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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吸引不了人才”、“中国人才流失问题严重”，这种说法是不是已经在你脑海中根深蒂固了？
但最近的几件事让我意识到，全球的人才暗流，也许正在发生逆转。
前几天，一个在某大学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近半年他们学校来了好几个日本青年学者，有的还带着老婆孩子一块过来。
我的第一反应，是质疑这件事的真实性，第二反应则是质疑这种现象具不具有普遍性。
随后查证各方面资料，又向一些业内人士求证，才发现是我自己格局小了。
11月7日，日本一家叫“TBS新闻”的媒体发了一篇文章：《为什么科学界重量级人物都流向中国？“人才流失”一词无法概括的现状》。
其中提到，今年8月东京理科大学原校长藤岛昭带着自己的研究团队，全盘迁往中国，入驻上海理工大学。
在上海理工大学官网也可以查到这则消息：藤岛昭教授及其团队聘任仪式于8月30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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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领导与藤岛昭院士团队合影，左侧是藤岛昭团队
这次“全盘迁徙”在学术界不亚于一次核爆。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藤岛昭的分量，这么说吧，他已经不是“大牛”一词能匹配的了，他是光触媒反应的发现者、光催化之父、数次获诺奖提名的光化学家。
1986年任东京大学教授，2009年当选欧洲科学院院士。如果你学的是光化学方向，就会经常看到以他名字命名的定理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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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光化学家藤岛昭 / 图片来源：上海理工大学
什么是光催化？
举个小小的例子，中国国家大剧院用的自洁玻璃，就是应用了光催化技术。它可以让玻璃表面永远保持清洁、还可以让镜子不产生雾气、甚至还可以用在空调中来分解甲醛。
中国引入藤岛昭，除了他学术上的成就之外，更看重他在学术圈的影响力和资源。光在国内，他就带出了刘忠范、姚建年、江雷三位院士，在国际上更是桃李遍天下。这对上海理工整所大学的地位提升都会带来很大帮助。
所以上海理工大学也是待之以礼，准备花几个亿专门给他建一个研究所。
像藤岛昭这样的重量级科学家来中国，近几年已屡见不鲜。前些年是青年学者居多，这几年顶级大牛也多了起来。
例如日本的脑神经科学家御子柴克彦，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天皇奖得主，加入了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他和藤岛昭都是未来非常有希望拿诺奖的日本科学家。
中村修二，日裔美籍电子工程学家，2014年来中国，在深圳创立了中村修二激光照明实验室，随后还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日本的建筑工学专家上田多門，日本工程院院士，被内定为日本土木工程协会下一任会长，2016年来到深圳大学做研究。
日本人工智能专家，石渕（yuān）久生，原来是日本大阪府立大学教授，在人工智能方面在日本排名第二（按论文引用数排名），被南方科技大学以10倍于原来日本的研究经费挖走，2019年因工作出色还获得了“校长杰出科研奖”。
2017年，日本国立天文台的梶野敏贵教授加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担任“大爆炸宇宙学与元素起源国际交叉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他研究的是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目前已将一半研究活动转移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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梶野敏贵教授
另一位核物理学家谷畑勇夫，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物理与工程科学学部外籍院士，早在2010年就加盟了北航，一直到今天仍然在职。
Masahito Hayashi（不知道日文名叫什么，有翻译成山下雅史的），搞数学和量子计算的，2018年来到南方科技大学深圳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所，2020年成为该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
以上列举的这些，都是名声比较响的。还有很多年轻的、名声不大的学者，更是数不过来。
比如青年学者岛袋隼士，2016年在日本获得天体物理博士学位，2020年初正式加入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再比如就职于山东大学空间天气物理与探测研究中心的日籍学者野和田基晴等等。
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截至2017年10月，旅居中国的日本研究人员约8000人。日本文部科学省则指出，在截至2019年3月底的那个财政年度内，18460名日本大学研究人员至少在中国待过一个月，这一数字4年内增加了25%。
法国的《世界报》也报道，中国已经超越韩国成为日本科学家的优先目的地，仅次于美国。
不只日本，欧洲高端人才来中国常驻发展的也是越来越多。
毕业于西班牙萨拉戈萨大学有机化学专业的博士佩德罗·拉沃尔达，2015年来到中国，先后在南京农业大学和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工作，现在在南通大学做教授。
去年抗疫的时候，他还拍摄视频向西班牙的家人朋友介绍中国抗疫经验，在西班牙电视台播放。
2020年底，拉沃尔达主持了一个西班牙在华研究者协会，这个协会更是汇集了在中国工作的100多位西班牙科学家和学者。
另一个代表性案例，是计算机专家、语音领域大牛、AI语音Kaldi之父丹尼尔·波维（Daniel Pov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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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波维
