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的就职演说全讲的内政,没讲外交,也没提到中国。
这是拜登2011年9月7日发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他当时任美国副总统。十年过去了,很多都变了,或许也有没变的。
以下是原文翻译: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9年,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后几个月的时候。中国当时刚刚开始经济改革,而我随同第一支参议院代表团见证了这一进展。
上个月在中国各地访问时,我见证了中国32年来巨大的变化,但是关于它强势崛起的辩论仍然似曾相识。
第一次访问时和现在一样,有人担心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对美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现在,美国以及亚太地区的一些人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存有冷战对抗或是大国对峙的想法。一些中国人担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目标是遏制中国的崛起。
我不赞同这些观点。
我深信,一个成功的中国能够使美国更加繁荣,而不是不如现在。
由于贸易和投资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任何一方的成功都关系到另一方。在从全球安全到全球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上,中美面临着共同的挑战,肩负着共同的责任———也有合作的动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努力让中美关系建立在稳固基础上的原因。从我与习副主席共度的近12个小时来看,我确信,中国领导层同意我的观点。
我们总是聚焦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是去年,美国公司对中国输出了总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支撑着中国数十万个就业机会。事实上,我们对中国出口的增速要远远超过我们对世界其他地方出口的增速。
我见到的中国领导人都清楚,他们国家的经济必须从由出口、投资和重工业带动转变为更多由消费和服务带动。这包括,继续采取措施调整人民币币值,并向外界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平机会。随着美国人增加储蓄、而中国人增加消费,这一转变将提速,从而为我们带来机会。
美国和中国在合作的同时,也在竞争。我坚信,美国能够而且必将因这一竞争而繁荣发展。
首先,我们必须正确地看待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美国目前的GDP接近15万亿美元,仍然相当于中国GDP的两倍多;我们的人均GDP超过4.7万美元,更是中国的11倍。
尽管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但事实是,主要还是美国人持有着美国的国债。中国仅持有美国财政部发行的有价证券的8%,而美国人的持有量则近70%。
我们作出的履行金融义务的不可动摇的承诺既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也是为了海外投资者的利益。这就是美国从来没有不履行过自己的义务、而且也永远不会这么做的原因。
或许更加重要的是,21世纪的竞争在本质上更偏向美国。在20世纪,我们在衡量一个国家的财富时主要看的是它的自然资源、土地面积、人口和军队。而在2 1世纪,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在于其国民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正如我在成都对中国学生所言,美国人生性热衷创新。竞争根植于我们的社会,它让每一代美国人都把毕生精力投入在改变世界的想法上———从轧棉机到飞机、芯片和互联网。
美国的实力要归功于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不要只是接受既成的正统观念,而要去挑战和改进。对于自由表达的言论和热烈的辩论,我们不仅持容忍态度,而且进行赞扬。
法治保护着私有财产、使投资具有可预见性,并确保人们不分贵贱都能得到法律保障。我们的大学仍然是全世界学生和学者的最终归宿。我们欢迎拥有技能、抱负和渴望改善生活的移民。
目前来看,美国之强就是中国之弱。我在中国说过,要想完成向创新经济的过渡,它将必须敞开自己的体系,特别是对人权敞开体系。基本权利是普世的,而中国人民渴望拥有这些权利。
自由能够使一个人释放出所有潜力,而没有自由则会滋生动荡。开放和自由的社会是最能促进长期增长、稳定、繁荣和创新的。
我们有自己的工作要做,需要确保愿意工作的美国人都能找到一份好工作,需要不断吸引世界顶级人才。我们必须继续投资于我们的根本力量:教育、基础设施和创新。
但是,我们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我们采取大胆的步骤,没有理由美国不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
作为在全球旅行达50万英里的副总统,每次回到美国,我总是对我们的未来怀有同样的信心。一些人或许会发出美国将衰亡的警告,但是我不在这些人之列。而且我向你们保证:从我在中国度过的时光看,中国人也不在这些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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