学历的人免于征兵。各地征兵办公室都被分配了征兵指标，全国每年招募80万名新兵。
        对许多能够被挑拣过关，加入军队的年青人来说，尤其是那些家庭相对贫困的年青人来说，当兵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他们可以获得向上晋升的机会，也可能获得某些技术技能的培训。
        没有被挑选上的那些年青人，和服役三年退役的老兵们，则被注册登记，成为了预备役人员。
        通过共产党的爱国宣传教育，当兵成为一件光荣的事情，中国并不会为兵源问题发愁。
        海军和空军的兵役时间，则相对长一些，因为牵涉到比较高的文化要求和专业培训，这是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在这个时候，海军的兵役时间是5年，空军则是4年。
        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最初负责空军培训学校的副校长，他原本是一名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因为同情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他在1946年的时候，驾驶一架B-24轰炸机，变节投奔了延安。他之后因为历史问题，遭遇到了残酷的迫害，在1968年去世。
        其余的培训人员，则是在1945年在满洲，接收了日本军队的飞机，并且得到了苏联飞行员的一些培训。
        1951年开始，苏联开始向中国大量供应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同时也供应小数量的喷气式轻型轰炸机。
        但是苏联一直不允许中国得到长途中型和重型轰炸机。
        1955年，苏联允许中国在国内生产组装米格17战斗机。
        但是我们会看到，由于缺乏研究能力和设计能力，中国一直没有尝试过开发自己的战斗机型。
        中国虽然在科技水平上处于落后的困境中，1955年，钱学森回到中国，给中国减轻了一些压力。
        我们有理由质疑当年美国移民局行为的合法性，钱学森居然被美国移民局扣留了长达五年的时间，直到1955年。
        在钱学森的指导之下，中国开始组织培训发展起自己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国开始了火箭和弹道导弹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中国的核物理学家们在苏联杜布那Dubna核武器研究中心接受了培训，他们开始接受了核武器开发研究的培训。在中国国内，另外有一批核物理学家们进行着独立的核武器研发研究。苏联答应在不久的将来，将提供一枚原子弹原型给中国。
        我们大家应该还记得，清国自强运动的时候，清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方向之一，是要建立起一只亚洲最强大的现代化海军舰队。
        此时的中国，已经没有了这样的雄心和实力，去作这样的追求。
        中国并没有在海军发展上投入过多的资金，中国海军建设的主要方向是建造一些海岸巡逻艇。这些小炮艇的主要作战任务，一般就是阻截台湾向大陆沿海投放的一些特工啦，防止走私啦，防止中国的变节者偷渡海外啦。
        苏联也为中国的海军建设提供了一些帮助，苏联将几艘二次大战以前的潜水艇，退出现役，送给了中国。
        1955年，苏联终于撤出了旅顺军港，当他们走的时候，也很慷慨地将几艘军舰送给了中国。这其中有两艘驱逐舰，还有五艘更新式些的潜水艇，其中的两艘潜水艇是具有远航能力的。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在这个时候的中国海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世界海洋世界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海岸巡逻舰队。
        人民解放军所进行的职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中一个最令共产党感到麻烦的是，在中国再次浮现出来的精英意识。
        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农村和城市里的群众运动，对地主和企业家们进行了残酷暴力的斗争，共产党所宣传和所追求的是一种“平等”和“集体合作”精神。
        在军队里，在游击战争年代，许多军事决定都是大家讨论商量之后作出来的，在那个年代，军队的战斗任何和发动群众的任何是一样重要的。可是在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军队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军衔等级制度开始被正式确立起来。“革命同志的情谊”开始在军队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工资待遇差别也开始明显加大了，一个中尉的月工资是一个士兵的十倍，而一个上校的收入则是一个中尉的三倍。
        高学历的军官，意味着他可以更快地获得晋升，并且可以获得更多的培训和晋升机会。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9 1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