这可是AI语音领域毫无争议的大佬：2003年取得剑桥博士学位，在IBM和微软累计工作10年之久，一直致力于研究计算机语音识别技术。2019年11月正式离开美国，加入了小米集团。
为什么要远渡重洋来中国？
2019年4月，他还在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授，当时学校里发生了一场关于种族歧视的抗议运动，参加抗议的学生占领了一座大楼，一占就是一个多月，而丹尼尔·波维的研究项目所需的服务器就在这座大楼里。
他先是向校方申请进楼拿回服务器，被拒之后，这位理工直男怒了，直接拿了把钳子就要硬闯。发生冲突之后，黑人学生控告他是种族主义者，校方则指控他有暴力行为。8月，霍普金斯大学以“危害学生安全”为由把他开除了。
随后facebook给他发邮件表示有意雇佣他，但同时又说：你上家单位是因为安全问题解雇你的，按我们的规定要先考察六周才能最终决定是否录用。
这种态度让丹尼尔·波维非常不爽，干脆拒绝了facebook。然后，就跑来中国加入了小米。
这些年入职中国公司的大佬还有：
2017年知名量子计算科学家、密西根大学终身教授施尧耘入职阿里。
2018年初，美国国宝级科学家、两次理论计算机最高奖哥德尔奖得主马里奥·塞格德（Mario Szegedy）入职阿里云量子实验室。
2021年9月，法国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洛朗·拉福格（Laurent Lafforgue）加入华为。
此外，德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的神经科学家、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负责人之一Nikos Logothetis，也即将连同他的家人和团队一起迁移至中国。
他为啥来中国？他研究灵长类动物大脑，需要经常抓动物做实验，例如将电极探针植入恒河猴的大脑。
这可不得了，德国反动物研究小组就找过来了，说动物遭到虐待，要起诉他，甚至警方还突袭了他们的研究所，Logothetis本人还收到了死亡威胁。
最终，他们决定集体搬到中国，入驻上海国际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ICPBR）。
科学家们来中国的原因各不相同，背后却又有某种相似的缘由。
上面提到的日本学者野和田基晴，在一次采访中说：有些报道一味强调薪资和职位，让人误以为我们来这里只是为了挣钱，因此遭到日本网友的攻击，被骂“卖国贼”，实际上在日本真的找不到工作，没有发挥才能的空间。
工程学家上田多門则说：我67岁了，在日本教授65岁退休（要让出位置），可我还想继续做研究，在日本退休以后继续做研究很难了。
而深圳大学一听上田多門愿意来，立马掏钱买了先进设备、建好研究室来迎接。上田教授感叹道：在日本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设备，一台可以把测定材料表面3D化的机器，要800万日元，在北海道大学的时候一直没有这个经费买，到了深圳二话不说就买来了。
可以说，日本人才来中国的直接原因是发展受限，而中国空间广、研究经费足。至于深层原因，则是近二十年两国经济活力的差异。
而欧洲的科学家，则常常是被“政治正确”逼走。比如丹尼尔·波维，就差点被扣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Nikos Logothetis因为动物保护组织的威胁，研究事业无法继续。
国外人才的流入，加上自己人才的培养，中国2019年的科研人员数量已达210万人，位列世界第一。
2020年全球6167位高被引科学家名单，我国内地上榜人数达770人次，位列世界第二。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是科研经费：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直属研究机构统计，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研发费用在20年间增长了约13倍，居主要国家之首。另一方面，日本的研发费用几乎持平，没有显著增长，2019年约为19万亿日元，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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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日科研经费增长情况
是的，中国的研发投入早已超过了日本，这一点可能不太符合我们的“印象”。但我查了很多资料相互佐证，这一点确信无疑。
关于研发经费，中国可追溯的最早数据是1991年。那一年是134亿美元，而日本是1024亿美元，美国是2368亿美元。
彼时，中国连美国的一个零头都赶不上。
但随后就开始一路跨越：1993年超过俄罗斯、1999年超过英国、2001年超过法国，而到了2014年，中国又一举超过欧盟所有国家的总和。
这注定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如今，距美国还有一步之遥。
随着科研水平提升，中国论文数量也是指数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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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研究所的报告，在全球被引次数排名前10%的科学类论文中，中国论文的数量2018年首次超越美国，位列世界第一。
数量是够了，质量怎么样呢？
在论文被引数排名前1%的顶尖论文中，中国2018年也占据了25%，紧追美国（27.2%）。
国际顶级科学期刊《Nature》有一个“自然指数”，在2020年的自然指数中，中国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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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情况，用名言来讲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用白话来说就是：
有钱了，啥事都好办。
在以往的认知中，一说经济，中国一定是涨势喜人，但一说尖端科技，那必然是扑街的。总而言之叫“大而不强”。
但现在，中国正在用“大”堆起来“强”，正在用数量堆起来质量。
我忽然感觉到，是时候改变以往固化的思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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