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关于“共存”或者“清零”的争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究其原因，奥密克戎极强的传播性挑战着我们“动态清零”的政策。

最近两个月，从深圳，到长春，到上海。奥密克戎长驱直入，攻城略地。

 

我们还在咬牙坚持。

因为香港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不清零，以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我们就会被动与病毒共存，等待着医疗系统被击穿，至少千分之一的国民死于这场浩劫之下。

资产丰厚的富裕群体也许是不畏惧的，他们总有办法享受更好的私人医疗，但对于没有特权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种前景是一种可怕噩梦。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生命权，是我们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防疫，是正当的，是我们对生命的承诺。

 

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逐渐壮大，很多人开始呼唤“躺平”和“共存”。


这值得我们重视，因为过去两年，我们的防疫卓有成效，几乎没有“躺平”的声音。

但这次不同，声音之大，烈度之强，绝非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就能解释。
这种自下而上的声音，是因为，随着时间战线拉长，病毒的进化，传播性的大大增强，防疫难度大大提升，抗疫代价也节节攀登，而承担代价的人不堪忍受，他们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晋江公安局，前两天拘留了一位不配合疫情防控的人员，该人员谎称自己出门买菜，实际上则是去打工。

 

这则新闻看起来魔幻，但更魔幻的，是它背后反映的整个群体。

不是所有人在封闭政策中都能居家办公，多得是停工便停了收入的群体。没法出去上班，便没有收入来源，收入停，但房租不会停，饥饿感不会停，明天还要到来。

最近半年，多个城市的疫情反复卷土重来，线下商店封了开，开了又封，街边店倒了一批又一批，许多小个体户每日都生活在恐惧和噩梦之中。市中心的商场门可罗雀，大面积亏损的实体店便开始大规模裁员，苦的是失业的底层员工。

老百姓第一个月足不出户，第二个月好不容易放出门，第三个月疫情卷土重来，又封闭起来。人关久了，精神是要出问题的。

毕业生眼看着毕业，却被封控起来，考研面试推迟，考公推迟，企业招聘工工作无限期延后，时间越是绵延，心情便越是焦虑抑郁，担忧工作没找落，更担忧随着时间流逝，待在家里一事无成，职场竞争力不断耗损。

 

基层医护人员，大量下沉社区的基层公务员和志愿者，在两年的抗疫中疲于奔命，每日奋战在一线，从采集核酸到录入数据，从组织管理到运送物资，日复一日在高危和高压下坚持工作，他们也疲惫，倦怠，感到支撑不住。

如果疫情防控是一场闪电战，只要“撑过去”就会好，那所有人都有勇气去咬牙坚持。但疫情已经来到第三个年份，最新进化出的奥密克戎变种传染性空前强大，我们不得不采取更加严格的防控措施才能阻断它的传播。

与此同时，疫情后本来就生活艰难的老百姓，变得更加艰难。

常态化的防疫，大面积的封闭管控，在日复一日中，量变引起质变，已经开始伤害最普通老百姓的民生。

是吃不起饭，还不起房租，缴不起贷款，面临着司法拍卖的那种民生。

最可怕的是，这一波咬牙扛过去了，下一波呢？

看不到头的疫情，不知道还要撑多久，这是最绝望的。

其实，那些喊着要“共存”的老百姓，并不是真的想和病毒共存，他们只是想出门，想有工作，想上班，想吃饱肚子，想赚钱养家。

嘴上说“共存”，看起来是反对“抗疫”的投降主义，是不考虑老百姓死活的“西方精英主义”，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无奈。

无论是抗疫还是共存，代价都由最普通的老百姓承担。

富裕的精英群体是不承担代价的，和病毒共存，他们总是不缺医疗资源的，照样可以买买买，吃吃吃，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哪怕是抗疫封控，代价也不由他们支付，君不见上海近日的抗疫中，徐汇区高档商圈仍然门庭若市；即使是被封闭了起来，高档小区也有专人保供物资，他们的大礼包比普通人不知高了几个档次。

收房租利息的食利阶层总是不担心的。抗疫便抗吧，他们不担心失业，不担心裁员，不担心饿肚子，毕竟他们靠的不是打工，不是辛苦地跑业务，躺着收租便能赚钱的群体，腾挪的空间大极了，没什么能够影响他们的生活品质。

 

两年疫情，穷了失业被裁员的百姓；两年疫情，穷了投入大量资源抗疫的国家财政，但富裕的豪绅、明星主播，所谓的食利阶层呢？

他们风花雪月的狂欢生活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群体性地“偷税漏税”，在应当履行的公民义务前反复横跳。

 

社会危机是如何发生的呢？历史反复告诉我们，随着国家和王朝的发展，食利阶层逐渐壮大窃取国家政权，使国家站在百姓的对立面，他们以社会为代价收取垄断的“经济租”（包括地租、金融租等等，它们不是生产成本，而是垄断特权对收益分配的排他性占有，是食利者的免费午餐），不断抬高社会成本，使广大劳动者由此负债累累，成为食利阶层事实上的奴隶。

对奴隶的榨取不能无限制的发生，当百姓被剥削至极点，便产生社会危机。

而在食利阶层壮大的过程中，唯有依靠强大的国家和人民的力量，压制食利阶层、反垄断、抑豪强，向食利阶层加税，减少广大劳动者不合理的债务负担，建立社会保障，才能释放经济活力，维持社会的健康发展。

今天，老百姓面对疫情感到焦虑和不安，激烈争论着“共存”或“清零”。事实上，大家讨论的不过是选择一种不幸亦或是另一种不幸。在讨论中，普通人互相攻击、彼此攻讦，却模糊了真正的焦点。

两年来，疫情就像是千斤坠，让每一个讨生活的人更加步履蹒跚；疫情又像是透视镜，将人间的疾苦原原本本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民生是如此脆弱而又如此艰辛。

因此比起讨论“共存”还是“清零”，我们更应把目光投向疫情之外，聚焦问题真正的焦点，即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更公平、更有保障、更有活力的社会。

更公平的社会，应该建立更加公平的税收政策，要对持有巨额资产的食利阶层征收更多税收，要降低劳动者身上的负担，提升社会生产效率，释放经济活力。

降低资本和地租的回报，提升劳动者劳动的回报，国家从食利阶层手中转移支付建立更完善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等），而不是将税基朝向背负债务的99%的劳动者，唯有这样，才能重新激发劳动者的活力和安全感、获得感，重振老百姓的消费信心，让我们的经济脱虚向实，重回正确的循环与繁荣。

唯有政府出手，群众监督，走共同富裕、优化社会保障之路，我们才能跳出这“天下兴亡皆百姓苦”的怪圈。

我们的保障体系每好一分，经济的基本面每强一分，老百姓的恐惧和焦虑便能减弱一分，无论是共存还是清零，老百姓都能生活得更加从容，更有底气，更敢期待一个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