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生不自由谈｜他连小儿女都没能看上一眼，就在违规隔离中死去

12日，一篇题为《洋县39岁男子隔离期间死亡；家属：低风险返乡仍被集中隔离》的家属爆料文章刷了屏，令人唏嘘不已。

程立辉，39岁，工程师。上有老，下有小。家中的顶梁柱。

他这次回老家陕西汉中市洋县，一为看病——他有糖尿病，在老家住院看病报销比例高些；二为看他的一双小儿女——女儿13岁、儿子10岁。

10月30日16点半，他一下高铁，未及去看小儿女，就被防疫人员违规要求拉去集中隔离，说是外省返乡“必须集中隔离7日”。但他是从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回来的，该街道是低风险区，他是绿码。

 

他随身所带药品有限。他提出即便隔离，也去定点医院，未获允。

他19点半被拉到集中隔离酒店；21点20左右，出现身体不适，向防疫人员申请外出就医，又不获允。

可见，满足被隔离人员紧急外出就医需求的应急专车，在当地，并未按国家卫健委的要求配备。

次日上午，程父多方反映，希望能把程立辉转入医院。到下午15时左右，程立辉被120救护车接去洋县医院。是正常转入，还是已发生什么紧急情况？**21点分左右，家属接到医院电话，让立即赶至医院**；到后医院称：“程立辉经抢救无效而死亡”。具体死亡时间，如今不详。

怎么偏偏，就在被违规隔离期间发病、死亡的呢？究竟是巧合，还是其他？

根据家属披露的情况：在程立辉被隔离当晚，21点左右，程父和他有过电话沟通。程父问：“吃饭了没有？”；程立辉答：“没有人管，饭还没有吃。”家属直指：隔离酒店的保障措施缺失或执行不到位，程立辉“在隔离酒店十几个小时没有吃过东西。”

 

当地相关部门，则对此解释称：“30号晚上去酒店，已经过了饭点。31号饭是放在门口的。”

糖尿病肾衰竭，是种最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人是挨不得饿的，饿坏会有引发严重代谢紊乱，以致糖尿病肾功能衰竭的风险。那么，从“肾衰竭，不治”的医院诊断结果看：程立辉是不是被违规隔离后，又吃不上饭，饿坏了，饿发了病，申请就医又被拒，延误救治，拖出了并发症，最终抢救无效死亡的——即生生饿、病、失救，痛苦而死的呢？

当然，这只是一种合理推测。究竟怎么回事，需要当地防疫部门，公开集中隔离酒店的监控视频（比如送饭情况、程立辉状态情况等），及洋县医院的详细诊疗病历，才能揭出谜底。

但程立辉死后，当地派出所只是给家属念了下医院的诊断结果——“肾衰竭，不治”，就完了，再无其他。

当家属要求看书面诊断病历，及监控视频等客观性材料；却答以“政府秘密”，无可奉告。关于程立辉的病情变化，及送医后的详细救治情况，十多天过去，家属至今一无所知。

而根据原卫生部《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第12条规定：医疗机构是应当受理，死亡患者近亲属或其代理人，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的申请的。家属有知情权。

既然程立辉被拉去集中隔离，涉及人身自由限制，这是种行政强制行为；集中隔离酒店监控所采集到的和程立辉相关的信息，也就属于政府信息的范畴。这些信息，既和程立辉家属切身利益紧密相关，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7条规定，家属也是有权申请获取的。

洋县防疫部门，都捂在手里，美其名曰“政府秘密”，拒不满足家属的合情合理合法诉求，究竟意欲何为？会不会是欲盖弥彰？

又怎么能让一个无端被违规隔离的人，在“暗箱”中就此死去？

程立辉，他再也没法睁开双眼，看他的那对小儿女了。

他这次返乡，连小儿女一眼都没能看上，就在违规隔离中，不明不白的死去。

这是一件多么悲催的事。

人不乳化，化自乳 

读宋史的赵大胖｜我很怕过那种什么都要抢的生活

01

前两天我们小区门口排队，一共两列，每列都是两百来人的样子。根据我这段时间排队的经验，大概要排40分钟左右。

我排在其中一列的最后，跟着队伍往前蠕动了几分钟以后，远远的队伍最前端突然有人开始喊：“开第三列了，快过来排队。”

我身边的人有些将信将疑，站在原地观望，有的跃跃欲试，走出队伍去观察，有的已经开始快步走了出去。

我是一个跑马拉松的，我当时穿的是一双跑鞋，我已经站在队伍的最后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要是马上冲出去往前飞奔，如果第三列队伍开了，我一定能够比现在节约至少20分钟的排队时间，如果第三列队伍没开，我哪怕跑回来也不会损失什么，也许还能比现在更前进几位。

但是我还是放弃了。

因为我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很让我难受的画面，就是超市的大门打开，一群老年人蜂拥而入去抢鸡蛋，然后不知道怎么就切换成影视作品里饥荒年代官府施粥的场面，一群群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灾民拿着破碗拼命往锅前面挤的样子。

荒唐而残酷，我真接受不了。

众所周知，我并不富有，也并不清高，但是我就是喜欢排队、不喜欢抢，我觉得这是一种病。

02

十多年前我在报社当编辑的时候，正是报纸最红火的时候，发行量大，广告多。但是很让人心酸的是，广告多业务好，并不代表编辑记者就能挣更多的钱，反而经常会降低收入。

我们这些编辑的工资是计件制，基本工资很少（你懂的），大部分收入都是靠做的版面累计起来的工分。报社的广告多了以后，领导为了控制成本不愿意扩版，就只能让广告来压缩新闻版面。编辑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版面压缩了，编辑就富余了。

所以每天傍晚版面安排出来以后，主任都要阴沉着脸做悲伤状地说：“今天砍了两个版，有哪两个编辑想要休息的，主动提出来。”

我们从中午就开始对接稿件、制作稿单、跟进记者……各种前期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就差把稿件放到版面上这么一哆嗦了，如果现在回去，相当于一天的活儿白干了，一分钱拿不到。所以办公室都沉默着，没人说话。

那时候我刚买了房子还在装修，按揭费、装修费几乎已经把我掏空了，特别需要钱，但是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我先忍不住，主动站出来说“我休息吧”。然后关上电脑，坐公交车回家。

我也痛恨自己这种心理状态，但就是做不到跟人抢，哪怕坐在凳子上不说话、用无声的态度来抢，我都做不到。

03

我过过很长一段需要“抢物资”的生活，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爸妈在乡村中学当老师的时候，我们那个小山村每个月要来一趟货车，就是给公社、医院、学校这些“吃公家粮”的单位送煤炭。

煤车卸货以后，地上会残留很多极细的煤渣，其实按照形状来说，已经算煤灰了，公社、医院、学校的食堂不用这个，但是我们普通人家可以把它们收集起来，混合一点黏土捏成团晒干，能当煤球用。

每次煤车到的时候，如果不是上课时间，就会有很多孩子带着自己家的撮箕去抢煤灰，我也会去抢。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没有富余的口袋或者盆子、桶，只有那种竹子编的撮箕。你知道我们怎么防止煤灰漏吗？带着撮箕出门，经过水田的时候，抓一把稀泥糊在撮箕里。

煤车卸货的时候我们不能动手，只能远远看着，各个单位的炊事员把自己需要的份额分走以后，剩下一摊煤灰摆在地上，等公社的采购把衣服下摆一拍，转身离开的时候，就是我们行动的时候。

大家用撮箕舀，用手扒拉，互相推搡、互相咒骂、甚至使绊子下黑脚，就为了能给家里多装一点煤灰回去。

回家之后，衣服手脸全是黑乎乎的，像极了煤炭工人。

04

其实在那个年代，我抢煤灰这种事情，只是我父母、甚至全社会的人的一个极小的缩影。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因为资源紧缺，几乎什么都需要抢，如果不抢你就根本得不到。

到供销社买紧俏的生活物资需要抢，甚至会提前几天跟相熟的售货员打探，某某物资到货的大致时间，然后由售货员根据你的地位和你们之间的关系来权衡，先通知谁后通知谁。

学校分房子需要抢，你千万不要以为凭什么“双职工”“教龄长”“学生竞赛得过奖”之类的条件就能顺理成章地拿到房子，你不抢，既代表着你没有刚需，也代表着你这个人好欺负，那领导就可以先考虑别人。

坐公交车需要抢，你要是不抢，别说座位了，你都上不去。以前我们重庆公交车有一个段子，说上车要经过两个国家，一个是越南（翻越栏杆，重庆话南栏不分），一个是古巴（鼓捣往上扒，也就是强行往上爬的意思），你从这两个词里面就能想象当时的惨烈状况。

我小时候生活的山村，逢三六九赶场，盛夏时节会有冰棍贩子从区里坐一两个小时的车来卖冰棍，一个木头箱子，外面包着肮脏的棉被。

这样的隔热条件很差，送到外面山村来的时候冰棍都已经软踏踏的入口即化的状态。

你知道吗，这时候正是暑假，所有的孩子都不上学，嘴馋的孩子拿出自己的零花钱守在车站等着公交车来，冰棍贩子刚一下车，一群孩子举着手里的分币冲上去，乞求的眼神、卑微的动作，活生生把购买变成了讨饭，把甲方搞成了乙方。

05

我想我可能是过够了这种什么都要抢的生活，现在很怕再去过那种日子，所以从内心深处就很抵触这种状态。

我能明白，以前的年代是资源短缺，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购买或者分配到原本应该属于他们的东西，所以只能靠抢。

我把这种状态称之为“具有一定规则的丛林法则”，有规则，但是不多，而是规则是用来保护资源提供方、而不是资源需求方的。

这种规则，对于我这样永远无法成为资源提供方、只能成为资源需求方的人来说，很残酷、很现实、很驯服。

这两年，不断听到“抢菜”这样的话，我也写过不少关于这个话题的作文，很多人觉得我闲得慌、蹭热度，其实我是恐惧。我这种很抗拒“抢物资”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总不可能让七十多岁的父母去干这事儿，还是只有我自己咬着牙去跟人抢。

说句实在话吧，我的身体在同龄人里算强壮的，我玩手机也算是同龄人里面熟练的，如果非要抢，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我都不会吃多大的亏。

但是我是真的从内心深处抗拒这种事情，我很怕回到当初那种什么都要抢的日子。

希望这一天永远不要到来。

人不乳化，化自乳 

每日一语

 

养猪场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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